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摘要】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上特有的民事法律救济制度，为有效保护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权益，建立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我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本文综合运用比较分析、价值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评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期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也称为惩戒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英美法上特有的民事法律救济制度，它通过对不法行为人的惩罚来遏制社会上其他潜在的不法行为人做出相同或类似的行为。

为了有效保护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①的权益，维持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建立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我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最有特色、对消费者保护力度最大的一项制度，是对我国民事立法的一项突破。

但是，我国学术界对第49条的理解不一，地方法规也对第49条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各地法院在面对类似的案件做出的判决并不统一。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对消费者保护不力，假冒伪劣产品猖獗的状态，特别是2000年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与2001年的三菱问题车事件，将这一争论推向纵深处。

如何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进一步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足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特殊的民事责任，体现了我国的立法理念不再局限于形式的公平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实质的公平与正义。

理论上，惩罚性赔偿节约了交易成本，具备引导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实践中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其实施效果。

（一）“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概念不明确“经营者”、“消费者”等概念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最基本的概念，它直接决定了哪些主体应作为经营者受到约束，哪些主体可以作为消费者受到保护。

然而，对于这样的基本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却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

正是由于“经营者”这一概念的判断标准不明确，使得一些医疗单位虽然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却不能受到惩罚；正是由于“消费者”这一概念的判断标准不明确，使得“知假买假”者受到不同的待遇。

（二）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范围狭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仅适用经营者的故意欺诈行为，当经营者有重大过失、恶意不作为等行为，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时，经营者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根据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要想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就必须证明经营者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但由消费者证明经营者主观上的故意非常困难。

（三）赔偿标准与数额不合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即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等于消费者所付出的价款或服务费用，并且是以经营者赔偿了消费者实际损失为前提。

这在实践中会出现许多不公正的做法，从而导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

惩罚性赔偿金额是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这一固定化的规定不能很好的实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应有功能。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不合理在消费争议解决途径方面，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争议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从表面来看，这一规定似乎为消费者解决争议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解决方式。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如下种种困难：第一，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经营者很少会积极主动地配合协商；第二，消费者协会仅是一个社会团体，因自身条件有限，很少支持起诉；第三，我国行政执法部门职责不清，在处理案件中往往相互推诿，存在着大量行政不作为的情形；第四，根据仲裁合意性原则，提请仲裁需要事先约定仲裁条款或签订仲裁协议，且仲裁的金额一般在5000元以上，仲裁费用将远远超过其索赔的金额；最后消费者只能通过诉讼这一终极渠道来解决消费争议问题，通过司法途径是最有权威、最有力度的方式。

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起诉手续麻烦、诉讼时间持续较长、维权成本过高，最终消费者往往得不偿失。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完善（一）明确判断“经营者”与“消费者”标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主体是经营者和消费者。

其中，经营者是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义务主体，消费者是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

准确界定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概念应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基础，但是目前我国关于经营者的范围在实务界存在着争议，关于消费者的定义在理论与实践中均有很多争议。

以何标准来界定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法律概念，这一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阐明。

1.以“经营行为”作为判断经营者的标准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各国各地区关于经营者的规定，一般均以营业活动而非以营利为目的规定经营者。

日本《消费者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经营者”，指法人或其他团体及从事经营或为经营而成为合同当事人的个人。

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第2款规定：“企业经营者指以设计、生产、制造、输入、经销商品或提供服务为营业者。

”对此，其“消费者保护法实施细则”第2条作了具体的解释：“本法第2条第2款所称营业，不以营利为目的者为限。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没有限定经营者必须以营利为目的。

在法律没有明确限定范围的情况下，应依据通常文义解释进行法律解释。

因此，判断经营者的标准是经营行为，无论它在法律上是以营利为目的还是公益性的组织，只要它从事了经营行为，就认认定其为在具体的交易中经营者。

2.以“不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判断消费者的标准各国对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

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所谓消费者，是指从事消费之人，亦即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服务之人，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人。

”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取得和使用各类物品和服务（包括住房）的个人。

可见，国际上一般都认为消费者是指个体社会成员，都强调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非营利性。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对消费者概念作明确的界定，对于什么是消费者，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明确：首先，消费者应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

从法理上来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将消费者的范围局限于自然人是基于对自然人弱者地位的认识。

其次，生活消费的标准应为非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不论其主观上购买商品时是否真正知道该商品是假冒伪劣产品，只要购买商品不是为了投入再生产从而盈利，或者说只要他不是作为一个商人为交易去购买商品，就应当认为他是消费者。

（二）消费欺诈突破故意限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1.消费欺诈突破故意限制，采用效果主义对于欺诈行为，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放弃或者降低了传统合同法对故意的要求，即使是无意的欺骗亦必须禁止。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将欺诈定义为“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导或受骗的行为。

”澳大利亚法学者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认为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误导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

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

英国1967年的《虚假陈述法》在很大程度上允许把疏忽的错误陈述看成是基于欺诈做出的陈述。

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故意”被视为欺诈行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件，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必须具有“故意”的主观要件，即使是“重大过失”也不构成“欺诈行为”。

②鉴于只以故意为构成要件会使消费者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笔者认为，应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消费欺诈突破故意限制；对于欺诈的评价标准采用效果主义，并不要求双方实际缔结含有意思瑕疵的合同。

2.对欺诈的认定采取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基本上完全照搬普通民事案件中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制度。

消费者要想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就需证明经营者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这在实际中很难做到，对于消费者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笔者认为，应当由经营者承担自己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的证明责任（即通常我们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

理由如下：第一，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宗旨角度考虑，应当由经营者承担证明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遏制和打击非法经营者的价值取向非常明显，蕴涵了强化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价值取向。

由于消费者专业知识的缺乏，要证明侵权行为人过错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更为困难，从而导致消费者常常举证不足或证明力不够，消费者权保护法的价值目标难以实现。

因此，在对举证责任进行合理配置时，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宗旨考虑必然是经营者对欺诈行为承担更重的证明责任。

第二，从“危险领域说”的角度考虑，应当由经营者承担对欺诈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

危险领域说是德国学者普尔斯在全面整理德国法院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判例基础上，通过对其体系化、理论化而提出的学说。

其不是主张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全部适用新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而是主张在一定的民事诉讼领域，尤其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诉讼中，应当以危险领域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

欺诈的构成主要在于主观要件，对其证明要比对客观要件事实的证明困难得多。

从谁更容易提供证明欺诈要件事实的真相和谁控制着证据发生的过程考虑，应由加害人即经营者承担欺诈行为不存在的证明责任。

消费者除从表面上证明外，根本无法知晓在经营者掌控之下的“危险领域”内所发生的事实经过，一般处于无证据状态。

而经营者最清楚是否在与消费者的交易中采取了欺诈行为，对有关证据较为接近，因而由经营者提供证据证明欺诈要件事实不存在比让消费者提供证据证明该要件事实存在要容易得多。

第三，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考虑，也应当由经营者承担证明责任。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护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维护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其中，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它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对待他人事务，保证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得损人利己。

从这一观点出发，经营者应有谨慎的注意义务。

对自己销售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严格把好“质量关”或者“进货关”。

而当“欺诈”的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处于优势地位的经营者被判败诉，即使其主观上确无“欺诈的故意，也是在为自己没有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而付出的代价，也可以说是为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而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