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之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之基本特征作者：廖小平来源：《哲学动态》(京)2014年8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迁，但人们对价值观究竟发生了何种变迁却仁智各见。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主要发生了四个方面的变迁，即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变迁。

[1]本文并不探讨价值观变迁本身，而试图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变迁程度之急遽与平缓的交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转轨，实行了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也发生了结构性的深刻变化。

这种空前大变局，构成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基本内涵和景观。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方式、目的和步骤等各个方面都与苏联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采取激烈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方式，而是采取渐进式的稳健的改革方式；第二，中国改革的目的不是要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往往是一致的。

但是，不管一个社会多么和谐与稳定，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总会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往往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但又必须把握好这种矛盾的度。

如果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发生了激烈冲突和尖锐对抗，那么，这个社会必将不会稳定，甚至有崩溃的危险。

还有一种情形需要特别指出，即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完全合一，或者说只有主导价值观而没有主流价值观，这种情形往往意味着社会处于不正常和高压状态，它恰恰潜伏着极端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文革”时期即是如此。

根据上述对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两个概念的分析，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作为主导价值观的，而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则完全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处于绝对同一的状况。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出现了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变化，同时，中国社会仍坚持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并以这些价值观作为社会各种价值观的价值导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排斥其他各种合理的价值观的存在，相反，具有价值导向作用的主导价值观与其他各种合理的价值观能够相容共济[2]；同时，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它们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虽然社会主导价值观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主流价值观却发生了重大改变。

于是，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势必形成一种张力关系，甚至发生某种裂变。

在这种情况下，已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就会对作为主导价值观的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产生某种疏离和冲击，从而导致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失衡，也就是说，会导致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倾斜。

这些价值观之间的失衡或倾斜通常以所谓价值观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价值期望之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表现在价值期望和追求上的特征，就是在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之间存在着错位，或者说，主导价值观所提倡的理想价值观与公众所奉行的现实价值观之间存在着矛盾。

我们可以通过两组问卷调查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其一，我们通过“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关于“分配价值观”的问卷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人们在分配价值期望上“应该”与“实际”的错位，以此透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所导致的公众价值期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

这个问题是：“您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哪三种人应该获得高收入？”(限选三项)被选项包括：(1)有文化有学历的人；(2)当官的人；(3)有资产的人；(4)有社会关系的人；(5)脑子聪明的人；(6)有技术专长的人；(7)家庭背景硬的人；(8)胆大敢干的人；(9)吃苦耐劳的人。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反映了人们对分配价值的期望和理想：在6203个作出回答的人中，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和“吃苦耐劳的人”这三种人“应该”获得高收入的比例最高；认为“家庭背景硬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和“当官的人”这三种人“应该”获得高收入的比例最低。

上述所有九种人被认为“应该”获得高收入的比例分别为：“有技术专长的人”为75.3％，“有文化有学历的人”为72.6％，“吃苦耐劳的人”为50.4％，“脑子聪明的人”为30.3％，“有资产的人”为15.9％，“胆大敢干的人”为15.6％，“当官的人”为13.2％，“有社会关系的人”为6.3％，“家庭背景硬的人”为3.9％。

从上述人们关于“应该”获得高收入的数据和期望值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的价值期望与社会的正常发展进步所需要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从现实生活的直觉和经验中，人们却感到所期望的即“应该”获得高收入的群体与实际收入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反差，特别是对“当官的人”和“有社会关系的人”，人们所感知到的实际收入水平与人们认为他们“应该”获得的收入水平的反差最大(见表1)。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存在着价值期望与现实价值状况的错位。

[3]其二，我们通过有关“生活意义”的问卷调查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所导致的公众价值期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

有学者作了这样的调查：“假定以下人都很有钱，您觉得哪些人的生活比较有意义？”(可以多选，但最多选五项)选项为以下十类人：(1)科学家；(2)艺术家；(3)慈善家；(4)运动员；(5)教师；(6)银行家；(7)市长；(8)侦探；(9)医生；(10)厨师。

