2006年第4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42006 (总第176期)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Social Sciences) General Serial No.176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摘　要: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自成体系。

第一,哲学上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立引发了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并峙,以《诗学》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美学是正统的理论;第二,文学的定义是“生活的批评”,其内质是对人生、历史的透视,具有伦理价值的严肃性;第三,文学的人性首先针对的是由历史现代性激发的“物性”所造成的人文精神沦落,其次才是阶级性问题;第四,文学的创作是心灵的合规则的秩序与活动,它遵从的是文学的纪律;文学批评应注重文学活动的审美自律,而不能过于关注“他律”。

这一古典主义理论的源点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关键词:梁实秋;新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4-0047-08余光中先生为《梁实秋先生纪念文集·秋之颂》写了篇卷首文,题为《金灿灿的秋天》,这充满诗意的文题确是梁实秋先生一生的写照。

梁实秋作为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理论的奠基人,原是热衷浪漫主义的文艺青年,“但是美国之行把他带到新人文主义的门下,博学慎思的白璧德把他从浪漫的热血提升到古典的清明。

这位留学生三年后回国,从此转头批评外来的浪漫倾向,成了古典的砥柱。

”[1](P4)从热衷于浪漫主义转成古典主义的中流砥柱,从“浪漫的热血”提升到“古典的清明”,余光中几句话就概括得十分精到。

对于梁实秋文学理论观念的转变与形成,海内外学界均有人研究,比较成功的论述有斯洛伐克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第11章《梁实秋与中国新人文主义》、罗钢《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等,他们的论文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但是侧重于从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视角进行相对系统、全面的概括与论析,并做出一些新的学术判断,这是推进、深化梁实秋研究必不可少的行程。

收稿日期:2006-06-01作者简介:俞兆平(1945-),男,福建福清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地位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源自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其要则有四点:其一,“左右开弓”。

即对培根为代表的征服自然的物质功利主义和卢梭为代表的放纵情感的浪漫主义,进行双向抨击。

白璧德认为,一方面,崇信科学与机械,注重物质功利的追求,势必牺牲智慧,抑制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扩张、放纵个体的自然情感,趋向于极端,也不利于完备的道德规范的建立。

因此,必须高扬人文精神,提升人性,遏制物性,节制感性。

其二,常态的人性。

人性中包括欲念和理智,即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与冲突,人必须以理智节制欲念,以善战胜恶,建构健康的常态的人性与社会。

其三,规训与纪律。

新人文主义者处世的原则与态度,在他们常用的“关键词”中便透示出来:规则、纪律、节制、约束、秩序、界限等。

白璧德多次提及孔子的“中庸之道”就带有这意思,主张人不能顺其天性,自由胡乱扩张,必须加以理性地约束与规范,使其有节制地平均发展。

其四,传统与恒定。

新人文主义者在培根、卢梭所代表的物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现代性思潮的冲击下,痛感道德伦理的解体、社会行为的无序、人文精神的沦落,有着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及维护传统文化的使命感。

他们否定文化的进化观念,而向传统文化寻求恒定的价值标准。

那么,梁实秋如何在接受中建立起他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呢?从白璧德到梁实秋,古典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有极高的位置。

他们认为,西方文艺理论的派别虽然很多,但主潮只有两类,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梁实秋说:“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主义的正统,及自柏拉图以降的浪漫思潮,两大思潮相激相荡相反相成,西洋文学自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2](P114)以《诗学》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其正统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亚氏的“摹仿论”为古典主义之核心要义,可惜世人不是真切地理解其深层涵义,往往把它当成一种现象、表象,或形貌外观上的摹仿。

梁实秋解释道:“所谓文学之模仿者,其对象乃普遍的永久的自然与人生,乃超于现象之真实;其方法乃创造的、想像的、默会的:一方面不同于写实主义,因其模仿者乃理想而非现实,乃普遍之真理而非特殊之事迹;一方面复不同于浪漫主义,因其想像乃重理智的而非情感的,乃有约束的而非扩展的。

故模仿论者,实古典主义之中心,希腊主义之精髓。

”[1](P73)梁实秋的解说极为精辟透彻,亚氏的“摹仿说”,既不同于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对客观外物镜子式的反映,因为它模仿的是理想与普遍的真理,本质上是创造的;也不同于浪漫主义,因为它的想像是重理智的,而非仅是主观情感的发泄,它在方法上是约束的。

这样,就突出了作为古典主义核心的亚氏“摹仿说”的深层、内在的特质,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了合理的、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两大思潮的区别何在呢?梁实秋先从哲学的高度上来进行区分:“把自然人性化(to humanize nature)是古典主义者人本主义者的主张;把人自然化(to naturalize man)是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的主张。

