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唐朝文学概况唐朝（618—907）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

唐朝建立后，经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在开元、天宝之间，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强大的封建帝国，当时世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与此同时，各种内外矛盾，也在潜滋暗长。

而唐玄宗却宠幸杨贵妃、高力士，日事宴乐游幸，将朝政交与李林甫、杨国忠两人处理，并骄纵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养痈遗患，终于在天宝十四载（755）爆发了安史之乱，成为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此后，虽出现过“永贞改革”、“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但不过昙花一现，作为中晚唐政治痼疾的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相争（后演变为宦官、朝官之争，宦官、藩镇之争）却愈演愈烈，民不聊生，终于导致懿宗乾符年间的黄巢起义。

起义虽然被镇压了，唐王朝不久也就灭亡了。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唐朝则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成熟、繁荣的时代。

唐诗代表着唐代文学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古文是继先秦两汉之后，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唐传奇脱胎于六朝志怪，而演变为真正成型的文言小说；词和变文，则是唐代两种新兴的文体。

（一）唐朝的作家和作品作家的特点、思想状况、文化素养，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风貌特征。

作家的特点。

唐代新兴的庶族地主出身的文人，取代了六朝士族豪门成为作家的主体，使文学从宫庭和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走向市井，这是唐代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唐朝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建中元年（780）以后，又推行两税法。

六朝盛行的庄园制经济在唐朝相对衰弱，寄生于庄园制经济的士族地主的势力受到削弱，而庶族地主的势力迅速崛起。

在政治上，唐太宗、高宗为抑制士族豪门并抬高自己的地位，几次下令依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重修氏族谱牒。

又以科举制取士，明经之外，进士试诗赋。

“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

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7）这就为庶族地主跻身政治舞台，为中下层文人踏上仕途创造了条件。

与六朝的宫庭文人相比，唐朝的中下层文人生活天地广阔得多，阅历丰富得多，对社会现实和民间疾苦的了解也深刻得多。

国家的强盛统一，中外交流的频繁，大大拓展了他们的视野。

许多人或应举或漫游，足迹遍于大江南北，名山大川。

不少人数赴边塞，几参戎幕。

他们在政治上富于积极进取的精神，有的还参与改革，自觉地用诗文揭露时弊，干预朝政。

这就使唐代文学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上，大大超越前人。

在文学艺术上，唐代文人互相酬赠唱和，切磋琢磨，取长补短，蔚然成风。

如初唐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李华、萧颖士、独孤及，中唐的刘长卿、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温筠庭、李商隐等，他们之间都有创作上的交流启发，对形成流派，繁荣唐代文学起了推动作用。

作家的思想状况。

唐朝政治比较开明，一些君主能任贤纳谏，广开言路。

所以各种社会思潮活跃，文人思想开放，禁忌较少。

他们敢于嘲讽皇帝，揭露时弊，而统治者一般也不以文字治罪：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洪迈《容斋续笔》卷2）他们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在诗词、传奇中大胆表现男女爱情。

唐朝历代皇帝，或出于政治需要，或由于个人嗜好，曾左佛右道或左道右佛，但统观有唐一代，大体是儒道佛三教并举的。

中唐以后，皇帝常亲自主持三教辩论，互相诘难，促进三教的合流与发展。

受其影响，唐朝文人的思想信仰，虽各有所宗，却多带有出入三教的特点。

儒学在唐朝没有汉代、宋代那样尊显的地位，但仍是官学。

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作为学校教材和考试的内容，“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

”（杜甫《行次昭陵》）儒学是文人入仕的必修课。

唐朝文人既不像汉儒那样皓首穷经，拘泥章句，也不像宋儒那样侈谈性理，而是专注事功，关心济世拯物。

当然由于时迁世变，它们的表现内涵不尽相同。

初盛唐文人有强烈的用世干世，建功立业的抱负，在诗文中抒发宏大的胸襟，表现激昂奋发的感情，如陈子昂、李白的诗文；中唐文人力图重振王室，表现出深沉的忧世济世意向。

诗文中的现实主义倾向明显加强，可以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兴起为证；晚唐文人则在诗文中宣泄他们济世不能，而产生的愤世、遁世之情，皮日休、陆龟蒙的诗文既有愤世疾俗的批判，又有闲适自放的隐逸，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儒家注重事功的文学批评理论：兴寄美刺说和明道辅时说，是唐代诗文革新的指导理论。

道教攀附李耳为始祖，李唐为抬高身世，也尊老子为先祖。

有这一层政治关系，道教在唐朝被奉为国教。

道家是哲学学派，道教是宗教教派，两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它们分别对唐朝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

隋唐文人，得志则尊孔孟，失意则祖庄骚。

他们有的归隐躬耕，习周易老庄以自遣，如王绩；有的受庄子愤世疾俗的影响，蔑视礼教、粪土王侯、讥嘲孔丘，与现实相抗争，如李白；有的浪迹山林、修炼学仙，如顾况。

道教大量的神仙故事传说，成为诗文、传奇的题材典故。

道教的修炼斋醮，引发了诗文中许多亦真亦幻、迷离恍惚的仙界幻境的想象与描述，如李贺、李商隐的诗。

道家老庄崇尚自然淳朴，反对雕琢华艳的美学思想，庄子恣肆浪漫的风格，都深深地影响着唐代文学。

佛教在唐朝流布甚广，宗派林立，而对唐代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影响最大的，则莫过于禅宗。