对此，共有4549人作了13237次选择，其中在选择次数和个案数中，选择科学家的比重最大，分别为17.2％和50.1％；其次是教师，分别为16.4％和47.7％；然后依次排名为艺术家、慈善家和医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选择银行家的为倒数第一，分别是 2.4％和7.1％；选择市长的为倒数第二，分别是3.8％和11.2％。

[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公众心目中社会地位高的职业并不一定是人们向往的职业，更有意义的生活并不一定是人们追求的生活。

譬如科学家和教师令人尊敬，其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堪为公众道德生活的楷模，但在当下中国却难以成为理想职业的范本和现实生活的样板。

相反，市长和银行家却是令很多人羡慕或嫉妒的对象，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有各种负面新闻见诸媒体，其道德品质也难以保证，但他们却可以满足某些人的权力欲或使之过上物质富足的生活。

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表现在价值期望和追求上的特征，就是发生了价值理想或价值追求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选择之间的错位。

正所谓“可敬的东西不可行，可行的东西难起敬”。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众对价值的期望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所要求的价值观是十分吻合的；但我们同样发现，公众在现实生活及其追求上却更多地倾向于非常“现实”的价值取向，这就自然会导致公众价值观在价值期望与现实价值取向之间的错位。

四、价值实践之行为与观念的脱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表现在价值实践上的特征，就是价值主体在践行某种价值观时出现了价值行为与价值观念的脱节。

譬如，当前中国人并不再信奉整齐划一的某一种价值观，而是面临并趋向更多的价值选择，并会在行为上更多地向个人价值、世俗价值和物质价值倾斜，从而导致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从前者向后者的倾斜，并越过了平衡点，出现了从原来的那个极端(如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另一个极端(如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物质价值观)的偏移。

这就是我们现在能随处看到、感受到的人们价值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失范现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价值主体在观念上认同和接受了这种价值观变迁存在的倾斜，相反，人们往往会在观念上倾向于价值观变迁之前原来的那一端，诸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等，或者在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之间寻求一种“观念”上的而不是行为上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平衡，我们称之为“虚假的价值平衡”。

也就是说，人们“知道”应该按照某种价值观行事，如按照集体主义价值观行事，但却不愿去“践行”这种价值观，甚至在行为上往往按照个人主义价值观行事。

有学者通过调查数据对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变迁的情形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变迁只是体现在价值行为上，而不是体现在“价值判断”或“价值认同”等观念上。

“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是否已经完成了从团体本位转向个体本位？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集体主义是否也随之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调查数据看，至少在价值判断上，这个转化还不十分明显。

虽然，人们普遍相信，现在是个人主义的时代，但不论在哪个年龄组，都有90％的人‘完全同意’和‘同意’以下说法：‘一般来说，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

”“为了验证人们对上一个说法的回答是否真实，问卷还从反面询问被访者是否同意：‘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做法已经过时了。

’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这个说法的年轻人非常多，达75％；中、老年人反倒少一些。

这意味着，至少在价值认同上，集体主义还没有过时。

”[5]所谓“至少在价值判断上”和“至少在价值认同上”的措辞，足以说明人们最多只是在“观念”上认同而不是在“行为”上践行集体主义价值观。

对此，有学者是这样解释的：“在价值判断上，中国似乎并不存在全面的价值迷失、价值崩溃。

……但必须承认，在价值判断与行为模式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的行为准则未必会落实在每个人的实际行为中。

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人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模式之间一定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

”[6]这种所谓的差异实际上就是行为与观念的脱节，这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过程中表现得确实比较明显。

观念上认同而行为上不践行，除了长期的思想教育和舆论宣传等因素外，也许还反映了价值观变迁过程中价值主体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狡黠或机智”。

五、年轻人价值观的肇始作用按照米德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是三种文化传承和延续的文化模式和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