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与女性文学专题研究引言在新时期的女性作家中，王安忆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位，这不仅表现在她对二十多年来风起云涌的女性文学及其批评独到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中，更表现在她近三十年来的创作生涯里坚持不懈的艺术探索中。

王安忆还是令评论家最束手无策的一位，她的作品题材涉及非常广泛，风格变化很大，具有跳跃性，很难概括她的创作状态与风格特征，当代学者洪子诚称其为一位“能够驾驭多种题材”、“始终充满活力”的具有丰富潜力的作家。

王安忆在同辈女作家眼里，被认为“综合实力”首屈一指，是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大姐大”；而批评家则早已承认：“王安忆在诸多的女作家中无疑出类拔萃。

”“她的写作方式和精神追求使她成为知青作家里最具有反思能力的一位”；可是这样的评价在当代女性批评家徐岱看来还略显保守，其实“在百年中国女性叙事文学里，如今的王安忆已能跻身于最佳阵容，同张爱玲、萧红、苏青、杨绛、丁玲等相媲美。

”总体来看，王安忆的女性写作主题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把女性置放在自身欲望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冲突中探讨女性命运；二是把上海故事中的女性安排到日常生活中关注其生存状态，探寻人类生命的本质。

一、理性的女性立场1、略显谨慎与保守的女性立场。

对于新时期风起云涌的女性文学思潮及批评观念，王安忆采取的是谨慎与保守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她对女性生存处境及精神状态的漠视，或者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认同，而恰恰相反,这种审慎体现了她对中国女性问题的深切关心和深入思考。

王安忆不止一次地表述过她的观点，“让愿意回家的妇女回家去”。

我想王安忆的呼吁是一种对历史现状更为积极的思考，与其使一部分职业妇女名不副实，还不如让她们完全回到家庭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王安忆试图展示的是，与其让广大妇女长久跋涉于传统与现实的泥泞之中，还不如让她们回到一种更自然和单纯的传统生存状态中去。

2、女性与文学的初衷是天然一致的。

关于女性与文学的关系，王安忆也有独到的认识：“我喜欢写女性，我觉得女性更加像一种动物”，“我觉得女性特别是一种感情的动物。

当我想到女性是一种感情的动物时，我就觉得她特别可爱，她为了情感，是什么都可以不顾的”，在王安忆看来，女性在生存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生理与情感因素，也因此更具有文学审美价值。

3、对新时期初期的女性文学进行反思。

二、女性身体欲望的书写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关于男女之爱的叙事，只有极少数作家能够正视女性的身体欲望，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的《色戒》，苏青的《结婚十年》（惊世骇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我们常常看到高于自我、高于生命的纯粹精神的浪漫爱情。

这种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以男女感情的无限契合为目标，追求爱与欲的双重高峰体验。

传统中国文化，其实是不讲男女之间纯粹的浪漫爱，《诗经》时代基于人类早期质朴情欲而产生的美妙诗歌，渗透着自然主义情欲内容；封建时代的“游园惊梦”、“花园相会”不过是文人“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式世俗幻想的序幕；《金瓶梅》写的是性；《三国演义》男人之间的情义而无男女之情；而《红楼梦》写的是男女之情，遗憾的是那个男人是“痴人”，相当于傻子。

“五四”以来这种放弃自我、为了爱甚至可以献出生命的以迷失自我为特征的浪漫书写遭到了王安忆的质疑。

在“三恋”、《岗上的世纪》等作品中，她或把性爱置放在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婚外恋关系中探讨女性欲望，或让性爱回到自然状态中寻求一种两性的平衡，从而完成了对浪漫爱叙事中无视女性主体感受的爱情神话的消解。

（一）“三恋”：女性身体欲望的书写把性爱置放在婚外恋关系中探讨女性身体欲望，主要表现在被评论家认为是“她对于女性文学独特而不同凡响的意义”的“三恋”上（《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

