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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女人”形象

/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09&filename=ZUOJ200920026甄蕾, 南京师范大学;女性疯癫与男权文明:西方文学“疯女人”形象之类型分析摘要: 西方文学中的“疯女人”对于人们来说并不缺少,缺少的是对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进行的系统研究。

本文拟选取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末,西方文学史上经典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为代表,进行“疯女人”形象之流变及其类型研究。

根据作品中对女性疯癫的呈现特点,把她们划分为三个阶段、五种类型进行剖析,并以比较文学主题学和性别研究的批评方法为主导,揭示“疯女人”形象独具的艺术魅力,挖掘“疯女人”形象被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作家所赋予的文学特点和文化品格。

关键词: “疯女人”形象类型分析女性疯癫男权文明米歇尔·福柯说:“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因而他声称“我们却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于是有了《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的出世。

但是,“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权力的批评也未考虑到性别。

当他揭露了疯人院改革背后的压抑观念时,福柯并没有探讨疯人院使之沉默和监禁的非理性和差异性仍是女性化的。

”因此,我们也“不得不”重新考察、记录和挖掘西方文学中“疯女人”形象的历史。

本文拟选取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末,西方文学史上经典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为代表,进行“疯女人”形象之流变及其类型研究。

根据作品对女性疯癫的呈现特点,把她们划分为三个阶段、五种类型进行剖析,并以比较文学主题学和性别研究的批评方法为主导,揭示“疯女人”形象独具的艺术魅力,挖掘“疯女人”形象被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作家所赋予的文学特点和文化品格。

以此反观女性疯癫史,反观西方文学史及其批评史,反思人类文明史上的疏忽、失允和偏执。

一西方文学作品中“疯女人”形象的最初阶段几乎只有两张截然相反的面孔:天使型或者魔鬼型。

天使和甜美、温和、纯洁相拥,疯癫与失控、混乱、恐怖为伍。

在一般的想象中二者是水火难容的,然而在西方文学中有一类“疯女人”形象却把二者奇特地联系在一起——天使型“疯女人”。

17世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和19世纪歌德的《浮士德》中的玛嘉丽特,堪称这种类型的经典代表。

奥菲利娅是《哈姆雷特》中丹麦御前大臣的掌上明珠,她出身高贵,天真无邪,俨然一位落入凡间的天使。

她天使般的品貌似乎将注定她一生的幸福和美满,但自从她与哈姆雷特的爱情被父亲和兄长怀疑时起,不幸的乌云就遮蔽了她的天空,她在父兄的逼迫下断绝了与王子的交往。

而王子为了复仇大计,不惜亵渎爱情,伤害恋人。

他的变心使奥菲利娅成为“一切妇女中间最伤心而不幸的”。

最后当奥菲利娅得知自己的父亲被哈姆雷特杀死时,她疯了。

在《浮士德》中,玛嘉丽特以纯洁烂漫的市民少女的身份而出场,当她第一次经过浮士德的身边时,就被他惊为天使下凡。

在魔鬼的帮助下,浮士德引诱了她。

玛嘉丽特把浮士德对她的爱当作了一切。

然而,浮士德为了急切满足自己的情欲,让玛嘉丽特给她的母亲下安眠药,致使母亲因服药过量而死,浮士德又在魔鬼的挑唆下刺死了玛嘉丽特的哥哥。

随后浮士德逃之夭夭,杳无音讯。

而玛嘉丽特独自一人承担苦果,她未婚先孕,遭人唾弃,家毁亲亡,最终溺死了自己的婴儿,被抓进监狱判处了死刑。

当浮士德去监牢救她时,她已经疯了。

不论是疯了的奥菲利娅还是玛嘉丽特,她们完全没有通常想象中的“疯癫”的恐怖一面的表现。

她们的“疯癫”对除了自身以外的其他人,没有任何的破坏欲和杀伤力。

她们精神正常的时候是披着美丽温柔外衣的天使,她们精神错乱之后还是披着美丽温柔外衣的疯天使。

魔鬼的祖宗撒旦引诱夏娃犯下了原罪,这种行为在上帝眼中看起来就是疯癫。

如果听话的“疯女人”是天使,那么不听话的“疯女人”就是魔鬼。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和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就给我们出示了这样两位魔鬼型“疯女人”——麦克白夫人和郝薇香小姐。

