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人权公约的克减与保留
孙世彦*
为了在主权国家的正当合理的权利与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之间维持平衡，国际人权法允许国家在某些特别情况下、根据一定的条件，采取各种不同的措施限制人权的行使与享有。
而对人权的克减——尽管是非常性质的且临时性的——就是某些人权公约允许的合法限制。
若干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都有相关的规定，允许缔约国在存在威胁国家生命的紧急状态如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时期，采取措施克减其在这些条约之下的人权义务。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欧洲社会宪章》第30条和《美洲人权公约》第27条是克减条款的最为突出的典型例证。
但是，并非所有的国际人权文书都包含了相类似的允许缔约国克减其义务的条款，例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条约》就没有任何克减的规定。
但对于缔约国克减其人权义务的权利，各相关条约都明确规定了一定的限制条件。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并非这些有关条约保障的所有权利都可以克减。
所有包含了克减条款的公约均清楚地规定，不得对某些权利予以克减。
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为例，该条第2款明确规定，不得对《公约》的第6条即生命权、第7条即免于酷刑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的自由、第8条第1款和第2款即免于奴役和强迫役使的自由、第11条即免于债务监禁的自由、第15条即刑法不溯及既往的权利、第16条即人格被法律承认的权利和第18条即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予以克减。
这些即使在社会紧急状态时期亦不得克减的权利，也因此被称为“不可克减的权利”。
1其次，对可克减权利的克减，仅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这意味着克减措施的程度和范围必须与应对紧急状态的必要性之间相称。
在不可克减权利的单目之后，这一相称性的检验构成了对可允许之克减措施的最重要的限制。
第三，克减措施不得与缔约国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它义务相矛盾。
在这一方面，最为值得注意的国际义务是其它国际人权文书规定的义务，以及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劳工法之下的协议性的或习惯性的规则。
第四，除了《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社会宪章》之外，所有包含了克减条款的公约都规定，克减措施不得包含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
在克减的语境中禁止歧视意味着，克减的措施的采取不得有意识地针对某一或某些种族、民族、语言或宗教人群。
与区域性人权公约不同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要求只有在正式宣布紧急状态时，其缔约国才能合法地克减其在《公约》之下的义务。
根据该《公约》，缔约国还有义务就其克减的公约条款、采取的克减措施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意见，另有一些未列于第4条中的权利也不得加以合法克减，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9（72）号一般性意见，“紧急状态期间的克减问题”，第13段，载HRI/GEN/1/Rev. 6 (12 May 2003).
克减的原因，经由联合国秘书长，通知其它缔约国。
终止该克减的日期，亦应另行由秘书长转知。
截至2002年2月，已经有25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根据第4条做出了一项或多项克减。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2001年发布了第29（72）号一般性意见——取代1981年发布的第5（13）号一般性意见——以协助缔约国就紧急状态时期的克减问题能够达到《公约》第4条的要求。
缔约国可以合法免除其人权条约义务的另一种方式时对人权公约做出保留。
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款（丁）项将保留定义为：“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所做之片面声明，不论措辞或名称为何，其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之适用时之法律效果”。
而对人权条约的保留，涉及了一系列的问题并因而成为当代国际法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所有的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接到了大量的保留，以及等同于保留的声明和理解，其数量远超出对其它多边条约的保留。
许多人权条约的缔约国做出保留以——除其它外——不确保其国内法的优先效力，和/或做出一般性的或“囊括一切的”保留即不指明具体的被保留条款的保留，并因而极大地减损了该缔约国的条约义务或使其义务变得极为模糊，其结果是削弱了人权条约的有效实施。
然而，缔约国对国际条约提出保留的权利不是无限制的。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9条（丙）项——该规定一般被认为是对保留领域中相关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编纂，如果一项保留与所涉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相符合，则国家不得体提具这样的保留。
普遍层次上的人权条约，或者对保留事项没有明确的规定，最典型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或者只是重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9条（丙）项的规定，最典型的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28条第2款和《儿童权利公约》第51条第2款。
因此，衡量与判断对人权条约的保留，必须以其是否有违所涉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为检验标准。
与所涉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相符合的保留不应该被允许。
然而，基于人权条约的“非相对应性”的特征，只有极少的国家对他们认为有违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保留提出了反对。
再者，这样的反对的法律效果是什么，是否排除所涉条约在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生效，在国家的实践中是很不一致的。
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1993年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鼓励所有国家尽可能避免做出保留”，并“考虑限制它们对人权文书所作出的任何保留的程度，尽可能精确和小幅度地拟出保留，确保任何保留不会与有关条约的目标和宗旨抵触，并定期予以审查，以期撤消保留。
”2
负责监督人权公约的实施与执行的机构并没有被正式授权对保留是否有违目的和宗旨，以及是否可以被接受做出判断和决定。
但是，许多评论认为人权条约机构应有此权限，而且各条约机构对保留问题也表达了强烈的关注。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就对《消除对妇女一切
2《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A/CONF.157/24，第一部分第26段和第二部分第5段。
形式歧视公约》保留是否抵触、是否有效以及相关的法律效果发布了两份一般性建议；人权事务委员会也于1994年发布了有关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的第24（52）号一般性意见，代表了在对人权条约的保留的问题上，人权条约机构最为全面也最为激进的观点。
对人权条约的保留，也是国际法委员会3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4最近几年来工作的重点。
但这几个机构对于人权条约保留问题的认识各不相同，诸多学者也提出了各有差别的见解。
对人权条约的保留问题，因为其特殊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必要成为今后国际法领域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3例如见，the Second Report of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lain Pellet, on reservations to treaties,
A/CN.4/477/Add.1 (1996).
4例如见，‘Reservations to human rights treaties’, Working paper submitted by Ms. Françoise Hampson pursuant to
Sub-Commission decision 1998/113, E/CN.4/Sub.2/1999/28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