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J.N ORTHWEST MIN ORITIES UNIVERSIT Y(Social Science)No.2.2003论惩罚性赔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为中心说开去付　泳(甘肃政法学院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70)[摘　要]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一般民事赔偿制度的例外,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此制度有所涉及。

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为中心,探析其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及赔偿范围等,对该条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有所帮助。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惩罚性赔偿[中图分类号]D92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3)02-0111-05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又称示范性赔偿(exa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

惩罚性赔偿是由补偿性赔偿部分加惩罚性赔偿部分组成,因此,它除具有一般赔偿损失的功能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功能。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受害人的超损失赔偿功能;二是对不法行为人的惩罚、遏制功能。

我国由于受大陆法系民事责任观念的影响,立法上也未确认普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仅在两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5条。

①由于《消法》第49条规定的不明确性,使得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该条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呈现出难以统一的局面。

本文仅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法》第49条为中心,阐述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我国《消法》第49条适用的实体条件 关于《消法》第49条的适用条件,学者间有不同的认识。

有的学者认为有三个条件:(1)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服务有欺诈行为;(2)消费者受到损害;(3)消费者要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1]。

有的学者认为只有一个条件,即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服务有欺诈行为。

“三条件”说中的第三个条件是该条适用上的程序要求,本文仅论述该条适用的实体条件。

“一条件”说忽视了惩罚性赔偿的基础损害的存在。

因此,笔者认为,《消法》第49条,有以下两个适用条件。

(一)经营者提供商品、服务时有欺诈行为①《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意见》第295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

”[收稿日期]2003-02-27[作者简介]付泳(1964-),男,甘肃定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工商管理研究。

这里涉及到对“欺诈行为”的界定问题,界定的内涵不同,将导致欺诈行为的外延的差异。

我国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领域包括三个层次的反欺诈制度,首先是《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以欺诈的手段订立的民事行为无效;其次是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可撤销,以及第52条之(一)规定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最后才是《消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

综观三个层次的反欺诈制度,它们都只是使用了“欺诈行为”这一概念,而未对其进行定义。

按照民法解释学,同一法律或不同的法律使用同一概念时,原则上应作同一解释;法律上有定义的,应当严格按照该定义解释,如果没有定义,则应当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和学说解释。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2]对于学说解释,不同的学者见解各异。

例如,佟柔教授认为,“欺诈行为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制造虚假或歪曲事实,或者故意隐匿事实真相,使表意人陷入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

”[3]可见,关于欺诈行为的观点,即《消法》上的欺诈行为应具备以下条件:(1)经营者有故意地欺诈;(2)经营者故意实施了欺诈行为;(3)消费者因经营者的欺诈陷于错误认识;(4)消费者因受欺诈陷于错误意思表示,即消费者的错误意思表示与经营者的欺诈有因果关系。

(二)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受到损害惩罚性赔偿由两部分构成,受害的消费者对惩罚性部分的赔偿并不享有独立的请求权,该请求依附于补偿性的损害赔偿,而补偿性损害赔偿发生的前提之一是必须有损害的发生,即无损害便无赔偿。

也就是说,损害的存在是获取补偿性赔偿,进而在一定条件下获取惩罚性赔偿的前提。

我国《消法》第49条就体现了此精神,该条规定在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受害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首先必须以有损失为前提,无损失则无从谈起增加赔偿。

可见,惩罚性赔偿,以消费者受到损害为前提,这主要体现在惩罚性赔偿对补偿性赔偿的依赖上:(1)惩罚性赔偿的发生以补偿性赔偿的存在为基础,即有惩罚性赔偿必有补偿性赔偿,而有补偿性赔偿并不必然有惩罚性赔偿,还需满足惩罚性赔偿的特殊要求;(2)惩罚性部分的赔偿额以补偿性部分的赔偿额为基数。

在美国,惩罚性部分的赔偿额一般与补偿性部分的赔偿额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消法》第49条适用的范围二、 (一)适用的主体范围《消法》第49条适用于在消费关系中实施欺诈的经营者与因欺诈而受损失的消费者。

简言之,该条适用于消费欺诈关系的双方———经营者与消费者。

11经营者。

《消法》虽未对经营者有明确的界定,但根据该法第3条,在理论界对此有较为一致的认定,即经营者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而进行商品生产和销售以及提供服务的人[4]。

