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建设报/2013年/4月/26日/第006版城镇化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广东省的乡村规划相对关注农民居住点的改善和美化,却忽略了对村域的整体考虑,尤其是忽略了村庄经济的发展村庄规划：因地制宜协同发展——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叶红广东建设报记者谭抒茗有从事规划的专家称，2007年以前，在“中国知网”等大型学术期刊网站上输入“村庄规划”关键词，搜索出来的学术论文只有不到十篇。
如今，在城市快速发展，涉农话题快速热化，城乡一体化为大势所趋的政策背景之下，村庄规划的关注度有了井喷式的增长。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村庄规划的研究起步较晚，经验积累少，过去的村庄规划存在着可实施性弱、千篇一律、片面化等，操作实践结果差强人意。
2006年以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叶红受各级规划主管部门委托在广东地区负责了大量的村庄规划工作，2013年受省住建厅委托，负责制定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引”。
在对花都、番禺、增城等区市进行全覆盖式的调研考察之后，对于创新村庄规划方式，实现新型城镇化，叶红及其规划团队总结出一条新的探索思路。
规划背景：实践经验薄弱，发展空间广阔据资料显示，中国的乡村土地面积接近全国面积总量的94%。
在这片土地上，全国的行政村数量已逾60万，仅就广州市而言，其拥有的行政村就有1100多个。
村落的数量多，面积大，其中也承载着非常可观的人口数量。
因此，乡村的合理科学建设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很多关于城镇建设的研究都指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发展要看乡村。
但与之并不相匹的是，在过去，关于乡村建设的规划，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都相对薄弱。
叶红指出，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广东省的乡村规划相对关注农民居住点的改善和美化，却忽略了对村域的整体考虑，尤其是忽略了村庄经济的发展。
“过去的村庄规划，对农村的发展没有全方位的促进。
”而让叶红感觉欣慰的是，中央政府不断加大力度向农村倾斜发展资源，各方面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水平不断提高。
2008年，中国《城市规划法》更名为《城乡规划法》，首次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乡村规划的地位。
“新型村庄规划面对的是村域的全局，除了关注农村居民点的建设以外，还关注到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涉及到民俗、文化等，旨在为村庄发展找到更多的活力与动力。
”由于中国城乡的实际发展状况和人们的认知程度存在差异，叶红及其团队在进行新型村庄规划编制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挑战。
首当其冲是资源的限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决定全社会的人力、土地、资金等基本要素资源不会再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乡村地区长期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因此在规划里，各种发展构想的实施难度远大于城市。
其次，地方政府建设发展农村地区的动力不足。
工农剪刀差以及GDP导向的发展观念决定地方政府难以将主要精力投向农村，与城市相比，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包含了大量的市场利益的驱动，但村的市场价值不明显，因此村庄的发展主动性与自主性较差。
而由于村庄规划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研究起步晚，村镇基层规划建设管理人员、规划设计研究人员与实务工作人员储备的不足，经验积累少，导致在过去的村庄规划存在着一些误区。
叶红指出，作为一种新的规划类型，对其最广泛的呼吁是“不能按城市规划的方法思路来做”。
不过，传统城市规划形成的思维定式影响较深，不能回避的是，已经趋于成熟的城市规划体系，包括在此体系下的管理与设计人员已经形成思维惯性。
除此之外，村庄规划的可实施性不断遭受质疑。
近几年在规划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运动式强推村庄规划，伤害了村庄规划原本薄弱的群众基础，影响其未来继续发展的生命力。
乡村景观：进行差别化风貌特色导引在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之下，什么是现代村庄的理想状态？“新型村庄”的“新”又该在何处体现？叶红认为，新型的村庄应该具有主动发展经济的能力。
“真正让村民们感觉到幸福的村庄，在经济上必须具有非常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
”同时，叶红强调新型村庄本身应具有高尚、优质的，并且区别于城市的状态。
“我们并不希望乡村的生活状况与城市相类，”城市和乡村的功能、形态都一定要有区别，并且这种区别应该长期存在，叶红表示，“但它应该能够保持乡野的但必须是优质的生活状态，而不是脏乱差的境况。
”与理想状态对比，广州地区有很大一部分村庄的状况堪忧。
作为叶红的规划团队成员，在近年来考察调研过广州百多个村庄之后，郑书剑深切地体会到，乡村的建设确实是新型城镇化的短板，也是突破点。
在远郊地区，由于工业的污染和规划的缺失，很多岭南传统村落不复往日风光。
而在近郊地区，为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住宿问题，加上房地产市场的驱动，大量的低廉住宅如雨后出笋，使建筑密度不断提高。