由前者则人为宇宙中心,自然界之森罗万象供吾人之享用;由后者则人与自然合一,使人与一草一木同列于平等地位。

”[2](P148)哲学上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立引发了文学上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并峙,这一见解颇为新颖,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人本主义即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成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凌驾于自然界之上;而自然主义强调自然界是真正的本体,人仅是自然物之一,与自然合一。

这两种哲学思潮各有优点,也各有偏执,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提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3](P73)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前程。

由于白璧德、梁实秋高度遵从古典主义,其精神深处的人本主义根深蒂固。

他们把人的完善、尊严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自然人性化”,人本身就是目的,类似于“自然向人生成”;并强调每个人在其本身之内都怀有全部的人性。

这些人本主义的内涵均渗透在梁实秋的文学理论中。

他认为由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经文艺复兴,至17、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及19世纪后半叶对浪漫主义的反拨,这个绝大的西洋文学主潮都是在人本主义的范围以内。

他进而指出:“人本主义者,一方面注重现实的生活,不涉玄渺神奇的境界;一方面又注重人性的修养,推崇理性与`伦理的想像',反对过度的自然主义。

”因此,西方的人本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极为接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孔子的哲学也多有暗合之处。

所以“我们现在若采取人本主义的文学观,既可补中国晚近文学之弊,且不悖于数千年来儒家传统思想的背景。

”[1](P161)在梁实秋的心目中,人本主义成了拯救混乱、病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灵丹妙药。

哲学上的区别之后,梁实秋进而以形象的语言进行分辨:“古典主义者最尊贵人的头;浪漫主义者最贵重人的心。

头是理性的机关,里面藏着智慧;心是情感的泉源,里面包着热血。

古典主义者说:`我思想,所以我是。

'浪漫主义者说:`我感觉,所以我是。

'古典主义者说:`我凭着最高的理性,可以达到真实的境界。

'浪漫主义者说:`我有美妙的灵魂,可以超越一切。

”[1](P39)头与心,理性与情感,智慧与热血,思想与感觉,理性真实与心灵超越,两大思潮特质相互对照,尤为分明。

最后,他对两大思潮做出了价值判断:“`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

”“统观西洋文学批评史,实在就是健康的学说与病态的学说互相争雄的纪录。

古典主义是健康的学说,新古典主义便是健康衰退的征候,浪漫主义便是病态的勃发。

”[1](P124)只有理性的节制与平衡才是健康的,而偏颇、畸形的情感发泄则是病态的。

梁实秋的这段话似乎出自歌德。

1829年歌德在和爱克曼的谈话中言及:“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

这样看,《尼伯龙根之歌》就和荷马史诗一样是古典的,因为这两部诗都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

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

”[4](P188)作为18世纪德国启蒙主义“狂飙突进”时期领军人物的歌德,原本是追求个性解放,肯定自我,强化情感表现的,并引发了而后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潮。

但是到了晚年,他的美学倾向有所变化,转而贬抑浪漫主义,褒扬古典主义。

同样从浪漫主义转向古典主义的梁实秋,对歌德的话自然引起共鸣,引为己用。

从中可以看出,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推崇,不仅源自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而且还立足于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

二、文学的概念定义梁实秋较少谈到文学的概念定义。

在《文学的美》一文中,论及文学批评时他有如下的表述:“假如我们以`生活的批评'为文学的定义,那么文学的批评实在是生活的批评的批评,而伦理学亦即为人生的哲学。

所以说,文学批评与哲学之关系,以对伦理学为最密切。

”[1](P196)由此看来,梁实秋比较倾向于文学是“生活的批评”这一定义。

这和他当时所接受的理论体系有关。

“文学是生活的批评”源自英国19世纪批评家阿诺德(Matthe w Arnold),在其《评论二集》的《诗的研究》中,他强调了诗的社会使命,主张在一个信仰逐渐崩溃的时代,用诗来代替信仰,因为只有诗能解释生活,安慰并支持人们。

因此,诗的内容必须具有真实性与严肃性,必须是生活的批评。

这里,阿诺德从社会功能、历史使命的角度对文艺的定义作了界定。

梅光迪曾评说过白璧德与阿诺德之间在学术观念上的传承关系:“白璧德先生以新人文主义倡于哈佛,其说远承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精义微言,近接文艺复兴诸贤及英国约翰生、安诺德等之遗绪,撷西方文化之菁英,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卓然自成一家言。

”[5](P146)可见从亚里士多德———阿诺德———白璧德———梁实秋,其学术薪火,一脉相传。

其特质就是偏重于文艺的社会功用,强化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梁实秋文章中不断引用阿诺德的观点也可见之。

例如:“阿诺德论莎孚克里斯的伟大,他说莎孚克里斯能`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

这一句话道破古往今来的古典主义者对于人生的态度。

惟其能沉静的观察,所以能免去主观的偏见;惟其能观察全体,所以能有正确的透视。

故古典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常态的、是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