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光金所谓社会结构，简单地说，是社会成员的群体组成和关系组成的总称。
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骨架，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展开的，同时又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直至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启动到现在已持续近30年。
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结构以及蕴涵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构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的阶段性特征，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都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作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内涵，并且同时指出，在这些变化中也蕴涵着诸多问题和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罗尔斯主义、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都把重点放在资源配置结构以及利益分配关系结构上。
马克思高度看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造成社会不公和社会冲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或等级结构，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现代社会冲突论也主要把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以及基于社会阶级结构形成的利益关系格局视为社会冲突的根源。
例如，科瑟认为，任何冲突的原因本来就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
任何社会都是由其各个组成部分建构起来的整体，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往往处于不协调和不平衡的状态之中，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科瑟，1989）。
达伦道夫认为，不同社会阶级或等级群体之间的权力结构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注定了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Dahrendorf，1966）。
而雷克斯则关注利益分配关系，认为一个社会的生活资料分配先于整合，整合是分配的结果；分配结构的等级化和巨大不平等必将给社会带来利益冲突而非整合（Rex，1961）。
一般认为，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总是刻意忽视社会冲突问题，其实不然。
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帕森斯曾经对资源配置结构的社会整合意义做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源的分配是否合适，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要求，这些资源的分配过程是否协调，都会影响社会的整合（Parsons and Shils，1951）。
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私人财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及其对经济发展效率和政治民主的保障作用，因此坚决反对任何对私人产权的公共干预，但即使如此，这一理论传统也把权利公平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形成中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正看得非常重要（参见诺齐克，1991）。
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罗尔斯主义的社会公正理论特别关注底层社会的利益，认为提升他们的利益可以增强他们自我负责、自我尊重的能力，从而增进社会稳定；反之，如果忽视底层社会的利益，必将引发他们的不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秩序。
换句话说，社会公正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合意与否的标准，是他们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
罗尔斯进一步指出，社会公正的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
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社会地位和自然秉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却是个人所无法自我选择的。
因此，社会公正要从全社会的角度通过调节主要社会制度来处理初始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不公平影响（罗尔斯，1988）。
另外，政治社会学家S. 亨廷顿在考察20世纪50年代以后近3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时也发现，五六十年代的主要发展目标是经济增长，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分配或公平问题就开始广泛引起关注，减少绝对贫困和收入与财产分配不平等成为社会的公平渴求的两个焦点（亨廷顿，1993）。
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把社会组织结构的现代转型视为现代社会整合、秩序与和谐的重要社会基础。
这一理论脉络把现代社会的宏观组织结构系统划分为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组织三个部分（哈贝马斯，1999；Cohen and Arato，1992），分别称之为第一部门、第二部门与第三部门。
从理想的功能上说，国家组织以强制为基础追求社会公益，市场组织以自愿为动力追求个人私益，而公民社会组织则以志愿为前提追求不同程度的社会公益；从理想的关系上说，三个部门分工合作、良性互动，在相互依赖的同时相互制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促进一国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人民福利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秦晖，2002；康晓光，1999；萨拉蒙等，2002；费希尔，2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尤其强调公民社会组织在表达和维护公民权利、平衡市场力量以及通过参与政治生活来推动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Seligman，1992）。
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是国外现代社会理论在探讨社会变迁与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时很少提及的，因为这两种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城乡结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重要主题，传统社会主义追求的缩小“三大差别”目标中，就包括了缩小城乡差别的问题。
另外，城乡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通常所说城市化过程的内涵，更准确地说，现代意义的城市化是城乡结构和城乡关系的现代转型不断展开的过程。
中国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涉及中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中国社会结构分析中，它们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状况对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同时也是因为它们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
总之，对中国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问题的分析研究，已经成为理解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改革开放为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不断扩张的制度空间，而且是因为它直接参与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前面提到的诸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本身无不带有中国式改革开放和相关制度变化的印迹。
因此，制度变迁是解释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基本变量之一（陆学艺主编，2004）。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从经济结构变化中寻找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际上，现代社会理论也不否认这一点。
例如，在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中，作为适应性子系统的经济系统具有基础性意义，经济系统的变化尤其是结构性变化必定会推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变化（Parsons，1971）。
近代以来，经济系统变迁的一个世界性趋势，就是由工业革命开始的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技术与经济变革，即所谓工业化。
而工业化的有效推进往往又依托于一种特定的经济动力机制，即所谓市场化，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是惟一的机制，例如，众所周知，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带有很厚重的政府推动痕迹，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也依靠国家力量建立了一个民族工业体系，但它们最终都不同程度地回归了市场体制。
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通常也会成为一个伴随发生的社会经济过程，并对市场化和工业化产生推动作用。
一般而言，可以把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视为所谓经济现代化的三个基本过程（参见丁建弘主编，1999）。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包含着这三个过程。
改革的突破口是农村经济体制创新亦即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此后经过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城镇经济体制的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的经济初步实现了市场化的转轨；国民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中期后半段（陈佳贵等，2007）；在此基础上，城镇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平台，经济和人口的城市化迅速得到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基础结构、社会活动结构、社会利益关系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因此，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本身有着诸多质疑，尽管中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有自身特性，但在本质上仍然不可辩驳地属于现代化的范畴，即使改革开放意义上的制度变迁，从国家意志的取向看，也一直以现代化为目标。
相应地，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本质上也是一种现代化性质的社会转型过程。
当然，社会结构的变迁并不总是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前者更容易受到制度系统的制约；但社会结构变迁与经济结构变迁的不一致反过来会造成宏观结构不协调，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造成阻碍，从而对通过制度改革调整社会结构提出新的要求（陆学艺，2005；李强，2005；李培林，2006）。
换言之，这些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与经济结构变迁相适应的状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结构意义。
从目前情况看，社会结构系统的现代化过程已经启动，但总体上还处于现代化的初中级阶段，与经济结构工业化水平还不相适应，内部协调性还有待提高。
二、人口结构的变化与老年化时代的到来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首先表现为人口再生产模式在30年里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所谓“两高一低”）转型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所谓“三低”）组成。
1978－2006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在从18.25‰降至12.09‰，人口死亡率一直在6.5‰这一水平上下变动，而且变化不显著，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相应地从1978年的11.45‰降至2006年的5.28‰（参见图1）。
051015202519761979198219851988199119941997200020032006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图1 1950年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动趋势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从图1可以看到，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化，在人口死亡率大致稳定的情况下，主要决定于人口出生率的变化。
1987年以后，人口出生率稳定地下降，死亡率基本稳定，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稳定下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低于更替水平，据测算，在这近30年里，我国总计少出生4亿多人（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2007）。
这在一方面是国家30年来长期坚持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人均GDP的增长和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两个影响人口生育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李建民、原新等，2007）。
笔者收集了1952－2006年我国人均GDP数据和教育发展相关数据，在教育方面，最好的指标是各级学校入学率（升学率），但统计资料仅能提供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据，考虑到中学教育发展的社会意义最为突出，我们以普通中学（含初中和高中）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教育发展的指标以替代入学率（升学率）；同时，1979年我国开始较为严格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此设置一个政策虚拟变量（1978年及以前年份＝0；1979年及以后年份＝1）；然后，以人口出生率为因变量，以年度人均GDP、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比重和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表1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