为僧寺写碑作铭，与僧徒交往酬唱成为时尚，排佛最甚的韩愈，也未能免俗，遑论其他。

不少文人失意之后或在晚年，奉佛自释，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叹白发》）“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白居易《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

王维、白居易这种受佛教影响，随缘任运，与现实妥协的态度，在中晚唐失意文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许多文人甚至逃避现实，遁入空门。

所以唐朝的诗僧和僧诗，均称空前。

佛教对唐代文人生活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而与诗文创作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

如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借论张旭草书，驳斥浮屠淡泊清心之学，说明他洞悉佛理。

刘禹锡是中唐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却能由“明心见性”的禅悟之理，申述诗歌创作的意境说：“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象入，……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惠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秋日过鸿举法师院》）禅宗关于渐悟、顿悟的理论，启发诗人净心观照自然，以心会景，领略事物的诗情禅趣，创造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意境。

作家的文化修养。

唐朝历代皇帝雅好文艺者不少。

太宗能诗善书，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文人学士，留意儒学，酬唱诗歌。

高宗武后，常制新词以入乐。

玄宗更是精通音律，善制新曲。

文宗曾特设诗学士７２人。

统治者的爱好、创作和奖励，对文人创作自然是提倡、诱导，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文治，发展教育，提倡中外交流，对唐朝文人的影响。

唐朝在全国普遍设立各级学校，教授经律书算诗等课程。

唐朝与西域、印度、东亚、东南亚各国的交往规模和频繁程度大大超过以往。

在发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外来影响，使唐朝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等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

教育、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决定了唐代文人的文化艺术秦养的总体水平大大高于前人。

唐朝不少文人诗文、书画、音乐兼长，善于在不同的文学艺术门类之间，互相渗透借鉴，因而题画评诗，鉴赏书法，描绘音乐的佳作层出不穷。

如杜甫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张旭的草书、曹霸的画马、公孙大娘的剑舞，都曾给予他的诗歌创作以灵感和启发，因而他的诗题画、论书，也能深中肯綮。

王维兼工诗书画乐，他的山水诗在绘景状物、意境创造、布局谋篇等方面从绘画中多有借鉴，达到“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

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都是描绘音乐演奏的名作，它们是高超的演奏技艺和精湛的艺术鉴赏力相结合的产物。

唐朝的文学与艺术互相影响，使诗歌与书画的题材和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同步变化的趋势：初唐多宫庭和宗教的题材，崇尚精工典丽的风格；盛唐多社会、自然的题材，追求雄壮浑厚的风格；中晚唐的诗画，从题材到风格，都有世俗化、通俗化的趋势。

这同样也与作家、艺术家有兼长并擅的文学艺术素养有关。

唐朝文人文学艺术素养水平的高深，还表现在他们善于继承，勇于创新。

继承创新需要识、胆、才，唐朝文人有兼容包举的魄力和勇气，善于“别裁伪体”，能够“转益多师”。

（杜甫《戏为六绝句》）他们对诸如《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楚骚的浪漫主义风格，诸子的哲理思辨，汉魏风骨，齐梁声律，史汉的传记叙事，六朝的志怪神异，辞赋的铺张扬厉，乐府的质朴白描，南朝民歌的清丽婉约，骈文的精工俪对，均能广采博取。

他们反对“荣古虐今”，“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敢于突破传统，推陈出新。

如柳宗元作《非国语》，对《国语》中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迷信邪说进行批驳，但正如胡应麟所说：“柳宗元爱《国语》，爱其文也；非《国语》，非其义也。

义诡僻则非，文杰异则爱，弗相掩也。

好而知恶，宗元于《国语》有焉。

”（《少室山房笔丛》卷13）“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拿来主义》）正是由于唐朝文人敢于和善于“拿来”，才能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唐代文学。

唐代文学有“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特点和世俗化、通俗化的倾向。

唐朝文学是在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南朝文学长期占统治地位，它在艺术上精美华艳，但内容贫乏空虚。

北朝文学，尤其是北朝民歌，内容较充实，风格刚劲粗犷，而艺术上却较质木朴拙。

唐朝文人“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创造出唐朝文学“文质彬彬”的一代新风。

唐代因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文学作品的文质彬彬，有气势恢宏，风骨刚劲的特点。

就诗而言，从唐太宗的“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入潼关》），到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登鹳雀楼》）到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望岳》）从四杰的“气凌云汉，字挟风霜”（王勃《平（台秘略赞·艺文》）到李白的“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赠裴十四》）唐诗的恢宏气势，刚健风骨，表现得十分充分。

唐诗经过百余年的改革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

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殷璠《河岳英灵集》）表现出文质彬彬的特点。

就散文言“唐之文章，无虑三变。

武德以来，沿江左余风，则以 章绘句为尚。

开元好经术，则以崇雅黜浮为工。

至于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周、汉，浑然为一王法者，独推大历，贞元间。

”（严有翼《柳文序》。

（引徐志钟语）唐代散文经过三百年的革新努力，至韩、柳而臻于极盛其间，陈子昂的文章“逸足骎骎，方将抟摇而凌太清，猎遗风而薄嵩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