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唐）第一讲：唐代文学概述一.唐代文坛出现百花盛开、全面繁荣的局面。

1.诗歌成就突出。

诗体大备，名家辈出，流派众多，题材开阔，作品丰富，流传广泛。

2.散文方面，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将散文的创作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古文运动的内容一是提倡文以致用，从以前的空言明道走向参预政治、参预现实生活，扩大了散文的表现领域；二是虽言复古实为创新，大大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技巧。

大批文人的努力，使散文代替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要地位。

3.由六朝志怪和杂史杂传演变发展成的传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开始成熟。

4.唐代讲唱艺术和话本的出现，为我国文学开辟了新的领域。

5.晚唐开始出现词这种新的文体，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从外部条件来说。

1.唐代国力强大、政治安定，既给文学发展以物质基础，又使士子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学表现出坚实的思想风貌。

2.统治者的重视提倡，特别是科举考试以诗取士，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严羽《沧浪诗话》）3.文化上打破士族门阀垄断的局面，寒素登上文坛，创作群的扩大也带来了文学表现内容的扩大。

4.社会思想开放活跃，文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5.其他艺术门类如音乐、绘画、雕塑、书法的繁荣，也影响到文学。

其次，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

唐以前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为唐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为唐文学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在内容上，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2.在形式上，追求辞采声律之美。

3.文章体裁变化扩展，新的文体不断出现。

《文心雕龙》论及的文体就有81种。

另外，唐代作家的大胆创新精神，迎来了唐代文学的繁荣。

三、在众多文学形式中，成就最突出的还是诗歌。

“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

诗唐者，诗的唐朝也。

”（闻一多）唐诗繁荣的表现1.作家作品数量极多且大师辈出。

2.唐诗作者，上自帝王将相、后嫔宫女，下至贩夫走卒、倡优释道，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

3.诗歌被运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闻一多说：“凡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来写，达到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

”4.从诗体的完备与成熟来看，唐诗不仅具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形式，还在齐梁新体诗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五、七言近体诗。

5.唐人对诗歌内容的开拓和诗歌艺术的创造颇多，成就辉煌，风格流派也异彩纷呈。

四.唐代文学的分期1.初唐（618至713）：唐诗的酝酿阶段。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体的创造。

二是诗坛风气的转变。

2.盛唐（713至766）：诗歌繁荣的顶峰。

大诗人涌现，风格纷呈，题材广泛。

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在继承陶、谢的基础上，把山水田园诗推向了高峰。

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真正的边塞诗，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

以李白为伟大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是盛唐诗歌的风格。

杜甫带着盛唐诗歌的伟大气魄，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战乱后的现实，给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中唐（766-836）：诗歌数量、流派最多。

严酷、冷酷的现实使诗歌的主流转向现实主义。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是中唐文学改革的两大内容。

中唐文学还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那就是对济时拯世的冷峻思考取代了初盛唐时对建功立业的热情讴歌，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成为诗文的主流，其风格也随之由热情激昂转向悲壮苍凉。

4.晚唐（836-907）：唐诗发展的尾声。

前期李商隐的幽深工丽，杜牧的流转精美，在诗歌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之后文人或归隐田园，或放情声色，诗文多充满消极避世的情凋，只有一些出身中下层的文人，如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等，继承了注重现实的传统，但在艺术上缺少创造性，气魄与笔力皆无法与盛、中唐人相比。

不过，通过温庭筠、韦庄等人的努力，词开始兴起并在五代得到迅速发展，这是这一时期的亮点。

第二讲：初唐诗概说及初唐四杰一.初唐诗坛唐初的四五十年，诗歌的创作基本上是局限在宫廷的狭窄范围内。

初唐的贞观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主掌贞观诗坛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身边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

唐太宗及其群臣的诗歌创作虽大多反映宫廷生活，点缀承平气象，但重视气质，崇尚雅正，与陈隋时的靡靡之音大不相同。

在创作上，他们努力用南朝文学的声辞之美，来表现新朝的恢宏气象和刚健开朗的健康情思，这在引导诗风由绮艳淫靡转向中和雅正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其中，虞世南、杨师道、李百药是当时创作比较多的诗人。

特别是李百药《咏蝉》诗：“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格高意远，非常难得。

二．上官体上官仪，字游韶，陕州(今河南省陕县)人，官至秘书少监兼弘文馆学士。

他的诗十之八九是奉和应诏之作，以属对工切和写景清丽婉转而显得很突出。

《旧唐书·上官仪传》说他“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

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上官体的特点是“绮错婉媚”、华丽精工，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体现了一种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范。

他的某些写景咏怀诗“音响清越，韵度飘扬”(胡应麟《诗薮》)，非齐梁诸子可比，如：“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入朝洛堤步月》)，“落叶飘蝉影，平流写雁行”（《奉和秋日即目应制》）等，缘情体物，有天然媚美之致。

上官仪的主要贡献是在律体诗的建立上。

特别是他归纳了六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以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

