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世界2012·11月下旬………………………………………………………………………………………………………………………………………………………的故事。

当时越王勾践向陈音探讨射艺的技能，陈音认为，射艺除了要和手、足、心理相互配合外，还需要与自己呼吸的配合，其技能的关键就是要从实践中锻炼得来的[4]72。

春秋战国是一个充满血腥的时代，周朝末期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同时，各诸侯国之间充满着混战。

在当时这样的背景下，弓箭的制造水准有了较大的提高。

西周时期的六艺之一的射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军事技能。

同时，在当时出现的尚贤养士的风气情况下，军事斗争的需要仍将射手尊为其中的一贤，并为当时的社会所尊重。

这个时期的弓箭制造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从制造的工艺流程，到弓箭的等级、射箭方法及技术都有比较严格的界限及区别，一切都实行标准化，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当时射艺技能的提高。

春秋战国时期，持久的征战及残酷的战争环境是当时人们学习射艺技能的直接动力，同时，统治阶级对这项运动的奖赏也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

如春秋时期的管仲对齐国国内进行改革时，为了准备兵甲，就向当时的齐国国君齐桓公进谏，规定平民在打官司的时候，需要交纳一束箭镞作为庭审的费用。

晋悼公即位时就任命了一批将领，其中就包括一些精通射艺技能的射士。

战国时期，魏国的上地太守李悝为了能够增强本国的军事力量，以便与秦国相抗衡，就曾颁发了“习射令”，“人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

因此，人们纷纷练习射艺技能，有的甚至昼夜不停。

由于射艺技能的鼓励政策，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射手，其中就有能百步穿杨的养由基，《史记·周本记》中记载：“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

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

”春秋战国时期射艺技能的提高，是当时战争发展的需要，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当时社会的习武风气的盛行及军事武艺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1]李会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J ].东南传播,2007（1）.[2]卞晨.射的起源及在奴隶社会时期的发展和演变[J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3（9）.[3]李宇.试析先秦弓箭文化内涵[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马廉祯.中国射箭研究综述[J ].体育文化导刊,2004（10）.新疆古称西域，本文所指的西域饮食文化即指古代新疆饮食文化。

西域饮食文化史是一部文化交流史。

汉唐时期正是丝绸之路最为兴旺、畅通的时期。

汉唐西域饮食文化不仅是西域各民族饮食文化交融的结果，而且是与祖国内地及中亚、波斯等地区饮食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

西域饮食文化既保留了西域土著居民文化，又大量保存了中国中原传统文化及西来古代文明。

研究曾是古代文化交流融合之道上的西域饮食文化，包括初步探析汉唐西域饮食文化交流的客观性及可能性，能给中西文化交流史、西域史研究等拓展一个新的视角。

一、西域在地理位置方面具有特殊优势新疆在地理和文化方面具有天然过渡特点，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汇之熔炉。

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着眼于陶器和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道路，可以在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清楚地画出一条分界线[1]104。

此界线以西作为生活用品为主体的陶器虽出现较晚，但却是小麦、大麦、山羊、绵羊、马（马车、马具）等农作物和家畜的起源地，以及铁器甚至青铜器（主要作为武器和工具）的主要源头；此界线以东陶器出现很早，是稻、粟、猪等农作物和家畜的主要起源地，盛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玉器等。

将此界线向东北机械延长，正好贯穿新疆中部。

具体来说，我们虽然可以以新疆域内两个文化系统的分界作为整个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的界线，但这一界线随时间推移而东西有明显的摆动，且界线两侧新疆域内的文化也因密切交流而存在诸多共性[2]122。

总之，西域地处欧亚大陆通道，随着丝绸之路逐渐开辟与发展，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促使古代新疆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

二、西域自史以来就存在文化多元性西域自史以来就存在文化多元性。

西域细石器文化既是畜牧业又是农业产生的重要来源，故在原始社会，西域畜牧业、农业就已经出现，而其产生和并行发展是源于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提供了一定条件。

天山将全疆大致划分为经济面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南、北疆。

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南疆以农业为主的绿洲经济和北疆游牧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且即使将视野仅局限于南疆，南疆有些局部地区也呈现出与同处于南疆的其他地区不同的生计方式，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南疆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致。

即使是同一个地区，食物生产方式亦存在多元并不断发展，具体例子如罗布泊地区的食物生产方式。

罗布泊地区地处南疆，细石器时代，这里的人们主要依靠采集、狩猎获取食物。

青铜时代，这里的食物生产方式不是单一的。

除了畜牧业，源于孔雀河水系、河网密布等自然条件，原始农业出现，但渔猎依然存在。

汉代之后，该地区农业、牧业、渔业继续向前发展。

但后来因环境恶化而逐渐萎缩。

汉之前西域文化的土著性居于主导地位。

区域性文化存在，虽有交流，但相对自成系统，饮食文化亦如此。

区域性饮食文化的存在，凸显西域文化乃至饮食文化的多元性。

三、西域早已存在文化交流的传统汉之前，西域就已存在文化交流。

考古发现兰州湾子铜鍑与鄂尔多斯铜鍑中BI 式不仅器形相似，年代也是基本相近的。

新疆东部地区发现的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风格类同的铜鍑，环首鹿首铜刀等文物，印证了商周时期新疆东部地区同祖国内地间的文化联系。