在1986年、1987年，王安忆连续发表了这三部同有一个“恋”字的作品，它们本身都有着荒山、小城、锦绣谷的不同地名，表现了各自的独立性；它们又都是“恋”的所在地，分别涉及了性爱、情爱与婚外爱的不同母题。

（二）《岗上的世纪》：两性平衡的探求发表于1989年初的《岗上的世纪》，则通过由现实状态到自然状态的性爱，探讨自然生命本身的魅力、力量与价值。

这篇小说叙述了一个叫李小琴的知青为了招工进城和小队长发生性关系前前后后的故事。

他们发生了性关系后，李小琴发现自己受骗就告了小队长，小队长罢官受罚，李小琴远走他乡。

后来他们不期而遇，竟然七天七夜封闭在一间小屋里，享受来自生命本能的欢愉。

李小琴和小队长发生性关系，本来是有着各自的目的和现实的考虑，可却逐渐发展为极端单纯的男女性爱关系。

针对这一点，这篇小说曾被评论家解读为“是颠覆男性的女权主义的文本，王安忆在此揭示了女性主人公无力战胜心中恶魔的人性的陷阱。

”“也就是使她以性为手段转成目的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性的迷狂。

由此作品展现出在现代社会对性的原始冲动采取认可态度的同时，现代女性心灵有可能陷入的不清醒状态。

”应该说，这种批评是颇有见地的。

王安忆在这篇小说中首先有意赋予人物有着太切近现实的利害冲突和十分平庸、几近丑恶的世俗愿望，然而又着力刻画了他们在性欲的推动下对这种世俗利害的超越，世俗心理在性的宣泄中得到了净化。

显然，这种净化已不再是“三恋”式的纯净了，而是混沌之后的升华——从出卖肉体和私通到发现生命意义和力量，在性爱的过程中他们重新创造了一个蓬勃的自我。

这里的性爱不但销魂夺魄，而且使他们发现、肯定和确定自身，他们热烈而欣喜地感到自己“好像重新活了一次”，并且“只活这一次，就抵得上一百岁，一千岁，一万岁”。

作家着意渲染人类性爱所具有的创造伟力，在自然的纯粹的生存状态之中，在男人与女人的天然关系中探讨生命的本质，“人都是社会的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我想寻求的是拥有不同生存方式的男性和女性在活动这种无功无用的人性的快乐时，他们是怎么对待的。

尽管当时的很多想法已记不起来了，但这一点我还是很清楚的，即我想寻找一种平衡，两性的平衡。

”三、解构与构建作为一位有着强烈文体意识的作家，王安忆一直在探索着小说与世界的关系，并且不断调整自己的叙述姿态。

1980年代中期的《小鲍庄》即是王安忆风格转变的标志性作品；而1990年代初发表的《叔叔的故事》，则被认为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标志着王安忆叙述策略的转变”，称其“新的叙事风格正在形成”。

（一）《小鲍庄》：对传统小说叙事的审视1985年，王安忆发表了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品的《小鲍庄》，这是她1983年和母亲茹志鹃一起参加美国爱荷华州的写作计划之后的第一部小说。

美国之行给了她极大地震动，离开中国本土，换一只眼睛看自己熟悉的东西，却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西方文化的参照使她有意识地从另一角度思考民族文化和自身文化的处境。

（二）《弟兄们》：对女性意识觉醒及姐妹情谊的质疑1、对体现女性意识的姐妹情谊叙事模式的解构：对传统小说叙事的理性审视，自然使王安忆质疑当下如火如荼的女性叙事与话语。

在20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一直时隐时现着一个放逐男性描写纯粹女人之爱的温馨世界的女性文本。

这些文本与同性恋题材不同，其情节大多是因对现实不满而形成姐妹组合，她们没有对性的感受，其理想也只是建立一个纯洁的女儿国，并以此获得友情、支持与精神上的安慰。

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这表明女性作家们实际上是以这种纯精神型的姐妹组合来表达女性对社会、对传统、对男性中心文化所要求的女性角色形象的拒绝，并在这种组合中彼此得到一些安抚。

