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讨论文学翻译者的主体创造性摘要：接受美学认为文本具有不确定性，读者在对文本的诠释过程中起主体性作用。

在此，接受美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接受角度看，译者翻译的只是他头脑中的文本，即是译者和文本对话、达到视域融合的结果。

译者对文本未定因素和空白的具体化，是语符—意象化中译者再创造的根源。

另外，译者不同于普通读者，他必须向译文读者传达原文的意义，此时译语文本的隐含读者作用于译者语言符号的选择。

意象—语符化过程实际上是译者创造性运用译语的过程。

关键词：接受美学文学翻译译者主体创造性一、引言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翻译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理解、表达和校对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翻译活动都是与译者的主体因素紧密相连的。

译者的主体创造性表现在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具体特性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译者作为翻译实践中的主体因素，连接着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有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对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有两种最有代表性的理解：一种是传统译论中所当作负面因素论述的“主观介入”，要求译者要服务好原作者，又要服务好读者；一种是比较文学所涵盖的译者“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提出来的，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这两种理解有一个共同点，即是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介入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他们都不曾解释译者再创造的发生发展过程。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再创造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探讨，来说明创造性是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

二、接受美学简介接受美学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联邦德国，其主要理论代表是尧斯（Jauss）与伊瑟尔（Iser）。

尧斯是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其著作《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首次全面地提出了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建立起以读者的阅读活动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

尧斯认为，首先，文学的目的为读者，离开了读者，就没有文学。

其次，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地作出反应的环节。

这就是说，阅读作品的过程并不是作家与作品单向地向读者灌输形象与意义，而读者只是被动接受的过程。

读者对作品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释，其接受是阐释性的接受。

而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本身，不只是作者所赋予的，或作品本身所囊括的，还包括读者阅读所增补和丰富的。

所以一部文学作品能够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

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

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无穷延伸的可变曲线，一个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过程。

在这一系统中，尧斯突出了历来被忽视的读者（接受主体）参与价值创造的作用，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才能获得现实的存在与生命。

伊瑟尔是接受美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

伊瑟尔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在阅读过程中生成的、文本与读者之间一种活生生的相互关系与作用。

伊瑟尔指出，文学作品有两极，可将它们称为艺术的和审美的。

艺术的一极是作者的文本，审美的一极则是由读者完成的。

而作品本身既不等于文本，也不同于文本的实现，它必须被确定为两者之间的中途点上。

文学作品在被读者欣赏的过程中才成为现实的审美对象。

所以，只有文本与读者的结合才形成文学作品。

伊瑟尔强调文学作品乃是文本与读者双向交流的结果。

一方面，他认为读者的阅读绝非被动接受，而总是以各自的经验、趣味、倾向性去领悟、理解和接受文本的，因而阅读过程实际上是读者对文本的补充、丰富、再创造，从而使文本的意义趋于完整和确定。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文本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文本为读者的再创造提供了若干潜在的形态与可能性，并最终决定着读者欣赏理解的方向。

读者的创造是以文本提供的可能性为前提的，不可能不受到文本的种种制约。

那么，文学作品作为阅读行为的产物，乃是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双向交流的结果。

不能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既然文本的潜在意义是由于读者的参与才得以实现的，因此，在伊瑟尔看来，文学作品的理解不是单一的，而是极为丰富的，是无法离开读者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

而这种能动性包含着发现与创造。

首先，伊瑟尔吸收了茵伽登的现象学理论，认为文学文本具有结构上的“空白”。

文学文本只提供给读者一个框架或轮廓，中间有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与充实。

接着，伊瑟尔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所谓“空白”，就是指文本中未实写出的或明确写出来的部分，它们是文本已实写出部分向读者所暗示或提示的东西。

这种“空白”是文本向读者寻求把空缺连接起来的无言邀请，即请读者自己把情节接上。

“空白”是吸引与激发读者想象来完成文本、形成作品的一种动力因素。

接受理论对译者的解读活动的启示，在于它对读者（译者）在文本解读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揭示。

三、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和译者之所译传统译论认为翻译是翻译原作文本，即是把原作文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原作文本经过译者中间人传译到译语而生成译语文本。

由于这种对翻译过程的简单认识，多年来人们一味地追求译者的隐形，以便原作能够原汁原味地被翻译成译语，在理论上提出等值、等效、信达雅等，作为指导翻译的准则。

然而，翻译实践表明，人们赋予文学翻译的目标与文学翻译实际达到的结果之间始终存在差距，出现了要么译作胜过原作，要么原作胜过译作的现象。

接受美学观认为，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阅读。

译者首先是读者，在对原文本的阅读中，总会带着自己的“前理解”对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因素借助想象加工，使其具体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读者／译者的“具体化就是一种‘重建’活动，是一种心理加工、改造和创新活动”，“对本文的再创造。