基于前述适用条件的分析,适用第49条的经营者必须是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

21消费者。

确定《消法》第49条适用的消费者的范围,必须首先界定消费者的范围。

“消费者”是消法上争议最大的一个概念,争议源于《消法》第2条规定的极其不明确性。

该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出规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规保护。

”有的学者借此认为第2条是对“消费者”概念的界定,进而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或使用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人。

”[5]他们将消费者严格限制在“满足生活需要目的”的范围内。

在认定“生活需要目的”上,有的学者以购买商品的数量的多少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

如凭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一个人一次购买使用一部手机是为满足生活需要,若同时购买、使用六七部手机,则不是为“生活需要的目的”。

对于同时购买六七部手机的案件,这些学者主张按“经验法则”,认定其中一部是为满足生活需要,适用《消法》第49条的惩罚性赔偿;其余的五六部手机不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应按合同法的规定作退货处理[6]。

我们认为,上述学者对《消法》第2条和第49条都有误解。

误解之一在于对第2条认识上的错误,《消法》第2条只是对《消法》保护的消费者的权益范围的界定,而不是对消费者——112概念的界定,即《消法》保护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的权益,对于消费者超出“生活需要目的”以外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的权益,由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误解之二是在误解一的基础上,将满足生活需要作为适用《消法》第49条的惟一条件,即凡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的都适用《消法》第49条。

这两个误解的实质在于如何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何为消费者;二是何为适用《消法》第49条的消费者。

对于消费者的界定,我们认为应考虑以下方面:(1)判断是否为消费者,不应从购买者个体主观状态上认定,即不应认为只有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才是消费者,而应从商品或服务的客观性质上判断其是否为生活消费品,如为生活消费品(包括服务),则购买、使用这些消费品的人可初步被认定为消费者。

但我国《消法》上有一个例外规定,即第54条:“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

”根据该规定,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农民,享受《消法》规定的消费者的权利。

(2)购买生活消费品不是以经营为目的。

对购买专属于生活消费的商品或服务的人,通过考虑(1)就可判断其为消费者;对于购买非专属于生活消费的商品或服务的人,则需考虑购买者是否以经营为目的,如不是以经营为目的,就应认定为消费者。

(3)消费者只能是社会个体成员,且购买数量的多少不影响其消费者地位的确认,但购买数量可能影响《消法》第49条的适用。

综合这三方面的考虑,消费者可作如下定义:消费者是指不以经营为目的,而购买、使用生活消费品或接受生活消费服务的社会个体成员。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消费者受到三个层次的保护:第一层次是《消法》以外的有关法律法规对不是“满足生活需要目的”的消费者的保护。

例如,“王海现象”中的王海等人购买生活消费品,知假买假并不是以经营为目的,所以他们应被认定为消费者。

但其不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不符合《消法》第2条保护消《产品质量法》等费者权益的条件,因此,不受《消法》的保护,受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如《合同法》、的保护。

第二层次是《消法》对“满足生活需要目的”,但不符合该法第49条保护条件的消费者的保护,该层次保护的体现是消费者享有《消法》第二章7～15条规定的九项权利。

第三层次是《消法》第49条对符合该条保护条件的消费者的保护。

(二)适用的交易范围《消法》第49条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根据《消法》第2条,适用此条的交易范围应为特定商品交易或特定服务交易。

由于对此“特定”认识的不同,理论界对该条适用的交易范围的认定有着分歧,集中体现在对“一商品、一服务”的争议上,即对商品房、医疗服务应否纳入该条适用范围有着较为激烈的争论。

有的学者认为,这里的特定乃量上的特定,即该条只适用于生活消费品中的部分消费品,商品房、医疗服务,不应适用第49条。

我们认为,这里的“特定”乃质上的特定,即该条适用于生活消费品的交易,而非生产消费品的交易。

鉴于我国商品房交易日益市场化,商品房已成为消费者最重要的消费品之一和《消法》并没有明文排除商品房交易适用第49条,以及能够通过该条惩罚实施欺诈行为的商品房经营者,保护受损害的消费者的利益,笔者认为商品房交易应纳入《消法》第49条适用的交易范围。

基于同样的理由,医疗服务也应纳入《消法》第49条适用的交易范围。

(三)适用的责任性质范围《消法》第49条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法律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