麦克白夫人是读着麦克白的书信出场的。

麦克白在信上说女巫告诉他,他将成为未来的君主,麦克白夫人没有喜形于色反而为丈夫的天性忧虑,为帮丈夫麦克白实现当君主的野心,她不惜把自己演化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麦克白夫人和丈夫一起背负的血债越来越重,冤魂聚成的大山终于把麦克白夫人给压垮了。

“她精神崩溃,在疯狂中死去”。

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郝薇香小姐一出场就是一个有着魔鬼般外貌的“疯女人”。

她住在破败的大宅里,穿着新娘的白婚纱,让所有的钟表都停在了八点四十分。

因举行婚礼前被新郎抛弃,憎恶和怨恨从此就占领了她的心灵,她抱养了小女孩艾丝黛拉,发誓让她成为美女去报复天下所有的男人。

然而她最终自食其果,被自己亲手制造的“冷血动物”艾丝黛拉的举动刺伤了心,之后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被烧成重伤,在悔恨中孤独地死去。

麦克白夫人也好,郝薇香小姐也罢,在文本中的她们不是容貌模糊不清,就是罩着恶魔的面纱。

她们疯之前具有使人厌恶至极的能量,她们疯之后具有使人闻风丧胆的威力。

魔鬼型“疯女人”的呈现与天使型“疯女人”截然对立,形成人性中大恶与大善的两个极端。

二《简·爱》中的伯莎·梅森以及《藻海无边——〈简·爱〉前篇》中的安托瓦内特出现在西方文学中时,已开始拥有“疯女人”作为一个女性而生存的真实面目,表达了女性意识鲜明的作家们对男权中心文明的彻底反驳和颠覆。

因而被称之为颠覆型“疯女人”。

在《简·爱》中,虽然伯莎·梅森在作品中只出场了四次,但是她的每次出场都是一次毫不含糊的攻坚战。

她把贵族庄园作战场,展现了一个女参孙的摧枯拉朽式的颠覆。

首战是“火烧罗切斯特”。

伯莎悄悄潜入罗切斯特的房间点火,如果不是简·爱的醒来,罗切斯特早已变成了灰烬。

可见,伯莎她根本就没疯!她的“疯”号是罗切斯特给她硬按上的。

第二战是“夜袭内奸”。

伯莎的弟弟梅森是把伯莎推进火坑的帮凶。

在梅森夜间来访时,她拔出藏在身上的尖刀狠狠地向梅森刺去……可以看出伯莎不是真疯,她的是非界限是准确无误的。

第三战是“夜毁婚纱”。

伯莎在对镜偷穿简·爱的婚纱时,勾起了伤心往事,她把怨气撒到了象征婚姻的纱衣上。

最后一战是“壮烈涅”。

数次交战失败之后,伯莎选择了自我解救,她用火点燃了罗切斯特的庄园后跳楼自杀。

《藻海无边》中的安托瓦内特,是《简·爱》中伯莎·梅森的前身。

安托瓦内特从《简·爱》的被剥夺了说话权利的“疯女人”的角色中走出来,她向读者倾诉了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感受。

身为19世纪末印英混血后裔的安托瓦内特,热爱生命,对美好生活始终充满期盼。

嫁给罗切斯特后,她全身心地爱着罗切斯特。

但是,罗切斯特并不爱她,仅仅是因为贪恋安托瓦内特的美貌和财富才娶了她,当他知道安托瓦内特有家族疯病史后,不但不同情反而从此更加蔑视和讨厌她。

他强行把安托瓦内特带到英国,然后把她幽禁在阁楼上。

安托瓦内特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认清了罗切斯特的嘴脸,她用自己仅存的力量作出了最后的反抗。