“她们试图用女人之间纯精神的友谊来与男权中心文化抗衡”，“这里的姐妹情谊（《指池莉的小说《小姐，你早》》给予了强权的男性中心文化一个响亮的耳光。

”显然，作家彰显姐妹情谊，并把这种情谊渲染为女性在男权文化洪水包围中的一叶方舟的叙事策略，得到了部分当代批评家的认同和肯定。

针对这种见解，王安忆的《弟兄们》显然别具只眼。

作为美术班同住一个宿舍的她们，相见恨晚，以自己愿意的节奏和方式去生活，互相鼓励，从而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快乐，亦意识到只能为别人而活着的悲哀；不仅如此，她们还反省了很多有关婚姻、生育、家庭等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发现了自己与一个男人的结合，完全是由于怕孤独，而找到一个人作伴的代价却是自我的失落，因此她们要把各自真实的自我唤醒，从而解放自己。

她们把三人之间的互相支持和鼓励，形容为“一个自我灭亡与新生的奋搏的过程”，并意识到只有在“你拉住我，我拉住你”中“才没有沉没”。

因此这三位同窗女孩，不但彼此之间的称谓为“老大”、“老二”、“老三”，还称她们各自的丈夫分别为“老大家的”、“老二家的”和“老三家的”，以彼此之间模仿男性话语的称谓来显现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而且她们的情谊也模仿男性话语以“弟兄们”相称，来表明其姐妹情谊的深厚和团结力量的强大。

总之，她们因为能脱离男人而感到生存的满足，并且在同性相处之中获得了自我认识和肯定的体验。

这种团结、平等、自由和发展特质的感情关系，是相当一部分女性主义者极为重视的姐妹情谊。

然而王安忆却追问：“没有物质瓜葛（包括具体日常生活和性爱）的纯粹精神感情交流能走多远？”既没有建立独立生活单元的意图，又不涉及同性之间的欲望的姐妹情谊是作家的试金石。

于是她把上述有利女性交往的环境从这三位“弟兄”中抽离，把人物放回现实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去。

结果是，老三首先离开“弟兄们”，当爱情和事业发展两难兼顾之时，她与大多女性一样选择了爱情，她对这种妥协辩白道：“如有爱情，谁被谁吞没也都是快乐和有价值的。

而假如这种真实的自我无法给人快乐，并且还会给人带来破坏，那么要它有什么意义？”这里涉及到了“利己”“利他”不同价值取向和什么是“真实的自我”的问题，无论王安忆是否认同老三的看法和选择，她清楚当下的中国女性一般在爱情关系中，是会以牺牲自我来换取所谓“快乐”的。

同样老大、老二在现实生活挑战中的选择也是大多典型女性的选择，在孩子与丈夫的问题上，老大的选择与老三如出一辙。

女人之间的姐妹情谊在异性恋和亲情的巨石面前变成了不堪一击的鸡蛋，从此老大被掩埋在疲劳、琐事和日常生活中，在生育与做母亲过程中失落了自我。

老二也在平淡的、规律化而缺乏刺激的工作和生活中消磨了往日的激情与意志，从而转向了以修饰打扮和生孩子来肯定自己。

小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种所谓的姐妹情谊不过是泥塑的堡垒，显示了王安忆对中国当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姐妹情谊等叙事话语的质疑。

2、对男性话语的戏仿，如小说篇名、女性主人公之间的称谓、小说中人物的话语及思维等。

小说通过对男性话语的戏仿，既表明了现今中国的男权中心文化的无所不在和强大力量，又表明了企图用姐妹情谊来颠覆男权中心文化的不可能性，揭示出现今中国女性潜意识深层对男性中心文化规定给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的认同，这种叙事表现了王安忆对当下女性自身主体的局限性、矛盾性与困惑性的清醒认识与勇敢正视，也显示了她对当下女性话语与女性叙事的审视与质疑，同时也体现了她对中国二十世纪女性写作及女性主义批评的独到认识与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