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1、文化的分类物质文化：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方法等。

这是最表层的一种文化类型。

制度文化：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

例如国家、社会、家庭的组织模式，法律秩序等等。

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

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

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比如哲学、宗教等等。

这是最深层次的文化类型。

2、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形式基本途径：民间的：民族迁移，商品交换基本方式：和平方式、战争为方式官方的：朝贡贸易，使节往来，留学生交流第一章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1、周代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中国西南地区是亚洲大陆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的衔接处。

其中云南、四川的西部地区，有独龙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河流自北向南奔流，犹如在崇山峻岭中开辟了若干条南北交通的走廊，自古以来便成为民族迁徙、经济往来的通道。

至迟于公元前4世纪，中国西南各族人民和东南亚中南半岛各族人民在自然条件恶劣、道路崎岖难行的情况下，迈开双脚，驱赶重驮货物的骡马，沿着横断山脉河谷的天然通道，攀行高悬绝壁的栈道，跨金沙，渡澜沧，万里传输，血汗滴石，开凿出"天府之国"和长江中游地区通向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亦称"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关于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录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卷116《西南夷传》云："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

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

'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

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云：“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

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

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1、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业已存在的西南陆上丝绸之路者，是汉武帝时候的张骞。

诚如英国人李约瑟所云:"张骞事实上巳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

“2 、张骞通西域之前，穿行在川滇缅印古道上的贸易商人，绕过青藏高原东南部，经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过缅甸，到印度、阿富汗，开通了最古的丝绸之路一西南陆上丝绸之路。

中外学者对这条古道，绝大部分取认同态度。

3、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丝绸、铁器、棉花、宝石、海贝第二章秦汉时期对外交通的开拓及与域外的文化交流一、秦汉与东邻朝鲜的经济文化往来1、商周时期的中朝交流据《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遗事》等中朝两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公元前11世纪殷末周初，殷商贵族箕子——商纣王的叔父，向讨王进谏，被囚。

周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灭殷，下令释放箕子。

箕子不愿看到殷朝灭亡的惨状，遂率5 000人去了朝鲜。

周武王封箕子为朝鲜侯，与朝鲜建立了分封朝贡关系，朝鲜臣属于中原王朝，毎12年朝周一次。

箕子率5 000名中国人到朝鲜后，与当地的朝鲜人民共同生活，建立国家，定都于王俭城（今平壤），史称"箕氏朝鲜"。

箕子去朝鲜后，带去了中国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如"田蚕织作"、"诗书礼乐"、"医药卜筮"、"设禁八条"等。

"设禁八条"即八条法令，可惜现仅知其中三条，即《汉书》所载："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人为其家奴，女子为婢。

"从而加速了古代朝鲜社会的发展。

箕田在平壤城南含毯门与正阳门之间。

朝鲜学者韩百谦曾著《箕田考》，云：箕田呈"田"字形，毎"田"有四区，毎区皆七十亩。

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

据此可知，箕田井井方方，与商代甲骨文"田"字相合。

从而可知箕田的划分方法是箕子从商朝带来的。

综上所述，公元前11世纪的殷末周初，箕子率众移居朝鲜立国，带去了中国商朝文化，促进了古代朝鲜的经济文化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看，古朝鲜的统治阶层来自中国。

来自中国的古朝鲜统治者，自然带去了中国文化。

2、秦王朝的中朝交流在秦灭亡六国统一中国到秦末战乱这段时期内，数万中国人为避战乱和躲徭役而逃往朝鲜。

燕、齐、赵等国百姓为避秦末战乱与重役，从陆路经辽东进入朝鲜北部的古朝鲜，人数多达数万。

这时，古朝鲜王的统治者为箕准。

准王也友好地接待了这些中国来的流民。

3、汉代的中朝交流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

公元前194年突袭箕氏准王驻跸的王俭城。

箕氏准王不敌而向南逃到马韩地区，自立为韩王。

卫满入王俭城后也称王，国号仍称朝鲜，史称"卫氏朝鲜"。

卫氏朝鲜臣服于汉，得到许多物资和兵力支援，力量渐强，并进而征服真番、临屯等部落。

卫氏朝鲜传至卫满之孙卫右渠时，骄横起来，不仅不去朝贡汉帝，还无限制地招诱汉之逃亡者以壮大力量，尤其是阻止其南部的真番等部落上书汉帝通交通使。

于是，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年）派涉何为使，赴朝鲜劝右渠王改变态度，但右渠王不听。

同年秋，汉武帝发5万士兵分水陆两路攻打卫氏朝鲜，右渠王被臣属杀死，王俭城陷落，卫氏朝鲜遂亡。

汉武帝在其疆域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

四郡之下设众多县。

汉武帝任命汉人为四郡及各县之官吏，同时封原卫氏朝鲜之贵族以爵位，令其参与统治。

汉四郡建立后，不仅有众多汉人官吏到四郡任职，还有更多的中国人移居四郡，此外还有不少中国商人到四郡经商贸易。

4、汉朝对朝鲜的影响制度文化方面，汉朝的郡县制度、钱币制度直接运用于朝鲜。

物质文化方面，秦汉的金属器皿、丝绸、漆器大量传入朝鲜，促进了朝鲜生产力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汉字的传入。