她一把火烧毁了罗切斯特的庄园,完成了伯莎·梅森最终的使命。

从伯莎·梅森到安托瓦内特,我们看到了这种类型的“疯女人”形象与之前的“疯女人”形象有了显著的不同。

她们跳出了老套的“疯女人”形象非天使即魔鬼的窠臼,颠覆了既往的“疯女人”形象单极而残缺的陈框。

她们的出现是对抗男权中心文明的“特洛伊木马”,她们的胜利是骁战男权中心文明“智取威虎山”。

三20世纪中期,“疯女人”形象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探索阶段,迎来了重生型“疯女人”和预言型“疯女人”。

美国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罩》之埃丝特·格林伍德可谓重生型“疯女人”形象小分队的楷模。

在《钟形罩》中,格林伍德出场于1953年的美国。

作为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女生,她由于出色的写作才能应邀来到纽约,在一家全国性时装杂志社担任客座编辑。

格林伍德在实习期间,有三个女性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三个女性代表了现代女性发展的三种典型的模式,但是格林伍德无法认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格林伍德的成长面临着严重的“榜样缺失”。

回到家乡小镇后,窒息的生活气氛、男友的虚伪、前途的无望……一切都让她感到无能为力。

在精神崩溃下选择了自杀。

获救之后被母亲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经历了无数次的怀疑、恐惧、反抗和绝望,直到遇见了一位女性精神病医师——诺兰大夫。

作品的最后,在诺兰大夫的帮助下,格林伍德恢复了健康,重拾了信心,走出疯人院,开始新生活。

重生型“疯女人”格林伍德们进入了新生,那么她们重生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二十年后,来自加拿大的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之《浮现》中的女主人公“我”带来了颇具代表性的解答。

《浮现》中的“我”曾在现实中遭受巨大的打击,生活处处碰壁,像格林伍德们一样心智失常过,自欺欺人过。

然而“我”因为寻找失踪的父亲,在与大自然日渐日深的接触中受到启示而醒悟过来。

“我”最终选择了抛弃人类文明,远离俗世尘嚣,像一个生物一样地回归原始,“从虚假的人类世界进入了真实的自然世界”。

“我”的举动在他人看来是“疯癫”的,但是“疯癫”的终极所指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我”的这一举动昭示了女性可敬的觉悟,预言了人类可能的未来,因而被笔者誉之为“预言型”疯女人。

重生型“疯女人”和预言型“疯女人”进入了“疯女人”形象探索出路的阶段。

她们深深明了在男权中心文明的重压下苟活的滋味,但是她们不甘受此命运的摆布,于是将疯就疯,或以疯为盾或以疯为矛,为生存锲而不舍地奋斗。

她们犹如“疯女人”茫茫苦海中的一盏盏明灯,为“疯女人”形象的未来点燃了希望。

四通览西方文学中这三个阶段、五种类型的“疯女人”形象可以发现,在19世纪之前(含19世纪)、西方男作家的笔下,“疯女人”形象只能以两种极端对立的类型存在:天使型或魔鬼型。

而自从19世纪西方女作家踏上文学园地之后,“疯女人”形象才有了变化和转机。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疯女人”形象来反驳男权文明对女性疯癫的扭曲和压迫。

从20世纪开始,西方男作家笔下鲜有“疯女人”形象,但女作家对此仍然情有独钟。

她们在“疯女人”形象的塑造上做出了新的探索和突破,塑造出了重生型、预言型等“疯女人”形象,使“疯女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为我们认识理解“疯女人”形象提供了种种真实的存在和可能。

文学反映现实,现实左右文学,文学与现实从来都是互利互动的。

没有男权中心文明就不会产生“疯女人”形象,没有“疯女人”形象,男权中心文明的存在则少了一个参照、少了一个最好的证明。

“疯女人”形象与男权文明是相互作用、互为影响的。

通过历史与文化,我们得以解析“疯女人”形象的发展阶段和存在类型;同样,“疯女人”形象也为我们反观现实、反观历史、反思人类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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