在翻译的“重建”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融入自己的感情体验、生活经验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接受美学区分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就显得十分必要。

第一文本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制品，第二文本是与读者直接发生关系的审美对象。

这一区分是直接服务于“读者中心论”，但是在客观上澄清了以往文论中对二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同时也为翻译中的“不等值”现象做出了解释。

仔细考察翻译的过程，不难发现，我们翻译的并不是原作文本，而是译者在和原作文本对话中在译者心中产生的“第二文本”。

译者头脑中产生的第二文本，是译者与原作文本对话、达成“视域融合”的结果，但它并非译者面前的由作家创作的第一文本。

由于视域融合和读者的个人历史有关，因此不同的读者在阅读相同的文本时，不能产生完全相同的“第二文本”，只是和原作文本近似的文本群。

因此要求翻译中追求等值是不现实的。

四、翻译中的两个阶段与译者再创造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活动，并非像人们想象那样只是单向直线传递过程。

翻译活动中出现的主客体分别是：原作者、原文、译者、译文和译文读者。

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读者的译者从原有的期待视野（前结构）出发，在与作品召唤结构的具体接触、碰撞中了解原作意图及意义，通过辩证的“对话”深入作品内部，达到译者视域和作品的视域的沟通与交融，然后通过译文将自己了解的原作意图及其相关信息与读者交流，从而完成一次跨文化语言交流活动。

从过程上看，整个翻译过程可粗略分为两个阶段：译者对语符—意象化过程和意象—语符化过程。

1.语符—意象化翻译即是译意，而文本的意义，尧斯认为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一是读者的赋予。

在接受美学看来，文本呈现为多层次、开放性结构，只是提供多种意义实现的可能，文本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和空白。

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阐释者，一旦文学语言激活了读者的感性经验积累，读者就会在既定的期待视野控制指引下浮想联翩，触类旁通，展开想象翅膀，甚至创造出文学语言所未提供的暗示的意象意境，或者超越文学语言的意象意境，这里更多夹杂着读者自己的心理体验与积累。

这一过程，即是一个把语符转化成意象的过程。

这一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读者的既定期待视野，一是读者对文本不确定性和空白的具体化，即是在既定的期待视野下的具体化过程。

读者依据自己的前理解条件及能力所展开的视野，以及从该视野出发对文本产生预期，进入文本的世界。

也正是从这一视野出发，读者对文本中的不确定因素和空白进行具体化，他的理解注定要与文本世界的某些意义领域错位，或者与作者的意图错位或发生偏差，正是这种不一致性赋予了译者创造性的空间。

这至少表现三个方面：文体层次，形象层次和意蕴层次。

翻译中的接收过程和单语的接受过程不完全相同，它涉及两套语言、文化体系。

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文学语言的模糊多义性、意象特有的文化内涵等造成了语符之间转换的许多差距、空缺。

因此，建立在特定文化语境上的文学话语越是含义多重，意蕴丰富，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就越大，其创造构建就越开放，译者的创造性就越强。

2.意象—语符化这一过程常常被忽视。

一般认为，译者对文本的不确定性和空白具体化完成后，即完成了对原文的再创造过程，实际上事实不是这样的。

译者虽然首先是一名读者，但不是一般的读者。

译者在和文本进行对话，实现两者的视域融合后，他需要把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在新的语言体系中传达出来。

这一过程实际上是译者头脑中的意象向符号转化的过程，即意象—符号化过程。

由于两种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思维习惯的差异，以及对目的语读者的考虑，译者要将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对意象的具体化成果）转化成语符，并诉诸笔端，必须充分利用目的语语法结构再现原文的美感。

也就是说，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的考虑对译者再现原作产生影响。

伊塞尔提出的“隐含的读者”概念，能较好地说明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这种关系。

他认为隐含的读者“既体现了本文潜在意义的预先构成作用，又体现了读者通过阅读过程对这种潜在性的实现”。

这一概念指出了读者对创作的产品——文本的关系。

对翻译表达过程中的创造性作了很好的注脚。

因为翻译和创作一样，其产品（文本）是给读者看的，因此，读者的接受模式会影响译者对表达方式的选择。

而在两种语言文化体系下，读者的接受模式不可能相同，这就为译者的再创造提供空间。

所以，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创造性不言而喻。

同时，在这一阶段，译者对原文的语符—意象化过程实际上并没有停止，“意象化过程还在继续，只是同语符化过程扭结在一起，在寻找最佳表达语词时，意象和意境也更为具体了。

”换句话说，译者在意象—语符化过程中并不是消极地转写对原文本的理解，而是积极地创造过程。

因为译者在表达阶段总是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对一般的、普遍的词语进行独特的组合，使之获得个别、具体意象的整体效果。

从另一个角度看，意象—语符化过程是译者在创造性地使用目的语，是对表达方式不断调整的结果。

参考文献：［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A］.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3］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