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经济思想
龚自珍生于公元1792年，死于1841年，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现杭州人）。
他出生于官僚世家，从小熟读诗书，遵守儒家礼法，欲为国建功立业。
是中国士大夫的典型人物。
但是龚自珍生活在中国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初，中国在那个时候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在逐步走向没落，逐步落后于西方。
当时的经济依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这位先进的士大夫看到了中国当时经济的一些问题，故而产生了他自己的经济思想。
他的经济思想又主要以“平均”论和“农宗论”为主。
龚自珍的“平均”思想
龚自珍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财富平均分配的社会：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
我觉得这句话大概是指，拥有天下的人，也比不上使天下公平的人高尚。
然而这种理想的平均状态，只在人类的原始社会存在过，自三代之始，已不复存在。
他说：三代之极其犹水。
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巵焉。
降是，则勺者下侵焉，巵者上侵焉。
有降，则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
石而浮，则不平甚，涸而踣，则又不平甚······大略计之，浮不足之处相去甚远，则亡愈速，去稍迟，治亦稍速。
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劵矣。
从这种论述中，可以看出龚自珍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均是社会混乱的根源。
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是关系到治乱兴亡的关键所在。
龚自珍进而指出：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
龚自珍降将贫富的“不相齐”与社会的治乱兴亡直接联系在一起，明确阐述贫富不相齐即至“丧天下”。
当时很多人将人民的不得谋生归于天灾，或归于租税繁重，或者归于土地的兼并或者是人口的过度膨胀。
与这些观点相比较，龚自珍的认识是比较深刻地。
但是，龚自珍不可能认识到造成大不相齐的社会制度的根源，而只是从现象上归结为“人心亡，世俗坏”即贫富不均是由于人们受利益的驱使，肆意追求财富，不安于自身所处的地位和于此相称的财产份额，从而造成这种现象。
但是龚自珍提出的平均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平富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龚自珍反对大不相齐，认为这是丧天下的原因，但是对于小不相齐，差不多是以默认的态度对待之。
他赞赏三代时候的那种按照等级制度来分配财产的制度。
即“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巵焉”。
与“平均”相似的是，龚自珍也极其反对商业资本进行的掠夺和兼并。
在平均篇中，他说：然而五堡之家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肆有魁，贾有枭，商有贤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
总之，他所主张的“平均”，所谓反对“大不相齐”，其具体的内容就是限制封建政权的过度敛财，官僚吏胥的贪污中饱和商业资本的兼并掠夺。
他认为，只要统治者能“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调剂之”，以保持“小不相齐”，避免上下相侵，防止贫富差距的过度拉大，封建统治便可以长治久安了。
但是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龚自珍的“农宗”思想
在“农宗”篇中，龚自珍提出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来组织农业生产为基本内容的。
他利用封建宗法关系在全国农村建立按血缘关系组成的经济结构，即按封建传统的宗法关系占有土地和组织农业生产，并进行分配。
这种宗法式的农业生产经济组织称之为“农宗”。
他将农宗中的全体社会成员按宗法关系分为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个等级。
具体成员如下：
大宗——开始立宗时的长子为大宗，以后各代大宗的长子也世为大宗。
大宗受田四百亩。
余夫——包括小宗和群宗：立宗一代的次子、大宗的次子都是小宗，小宗的长子世为小宗；立宗一代的第三、四子和小宗的次子为群宗。
余夫受田各二十五亩。
闲民——余夫以外的子孙，即大宗的第五子以下，小宗的地三子以下，群宗的次子以下，均为闲民，不能受田，之可受雇于大宗和余夫。
龚自珍设计了按照封建宗法关系占有土地的方案，进而设想了如下雇工办法：百亩之田，不能以独治，役佃五；余夫二十五亩，亦不能以独治，役佃一。
产品分配的办法是：大宗以十亩土地所产付给所雇的闲民，作为他们的生活必须品，这些闲民必须是首先从同族中的闲民找到的，不足时，方可雇佣外姓的。
以三十亩地的产品供大宗本人及家属的粮食需要；以十亩地生产“桑苎、木棉、竹漆、果蓏”等一类消费品；另有十亩作为大宗的住宅兼农产品加工和副业生产场地；三十亩地的产品作为商品出售，以便交换生产资料和家具等；所余十亩地的产品作为赋税上交。
在余夫的二十五亩地上，产品分配办法是：余夫家五口，
宅五亩，实食十亩，以二亩半税，以二亩半食佃，以二亩半治蔬苎，以二亩半粜。
自实食之外，宅，税，圃，粜，佃五者，毋或一废。
龚自珍所设想的大宗和余夫两种大小规模不同的生产单位，基本上是一种在封建宗法关系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而且存在着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人生依附关系。
龚自珍的《农宗》改革方案，并不是在农村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恰恰相反，他要借助封建宗法制度来加强封建等价的剥削，维护现存的土地占有关系，从而控制和安置流民，使其“无田亦不饥为盗”，从而使封建统治秩序得以稳定。
他的改革方案是相当的保守，甚至是倒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