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法论文————可仲裁性问题之探讨
可仲裁性问题之探讨
〔摘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 可仲裁性一般是指关于一个争议是否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可仲裁性, 作为仲裁协议有效的先决条件, 是在仲裁过程中所必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本文从公共政策原则、一国内的敏感领域及各国法律对于可仲裁性的影响, 论证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扩大可仲裁性的范围。

〔关键词〕可仲裁性公共政策法律适用
一、引言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 可仲裁性一般是指关于一个争议是否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在某些国家的司法制度中, 可仲裁性这一术语也可用来描述关于一个特定的争议是否属于仲裁协议的范畴的问题。

本文中所讨论的可仲裁性之问题是指其的一般含义。

如果争议的事项是不可仲裁的, 那么仲裁协议将会被认定为无效。

可仲裁性实际上是仲裁协议有效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更者, 在纽约公约和示范法中肠均规定, 如果争议的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 仲裁裁决的认可与执行将可能会被拒绝。

因此, 无论是在仲裁过程中或者仲裁裁决执行的阶段, 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之问题都是必须回答的。

然而, 可仲裁性之问题是仲裁法中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如什么是可仲裁性的范围及应用是否有一个规范的标准来判断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可仲裁性的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本文将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来探讨可仲裁性之问题。

二、公共政策对可仲裁性的影响
当一个国家认定特定的一系列争议是不可仲裁的, 这往往是基于公
共政考虑。

正如专家所述, “每个国家将可能依据其本国的政治、社会及经济政策而决定哪些事项是可仲裁的, 哪些是不可仲裁的。

”公共政策的适用要理解适用于可仲裁性的公共政策的概念, 首先应区别公共政策是应适用于某些特定的事项还是应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律规则而适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政策应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律而适用, 即只要争议涉及了公共政策的解释或应用, 该争议即为不可仲裁的, 无论争议的事项是何种事项。

这种观点是从早期法国司法实践中对法国民法典的狭义解释而来, 该解释认为与公共政策相关一切事项均不适用仲裁。

公共政策现己被认为是仲裁员在解决争议时所必须适用的一项规则。

这种观点已为包括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在内的大多国家所接受。

公共政策决定可仲裁性的标准如上所述, 公共政策在可仲裁性问题中的适用已被认为是对具体仲裁事项的适用而不是作为一种的普遍的法律而适用, 本文此后所讨论的公共政策的概念将定义为适用于具体事项的公共政策。

可仲裁性试图界分在解决某些特定事项时必须通过国家法院裁决而体现的国家利益和争议双方希望通过仲裁方式私自解决纠纷的个体利益。

从一方面而言, 由于一个国家的某些特定的利益, 公共政策之因素仍将对决定一个争议是非可仲裁时起到重要影响另一方面, 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也需要限制公共政策的影响, 避免其成为国际商事仲裁的障碍。

近年来, 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许多国家均放宽了对国际仲裁中可仲裁性问题的限制, 并支持双方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 即使某些时候公共利益可能需要作出一些让步。

三、可仲裁性问题的法律适用
要决定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 就首先必须决定可仲裁性问题所适用的法律。

与可仲裁性问题相关的法律大致有仲裁协议的管辖法, 仲裁地法以及仲裁裁决执行地法。

仲裁协议管辖法合同双方共同选择的仲裁协议管辖法通常被认为是可仲裁性问题的适用法。

这一论点为欧洲公约第款所确认“在决定有关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时, 本公约参加国应依据合同双方所约定的仲裁协议的管辖法。

”类似的观点也为纽约公约所承认第款第款。

然而, 决定仲裁协议的管辖法并不总是那么轻而易举, 双方常常没有对仲裁条款的适用法进行明确的规定。

比如, 在国际商会的标准仲裁条款中就没有对仲裁条款本身所适用的法律作出明确约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两种法律可能适用于仲裁协议主合同适用法律和仲裁地法。

仲裁条款独立性这一原则使包括仲裁地法在内的其它法律有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对仲裁协议产生影响例如仲裁地国家的国际私法中有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可仲裁性的问题必须适用本国法。

在国际商会的第号案中, 一家法国公司与一家埃及公司在瑞士进行仲裁, 仲裁协议明确约定适用埃及法。

在埃及法中, 仲裁协议无效且该争议事项为不可仲裁的。

然而仲裁员裁定仲裁协议有效并认为争议事项可以通过仲裁解决这个裁决是依据瑞士国际私法第款之规定可仲裁性问题必须由仲裁地法决定, 其他任何外国法均与此无关。

仲裁地法对可仲裁性问题的影响也可以从纽约公约中得到体现, 其第款明确规定仲裁裁决的认可与执行有可能因为仲裁协议在仲裁地法下无效而被拒绝。

仲裁裁决执行地法仲裁裁决执
行地法对可仲裁性的影响体现在纽约公约第款之规定, 该规定指出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将可能由于争议事项在仲裁裁决执行地本国法中是不可仲裁的而被拒绝。

