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释道三教关系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
中国佛教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虽然创立于古印度，却兴盛在中国。
外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即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在同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了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
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
佛教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大体经历了两汉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附、迎合、调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道共存并进、冲突交流，隋唐时期吸收融合、独立创造，以及入宋以后，内外融合、渗透合一的历史过程。
宗教传播既是宗教生命力的表征，也是其救世精神的要求。
两汉之际，佛教东传华夏，开始了它的中国化（也就是与儒道相融合）的进程。
首先来说一下政治传播，宗教对国家的政治影响是通过宗教对政治人物和政治过程的影响、通过宗教组织的强大舆论攻势和政治动员效果来实现的。
比如说宗教参政议政：南北朝时期史称“黑衣宰相”的僧人慧琳和史称“山中宰相”的道士陶弘景都曾积极参与国事。
宗教领袖与国君和政要互动实际上是相互需要和利用
宗教组织本身的发展也需要政权的支持。
再比如统治集团有其主导的意识形态，这是居于领导地位的集团、阶级的代表或政党的统治意志、原则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统治者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也以意识形态为思想后盾，国家政权在依靠手中拥有的强制手段进行统治之外还需要在道义和意识上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制造舆论，这在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
此时社会分裂社会不能整合自然思想和信仰不
能统一，正统的儒教开始式微，名教衰落，神学经学失势，佛教便趁虚而兴，独尊的儒术不再是拥有强大权威的指导思想，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对人心的冲击极大，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伦理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因而才有儒释道三教的复杂的互动，既相互渗透融合又相互斗争冲突。
三教的斗争在经济方面很明显。
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急剧发展，成为封建经济的主要构成成分，一方面寺院通过自己的发展广做善事来扩大影响和招收信，另一方面也因寺院经济的过度膨胀影响到儒道两教的发展而招致大规模的灭佛。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除了政治和经济传播以外，更主要以文化传播为主，走的是一条文化之道、和平之旅。
一、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但佛教不仅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因此，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就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十分注意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
人们常说，佛教自传入始，就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从思想理论上看，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道化和儒化，而外来佛教的道化和儒化最早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表现出来的。
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以传为第一部译佛经的《四十二章经》为例，此经的内容重点宣扬了佛教的人生无常和爱欲为蔽等思想，但行文中却夹杂着“解无为法”、“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和“以礼从人”之类的儒家语言。
就连此经的文体也模仿了儒家经典《孝经》。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曾引旧经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
”继《四十二章经》之后出现的汉译佛经，也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儒道的思想烙印。
三国时期的佛事活动，仍以译经为主。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是支谦和康僧会，他们俩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中土，深受中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译出佛典的同时还注经作序，其译述不但文辞典雅，而且善于用儒、道等传统的名词术语和思想理论来表达佛教思想，进一步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例如支谦在其所译的《大明度经》中一方面比较准确地用“空”这个概念来表达般若的基本思想，强调“诸经法皆空”，但另一方面仍然沿用了《道行般若经》中老庄化的“本无”概念，强调“诸经法本无”。
在注释中，他还引用了庄子的“无有”这一念来说明诸法性空如幻的道理：“色与菩萨，于是无有”，并借用传统的“得意忘言”的思想与方法，提出“由言证已，当还本无”，以此来注解“得法意，以为证”的经文。
而康僧会在译介佛经时也融合吸收了不少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内容，特别是以孟子的思想来发挥佛教理论。
在他编译的《六度集经》中就大量吸收容纳了儒家仁义孝亲的伦理观和仁政德治的社会政治思想。
经中不仅大讲“恻隐心”、“仁义心”，而且还极力主张“治国以仁”，认为“为天牧民，当以仁道”。
除了这些治国牧民之道以外，经中还大力提倡“孝顺父母”，歌颂“至孝之行”。
这些思想显然已不是印度佛教的原样，而是中国化的
佛教了。
“出世”的佛教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融入了重视现实人生的品格，这与康僧会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除了译经之外，佛教宗师们能够契理契机，以高度的自信依附、融摄、吸收儒道学说，充实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推陈出新，后来居上。
佛教入华时，中国道教的前身“方仙道”与“黄老道”盛行，它的“食气”、“导气”、“守一”之术与佛教禅数学很相似，于是，来华僧众就以方便法门，把二者“混同”在一起，以中国人熟知的方式传播佛法。
史载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
，昙柯迦罗（法时）也是“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
这对拉近佛教与中国民众心理与信仰上的距离无疑起到积极作用。
二、文化先导，根深叶茂。
佛教文化体大思精，源远流长，囊括哲学、艺术、伦理、科技、音乐等许多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来华传播佛法者多饱读经书，学识渊博。
无论是译介经论，还是随缘弘法，其人格学识都令中国信众大开眼界，心服口服。
中国人一向重视文化，对远道而来、博学通识的僧众自会油然而生敬意，这对佛教传播无疑是有利的。
如东晋永嘉年间来华的西域僧帛尸梨密多罗南渡长江后止于建康建初寺。
因博通经论，天资高朗，宰相王导深表钦服，广为推介，由是而名声日显，贤达争与缔交，可以说学识成为他传播佛法的最有价值的一张“名片”。
应该说，佛教厚重的文化内涵打通了佛教与世俗官僚或儒家知识分子之间信仰或情感上的隔膜，促进了佛教在士人之间的传播。
三、以理服人，和平传播。
佛教慈悲戒杀，反对残暴，宣扬正义、和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短暂的全民性的崇拜，君主兼教主的时期，但却从未出现过佛教迫害或强迫其他宗教改宗事件。
梁武帝早年信奉道教，天监三年（504）舍道归佛。
此后，广建寺塔，并四次舍身佛寺。
但他崇信佛教并不表示
要定佛教于一尊，对茅山道士陶弘景，他格外敬重，国中大事，每遣人咨询，陶因此而有“山中宰相”之谓。
佛教流传中国2000余年，其主流始终平和方正，不枝不蔓。
所以梁启超先生盛赞佛教是“智信而非迷信”，“世尊说法四十九年，其讲义关于哲学学理者十而八九，反覆辨难，弗明弗措，凡以使人积真智，求真信而已。
”三教之争在中国历史上时有耳闻，但血与火的宗教战争却从未出现。
这固然基于中国民众有容乃大的心胸，也与佛教慈悲戒杀的教理有直接关联。
正如佛经所说，“战胜者滋长仇恨、战败者于哀痛中倒下。
胜败俱泯的人才是快乐和平的人。
”正是因为有如此良好的“人和”条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才深人人心，一往无前。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
唐宋以后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表明，佛教最终毕竟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外来的佛教如何得以与传统的儒、道文化相融合，在三教融合中，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怎样的特点与精神，对于这些问题，仍然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