同样，曾在伊犁巩留县发现的一批铜斧、铜镰、铜凿的器形和纹饰与苏联安德罗诺沃文化同类器物完全一致；阿勒泰和奇台县出土的蔑纹橄榄形陶器的风格同阿凡纳谢沃文化所出相似，此都说明新疆西部和北部同相邻的哈萨克斯坦、前苏联南阿尔泰和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联系至迟在青铜时代早期就已存在[3]368。

丝绸之路是一条饮食文化交流之路，其客观性与可能性主要体现为：西域在地理位置方面具有特殊优势；西域自史以来就存在文化多元性；西域早已存在文化交流的传统；多民族聚居及不断的民族迁徙；西域民族具有商业性的特点。

汉唐西域饮食文化交流客观性与可能性汉唐西域饮食文化交流的客观性与可能性探析□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贺菊莲摘要关键词WENBOKAOGU92另，大量新疆干尸的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上半叶，从中亚西北部东进的一支原始欧洲人已经进入了新疆北部和东部地区，在新疆东部，他们遭遇了西进的马厂文化和四坝文化的人群。

此后，不断东进的草原游牧民族人群一次次进入新疆，逐渐占据了北疆和南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同时，西进的人群也逐步深入到塔里木盆地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

这种东进和西进过程，也即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在张骞到达西域之前，已经进行了上千年”[4]68。

日本羽田亨先生也认为：在张骞出使西域前，私人已有互相往来是毫无疑问的。

古时中国特产有绢，早已输出到希腊、罗马，而这种绢的远输，实由西域人为之媒介：或至印度，或入波斯，再及于西方。

绢入印度、波斯，事在张骞西使以前，已足为其证据之一[5]6。

四、多民族聚居及不断的民族迁徙西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多民族聚居格局长期存在和发展，且历史上民族迁徙不断，其客观上促使民族文化，包括饮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

“史前时期是新疆多种族形成和奠基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尚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民族，但不同人种的分布已经为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汉唐是新疆民族迁徙和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已经形成，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存在，而是在相互之间不断融合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在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值得指出的是各民族之间的互补和融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一个客观规律。

”[6]102早在汉代，西域民族文化就体现出民族杂居交融的面貌。

如《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

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

大月氏居其地。

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另如有学者研究指出：“北匈奴部众西迁，遗留在西域的部众，北朝时曾建悦般国，后融入西域土著之中。

”[7]162当然，民族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不仅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且各族的融合也并非一律的汉化，而是曲折、复杂的。

五、西域民族具有商业性的特点1.西域绿洲农耕民族具有商业性的特点。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先生指出：绿洲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绿洲居民并不单纯是农耕民，而兼有商业民的性质”。

绿洲的农耕受到自然条件的强烈制约，因土地狭小，水量、耕地有限，迟早会发生人口和耕地失去平衡的状态，并且资源丰富也谈不上能满足生活提高的需要。

他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绿洲地理上的封闭性便成为障碍。

在这里，当地居民依靠与其他绿洲或其他生产地区的交往突破了这个难关。

因此，我们应该说克服了沙漠的艰难险阻的队商的发展是极其自然的。

”[8]4。

笔者赞同松田寿男先生上述说法，西域绿洲农耕民族具有商业性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绿洲的特性所决定的。

况且中国绿洲带独具东西亚农事交流传播之功能。

中国绿洲作为东西亚农事交际主渠道，经历数千年而未曾改道易辙。

今日仍潜在着巨大的多方面的交流传播优势。

这种独特的纽带功能既取决于亚洲内陆山川地理形势，同时又取决于古代绿洲政治、经济、文化情状，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综合利用的产物[9]11。

西域绿洲也是如此。

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载体，宋元以前是以陆路为主。

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最为兴旺、畅通的时期。

西域绿洲城镇在丝路贸易处于居停地位，是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所不可逾越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居民进入商业经营之中，使绿洲社会形成商贸传统。

相比中原地带作为政治中心发展起来的城镇而言，绿洲城镇明显具有商业城镇的特色。

丝路贸易繁盛，人口集聚，是绿洲城镇发展的主要原因。

汉唐时期，商品交换与货币经济在西域绿洲城镇已有一定发展，如《汉书·西域传》记载疏勒在汉代即出现“市列”。

魏晋南北朝时期，粟特人曾至塔里木盆地从事商业活动，波斯银币曾通行于龟兹、疏勒、焉耆、于阗，唐时西州已是胡汉商贾荟萃之地。

2.西域游牧民族具有商业性的特点。

西域游牧民族并不单纯是游牧民，而兼有商业民的性质。

历代游牧民族重视“互市”即是明证。

以匈奴为例。

《史记》记载匈奴“尚乐关市”，而此很大程度由其经济模式及发展水平决定。

林幹先生认为：“由于匈奴人主要依靠畜牧业为生，农业尚未居于支配的地位，手工业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没有发展到生产上和生活上都足以自给的程度。

因此迫切需要把它的牲畜和皮毛与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行交换，以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需求（上层贵族还需要奢侈品）。

”[10]132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其生计方式决定其生活具有流动性，在古代历史上，游牧民族是天然的文化交流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