类似的规定也可以在联合国示范法第款中看到。

在著名的肠企案中,在认定争议为可仲裁的同时, 法庭也指出“在允许仲裁继续进行的同时, 美国国家法庭也可能在仲裁裁决执行的阶段适用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 以保护本国合法的利益。

”纽约公约的签署国均保留了在仲裁裁决的执行违背本国的公共政策的时候, 拒绝裁决的执行的权力。

然而, 由于仲裁裁决的执行地在许多案件中是无法预知的, 所以在实践中, 很难在做出仲裁裁决的阶段去考虑仲裁执行地法对可仲裁性的影响。

在美国地区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 原告辨称根据纽约公约第款, 在决定争议事项是否可以仲裁时, 法院应以仲裁裁决执行地国的法律为依据。

法庭驳回了此种观点。

事实上, 在纽约公
约议定时, 德国代表也曾提出纽约公约第款中应当指出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与仲裁裁决的执行相关。

但这种观点经投票被否决了。

在仲裁裁决执行的阶段, 如果一方以争议不具有可仲裁性为由在裁决执行地国法院对裁决提出异议, 法院一般将适用纽约公约第款之规定来进行审理。

同时, 为了保护国际贸易的利益, 大多数国家的法庭均认为纽约公约第款的适用范围应当限制在一定程度内。

例如在美国法院审理的的一案中, 法院裁定只有在仲裁裁决违背了美国最基本的道德与正义之概念的情况下, 才可以拒绝裁决的执五、发展中国家对于可仲裁性问题的探索中国法之观察一般而言, 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
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确定国际公共政策的范围。

甚者,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以及国际仲裁的采用者, 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相比于某些发达国家更大地扩展可仲裁性的范围。

这点可以在中国法律对于可仲裁性问题的规定中得到体现。

在可仲裁性问题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款规定“下列争议不可仲裁婚姻、收养、监护、赌养和继承争议法律要求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从该条款中可以发现, 在可仲裁性间题上的限制非常少。

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类型的争议都可以通过仲裁解决, 包括与证券、反垄断以及破产相关的争议。

另外, 即使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均为国有企业, 但并没有任何法律限制国有企业不可以参加仲裁不过, 从第款规定保留了行政机构的管辖权这点来看, 保护国家利益在中国法中仍是处于优先地位。

为了更好的履行中国在所参加的国际公约中的义务,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取消涉外仲裁裁决的问题的通知》, 该通知建立一个取消涉外仲裁裁决的上报机制。

根据该通知, 如果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以争议不可仲裁为由取消仲裁裁决, 人民法院在作出取消仲裁裁决或通知要求仲裁法庭重新裁定之前, 应当上报有管辖权的高级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如果同意取消仲裁裁决或发回仲裁法庭重新裁定, 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一份审查报告。

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情况下, 才可以做出取消仲裁裁决或通知要求仲裁法庭重新裁定的决
四、结论
可仲裁性, 作为仲裁协议有效的先决条件, 是在仲裁裁定过程中所
必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而决定可仲裁性的最主要因素是公共政策原则。

不过, 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当今的趋势是扩大可仲裁性的范围, 减少公共政策原则对于可仲裁性的影响。

甚者, 在可仲裁性问题上, 许多国家更倾向于适用“国际公共政策”标准, 此种标准比较国内公共政策, 在可仲裁性的范围上设置了更少的限制。

可仲裁性在一些敏感领域, 如国有企业、专利和商标、反垄断、证券、破产及主合同非法性, 的近期发展也反映了可仲裁性的范围日渐扩大这一趋势。

决定可仲裁性问题应适用的法律通常被认为是双方选择的管辖仲裁协议的法律。

在缺少各方意思表示的情况下, 一般认为应适用管辖主合同的法律。

不过, 在某些特殊情形下, 仲裁地法也可能会对可仲裁性问题产生影响。

这点是基于纽约公约第款和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原则仲裁裁决执行地的法律在仲裁裁决阶段通常不被考虑, 但它却可能在仲裁裁决执行阶段对仲裁性问题产生重大的影响。

现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是限制仲裁地法在可仲裁性问题上的适用, 除非其将损害仲裁地国法律最基本的原则。

可仲裁性问题在当今各国司法领域的演变发展反映出了各国在面对现今国际经济大环境中时的普遍态度即限制公共政策原则的适用范围, 促使国际贸易的融合发展。

然而同时, 为保护本国的一些基本利益, 公共政策原则仍然是决定可仲裁性的重要因素。

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各国将在可仲裁性问题上继续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