这对于规范律诗对仗，探索其内在规律，有一定的贡献。

六对：正名对，如天对地、日对月；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连珠对，如赫赫对萧萧；双声对，如绿柳对黄槐；叠韵对，如放旷对徬徨；双拟对，如春树春花对秋池秋月。

八对：正名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双拟对、回文对、隔句对，与六对大同小异。

上官体的创新主要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以高度纯熟的写景技巧，洗削了南朝诗的浮艳雕琢。

局限是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

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1.初唐四杰的生平“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陆时雍《诗境总论》）王勃，字子安，王绩侄孙。

他是四杰中才气最大、成就最高的一个。

作诗能突破当时文坛的宫体诗束缚，风格较为清新明朗。

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扫前人送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

亦长于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户晓。

有学术著作多种，《王子安集》四十卷。

杨炯，华阴（今陕西华阴）人。

10岁，举神童，27岁授校书郎。

武后时为婺州盈川令，世称杨盈川。

作诗擅长五律，叙写边塞生活的诗作尤为突出，如《战城南》、《从军行》等篇都气势轩昂、风格豪健。

其他题材的却未能尽脱绮艳文风。

散文多赋、序、表、志等，今存50篇。

有《盈川集》十卷本。

卢照邻，字升之，号幽忧子。

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

他一生不得志，只作过几任小官。

为自明遭遇，作有《五悲文》。

有诗名，其诗以七言歌行体为佳。

作品辞彩富艳，内容广阔，意境清迥，以韵胜。

代表作《长安古意》，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和内部斗争，在初唐长篇歌行中成就突出。

今存《幽忧子》集七卷。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

“天生一副侠骨”（闻一多语)，年青时以诗剑自娱，自谓“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畴昔篇》)。

有长期的边塞生活经历。

后来参加了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军事行动，兵败后不知所终。

擅长七言歌行。

名作《帝京篇》，内容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相近，当时被称为绝唱。

又精于五言诗。

五律《在狱咏蝉》，借蝉自喻，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有《骆宾王文集》存世。

2.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第一，把唐诗从宫廷、台阁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逐渐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

四杰诗的题材主要有：（1）边塞征战诗。

如杨炯《从军行》、卢照邻《紫骝马》，抒发了杀敌报国、立功边塞的雄心壮志。

（2）揭露社会现实、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

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王勃的《铜雀妓》、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等，或借古讽今，或直指时事，或抒发受压抑、迫害的不平。

（3）赠别怀人，咏史咏物。

如王勃的《送杜少甫之任蜀川》、杨炯的《送郑州周司功》表达了或积极乐观、或缠绵深厚的真情。

卢照邻《咏史四首》、骆宾王《在狱咏蝉》也是有所兴寄的好作品。

第二，高扬时代精神，以迥异于宫廷诗的“骨气”和“兴寄”，开启了盛唐之音。

何为骨气？骨气指诗文应具备的刚健充实的气势和慷慨激越的感情。

杨炯曾批评宫廷诗“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子安集序》），稍后的陈子昂也赞扬东方虬的诗“骨气端翔”。

可见骨气是初唐倡导诗歌革新的诗人们共同追求的一种美学风格。

何为兴寄？兴指比兴的表现手法，寄指内容上要有寄托。

合起来用，是指以“因物起兴”、“托物喻志”的表现方法来抒发作者的情思，使诗歌寓有深刻的含义。

四杰的骨气主要是为时代所激发的追求功业的热情和幻想，以及不甘心憔悴于圣明时代的梗概不平之气。

它既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又是盛唐精神的先导。

骨气刚健，寄托遥深，已体现出盛唐之音的先兆。

第三，在创作实践中，为唐代五言律诗的成熟和七言歌行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四杰中，卢、骆长于七言歌行，王、杨长于五言律诗。

七言歌行本身就有一种流动感。

“四杰”中的卢、骆、王，往往用七言歌行来铺写抒情，夹以议论，工丽整练中显示出流宕和气势，表现出刚健骨气。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等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

渐趋成熟的五言律追求对偶的整齐、声律的谐调，表现出一种感情的相对稳定。

王、杨的五言律注重在偶名中参以散句，并适当运用虚词，既声情并茂，又凝炼工致。

如王勃的《送杜少甫之任蜀川》、杨炯的《从军行》都已经是符合格律要求的五言律诗。

当然，“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不免有雕琢繁缛之病。

但他们的创作给唐诗带来了新鲜的内容和刚健活泼的风格，促进了诗体的发展。

正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所写的那样：“王杨卢骆当时文，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第三讲：沈、宋与律诗的确立一．沈宋的诗歌创作1、沈佺期，字云卿。

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

高宗上元二年（675）进士，初任协律郎。

武后时，迁通事舍人、考功员外郎（主考官）。

因受贿，被劾入狱。

出狱后复职，迁给事中。

和宋之问谄附武后宠臣张易之。

中宗时，因贪污和谄事张易之两罪并罚，被流放驩州。

神龙三年（707），召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常侍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