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崔文奎内容提要:费希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代表人物,其政治哲学与康德、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道,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得以孕育产生的土壤。
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法权思想中所包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分”,而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界分的思想及劳动概念。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突破。
关键词:费希特;马克思;政治哲学恩格斯认为:“如果先前没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便永远不会创立起来。
”①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于他所批判继承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中。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康德黑格尔等的哲学思想,而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的哲学思想。
就费希特本人而言,他不仅是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而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②,更为重要的是,费希特的哲学体系被胡贝尔认为“完全论证了社会主义”,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有大量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判地继承了”费希特法权思想中所包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分”。
③因此,探究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与费希特的关系,从而在更为广阔的境域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涵,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费希特政治哲学与青年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对费希特是非常推崇备至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把黑格尔“费希特化”的倾向,日益接近费希特把人看作是能动的、实践的观点。
1836年秋到184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
该博士俱乐部的基本立场是自我意识哲学。
马克思和鲍威尔、科本一样,同为该俱乐部的主将,都自称是哲学上的“雅各宾党人”,博士俱乐部的领袖人物甚至被称为“神学的罗伯斯庇尔”。
在该时期,马克思把他在先前所自发接受的那种伴随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化为德国哲学的理性形式。
在博士论文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中,马克思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强调理性和自我意识,在对比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的基础上,以“原子偏斜说”来纠正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决定论倾向,力图以自然的视角来阐明个人的意志自由、个性和独立性。
马克思不赞成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世界的自我意识的心灵宁静的观点,也不赞同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成员抽象地谈论自我意识,在他看来,只有从人同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自由的时候,自由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
马克思写道:“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
它不可能在定在中发亮。
”①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认为,法权概念所阐述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必然的关系,法权规律所阐述的是你要依据关于一切与你有联系的人的自由的概念去限制你的自由。
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人的自由的相互性是对费希特在法权概念和法权规律中所阐述的自由的相互性的在哲学意义上的进一步重新确认和表述。
马克思对自由相互性的表述是他对黑格尔、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定程度上的超越。
在阿尔都赛看来,“青年时期马克思在写博士论文时……使哲学走出精神世界去改造政治世界,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对他的老师的第一次反叛”②。
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近现代的政治思想家———费希特、黑格尔等“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
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③。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观念出发,把国家视为“自然”。
他写道:“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穿整个自然……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
”④也就是说,国家是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真正实现。
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的“法权概念的系统应用”中认为,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和对这种道德的信仰,外在的法权必定会出现在一个共同体里。
这样,自然法权根本不存在,“国家本身会成为人的自然状态,国家的各项法律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只能是已经实现了的自然法”⑤。
从以上可知,马克思和费希特对“自然”在国家意义上的理解极为相似,就是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共同体中的真正实现。
与此同时,受启蒙思想家、法国大革命哲学理念和德国理性主义影响,青年马克思批判普鲁士的报刊检查制度把人性提升为法律,赞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人的自然权利十分推崇。
1842年,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认为:“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退让的,而且只是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人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自然规律作为国家法律才强迫人成为自由的人”⑥。
二、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认识上,前费希特哲学中有一个共同现象,即把市民社会与国家视政治学研究 2010年第2期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路易・阿尔都赛:《保卫马克思》,顾良译,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
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为同一个东西。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出国家是社会的最高组织,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过最优良的生活,但他没有对国家与社会作出明确的区分。
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卢梭等都把市民社会描述为由自然状态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形成的一种文明社会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与野蛮、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概念,既表示社会又表示国家,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个概念是等值的,国家即市民社会。
费希特首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剥离出来,初步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由重合到分离的历史过程。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费希特不仅第一个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想,而且第一个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费希特在《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中指出,虽然国家和市民社会均属契约领域,均以法律和权利构成其特性,但市民社会是一般契约领域,它涉及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中的可以出让的权利;国家则属于特殊契约领域,该契约即宪法,国家只涉及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中的可以转让的权利。
人既可以转让这种权利而生活在国家中,也可以不转让这种权利而生活在市民社会中。
在他看来,人们在市民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要比在国家关系中拥有的权利更为基本。
他写道:“如果国家既不能拿走,也不能给予我们原来属于我们的权利,这一切关系实际上就必定会在市民社会中继续下去。
我作为人拥有的权利,我是决不能作为市民拥有的,因为我是市民;我作为市民拥有的权利,我是不能作为人就已经拥有的。
”这就是说,市民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具有更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他们在进入国家生活时,虽然又拥有一些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前一种更基本的关系并未消失。
既然人们在市民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比在国家中拥有的权利更根本,那么,国家就要以市民社会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
而国家之所以是靠社会才存在的,是因为人不生活在国家中,也能生活在市民社会中。
对此,费希特强调道:“我们已经证明,国家本身是靠社会才存在的。
国家本身应该向社会表示自己应有的感谢;我们即使没有国家作中介,也会对社会心满意足。
”①在《关于学者使命的若干讲演》中,费希特进一步严格区分了市民社会(一般契约领域)与国家(由经验制约的特殊领域)。
他指出:“不把一般社会与那种由经验制约的特殊社会———大家称之为国家———相混淆,是多么的重要。
”“国家生活不属于人的绝对目的,相反地,它是一种仅仅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用以创立完善社会的手段。
国家也和人类的一切典章制度一样,是纯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
”一旦人的终极目的得到实现,就不再需要任何宪法,所有的国家组织也将毁灭,纯粹理性将代替暴力,作为最高仲裁者而获得人类的普遍承认。
他写道:“毫无疑问,在人类a p ri ori[先天地]标明的前进路途上总有那么一站,到那时所有的国家政府都将成为多余的。
到那时,纯粹的理性将代替暴力或狡猾行为,作为最高仲裁者而得到普遍承认。
”在费希特看来,国家和阶级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人类理性尚未成熟。
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发展,国家和阶级将逐渐消失,人也就真正得到解放。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解放程度,取决于人类理性的发展程度,因而人可以通过教化促其理性成熟。
人的理性成熟是自由的标志。
他写道:“只有这样一种人才是自由的,这种人愿意使自己周围的一切都获得了自由。
”②正因为坚持这一立场,所以他赞颂法国大革命是“关于人权和人类价值这些伟大字眼的瑰丽图画”,“对全人梁志学主编《费希特选集》第卷第页、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
类都是重要的”①。
以上表明,费希特的确是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
实际上,费希特对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区分是以道德规律作为最终的根据的。
他认为:“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就在于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如果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人的生存目的还在于把人的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道德,从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
”显然,费希特是把感性、道德和幸福联成了一体,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和彼岸世界,把他的目光的焦点放在自我、社会和现实世界中。
在费希特思想中,道德规律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庭,国家只是实现道德的最终目的或人类理性的手段,国家的目的从属于人的终极目的。
只有道德规律才把人作为人加以支配,并给人指出了一个终极目的。
“每一个在道德上可能成立的国家组织最初产生于道德规律的惟一条件是,国家组织的终极目的不能与道德规律所规定的每个个人的终极目的相矛盾,不能阻碍或破坏后一终极目的的实现”。
因此,“一个市民社会按照常规只能建立在它的社会成员的契约之上,而不能建立在别的什么之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起码致力于寻求每一个成员对每一在法律上应属于他的东西的同意,它所做的就完全不合法,并且犯了违反人的第一权利违反人本身的权利的罪过”②。
从本质上讲,费希特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区分,是在政治解放意义上的区分。
在费希特的国家中,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在法权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是建立在依据关于一切和自己有联系的人的自由概念去限制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因而是一种“他人即地狱”式的自由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