汉字在朝鲜的传播有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中外学界一般把中国汉字传入朝鲜的时间定为中国战国至汉初这段时间。

据朝鲜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初，就有不少朝鲜人会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典籍。

二、秦汉与东邻日本的经济文化往来1、移民与秦汉时期中日两国的交流中国文化向日本的辐射与传播，主要是由中国移民来完成的。

殷商和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向日本的移民便开始了。

那时诸侯争霸，战乱频仍，北中国的齐、鲁、燕、赵之民，很多东逃朝鲜，也有的间接或直接逃至日本。

秦汉时，中国移民日本的势头有增无减。

其中秦始皇的扶苏系和胡亥系皇族都有人先后逃亡日本。

汉代，武帝于公元前109年在朝鲜设立四郡直接统治朝鲜北都以后,大批汉人从中国本部前往朝鲜四郡就职、经商,他们的子孙就居留在那里，可是到了公元313年，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统治机构乐浪和带方两郡被灭亡后，那里的汉人就不得不离开那里，一部分回到故国，一部分向南流动，渡海到日本列岛。

2、秦汉移民对日本的影响这些移民在日本繁衍,愈来愈多。

因此，日本人的血液中有中国人的血液，中日两大民族有血缘关系存在，是一确切不移的事实。

这些移民，在日本的开化、生产力的提高及加强统治力方面，甚至在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曾起过重大作用。

中国秦汉之际(前221年一220年），相当于日本列岛上金石并用的弥生时代(前300年一300年）。

秦汉之际的中国文化向日本的辐射与传播，大大缩短了日本列岛脱离蒙昧状态进人文明社会的进程。

东京大学考古学教授江上波夫曾就此指出："由绳纹文化向弥生文化的过渡是一次质的飞跃，其转变是突发性的。

因此，创造弥生文化的并不是日本列岛上原有的绳纹文化人，而是当时已经具有高度发达水耕农业技术的外来民族。

"这个外来民族非中国移民莫属。

所以，日本史学界一致公认："弥生文化是一种来自中国的文化。

"3、秦代徐福东渡的传说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时，齐人徐福率童男童女3 000人，携百工及武器、五谷等人海求仙，采长生不老药。

实则是经朝鲜至日本九州，在佐贺登岸，又沿濑户内海东进，到达富士山定居。

又分一支继续东行，到了和歌山县新宫市定居。

徐福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产生了中日两国间的地缘乃至血缘的联系，实现了两国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交融，造福于日本社会的发展，并与其后世汲取汉唐文化有渊源关系。

徐福被日本人民尊为"司农之神"、"司药之神"。

中国民间，尤其是山东荣成、诸城、即墨各市县和江苏连云港、赣榆一带，都流传着不少关于徐福的传说，还有人考证江苏赣榆县的徐阜村或山东黄县的徐乡就是秦代徐福的故乡。

山东即墨沿海有个徐福岛，当地传说是徐福东渡时的船只避风上水之处。

曰本民间把徐福东渡日本加以具体化、形象化的描绘，广为流传。

不少地方都有所谓徐福的遗迹和故事。

如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港，传说是徐福船队到日本登陆的地方。

据说徐福曾在佐贺县的金立山住过，因此当地居民建金立神社奉祀徐福。

佐贺县每50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徐福大祭"，最近一次是在1980年。

当地还流传着徐福登金立山望西方怀念家乡和徐福与土著酋长的女儿阿辰的爱情故事。

和歌山县新宫市还保存着徐福墓，每年的9月1日晚上都要举行徐福大祭。

新宫市附近的一座小山还被认为是传说中的蓬莱山，传说徐福曾经在此寻找长生不老药。

4、汉代史书对于中日交流的记载中国史籍对中日交往的明确记载，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书∙地理志》述及汉初朝鲜海中有倭人分立为百余个小国，经常向汉朝进贡;汉朝也回赐许多礼物。

日本九州及本州近畿地区出土的大量西汉铜镜、铜剑、铜矛等贵重物品证实了这一点。

西汉的铜镜、铜剑等物品是权威和富有的象征，说明日本早期的众多小国与西汉之间存在着册封关系。

汉武帝时，日本已由百余个小国发展到30 余个小国。

它们通过汉代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机构(如乐浪郡)与汉朝发生朝贡册封关系，以得到中国皇帝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赏赐。

东汉时，日本各倭国与汉朝的册封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反映这种册封关系的信物是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二年〈57年）赐予倭国的一颗金印。

《后汉书∙倭奴传》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入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