缺乏前瞻性的建筑设计以及居住人群的生活习惯导致这部分近郊乡村的居住环境趋恶，同时影响到广州城市的宜居生活建设，大量城中村城边村高密度高强度的开发而造成的混乱、喧嚣的环境，被形容为广州市容的“疮疤”。
景观风貌是乡村对外展示的第一张名片。
在乡村近年的发展中，地产商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为当地的风貌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千村一面，文化缺失，建好的新村“新不如旧”……叶红认为，乡村规划的最初应该对所有村落进行分类，确定其未来功能的定位，同时对其未来的空间形态进行定位。
如增城的一些村落，风光秀美，民俗淳朴，旅游业是其传统的生产主导形式。
在对这类村落的定位上，规划应致力于使其能够保持更加乡野的乡村风光。
“乡野不代表不舒适，只是我们保持更低的密度，有岭南乡土建筑的传统风格，乡村的景观等等。
”叶红解释。
相较而言，处于城市边缘地区的一些村落，考虑到其有可能被纳入城市发展部分，叶红及其团队则对其进行差别化的风貌特色导引。
“对村庄规划的最重要前提是放在城乡一体的角度”，叶红强调，应把城市和乡村纳入一个整体考虑，既要考虑城市对乡村的影响，也考虑乡村对城市的影响，特别是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广东地区。
土地整理：从“被动整理”向“主动整理”的转变资源是改革和发展的根本。
在城镇化进程里，对有限的土地资源的争夺成为了最突出的矛盾根源。
郑书剑指出，土地是解决各种发展问题的前提。
广东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增量非常有限，城市在扩容发展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考虑向乡村要地。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一直是城乡规划中最核心的问题。
郑书剑表示，农村由于过去规划的缺失和现在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还有着很大的潜力和空间，乡村应该通过对土地的整理来释放建设资源。
然而，走到实际操作的层面，却总是举步维艰。
“村民深谙土地的市场价值，村民、村、政府、市场四方都在争取各自不同形式的利益最大化，博弈关系复杂”故此，土地矛盾突出成为城市扩容所不能避免的绊脚石。
从广东的层面来讲，粤东西北这些城市化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也正在面临或局部面临着这种情况。
“土地整理存在着被动整理和主动整理两种形式。
”叶红指出，被动整理的难度通常比较大，因此，在研究新型村庄规划中，叶红及其团队致力于让农民主动进行土地整理，如“农民上楼”的行动。
不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农村环境和住区的建设，更加重要的是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村庄找到经济驱动力。
而事实上，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活方式，比如规划师往往希望为了集约土地农民都上楼居住，但如果该村庄依然是进行传统的生产模式，上楼居住会给农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所以，对经济发展动力思考不足，同时也导致了物质形态规划有效性的大大降低。
叶红认为，“应该让农民看到利益”。
如农民上楼行动，所腾出的宅基地可归还农民，让其自行用于经济的发展。
这种形式不仅仅是简单的居住方式的转变，农村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过去在小农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之下，农民倾向于一户一宅的住宅形式。
但如果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变，那么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
”叶红解释，为农民节省出土地，让农民看到可实现的新的经济利益增长点，而非对土地进行掠夺，农民才可能配合主动进行土地的集约化整理。
编制指引：因村而异，因地制宜2007年至2009年间，叶红及其规划团队在广州的番禺、增城、花都三个区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村庄规划研究，参与了共计84条行政村的新农村规划编制工作。
回顾这次广州地区历时三年对一千多条村所完成的村庄规划，基本实现了地域意义上的全覆盖，这种全覆盖对于长期被规划所忽略的广大农村地区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解决一些农村地区积累已久的实际问题。
但是，由于实施机制的缺失、对农村经济发展动力的思考不足、缺少有针对性的分类研究、村庄规划在法定规划层面定位不明确等原因，在这三年“运动”般的大规模村庄规划只能起到简单的治疗。
因此，在本次广东省村庄规划的“编制指引”必须在以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摆脱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单向技术输出，构建以建设部门领衔的协同共建的平台型村庄规划，真正调动起各级政府、市场和村相互之间的积极性，对村实现协同共建，真正实现城乡统筹的格局，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
在“编制指引”的研究框架中，叶红及其规划团队始终将省住建厅提出的“三生”（生活、生产和生态）作为把握村庄发展问题的重要线索。
叶红告诉记者，近年编制的村规多将以村庄整治规划为核心内容的编制指引作为村规编制任务书，因此产生村规在各村的反应冷暖不一的现象。
而村庄基层规划管理水平决定规划部门难以为每条村编制规划任务书。
对村庄类型的识别和分类指引是后续一切规划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则有助于征地安置区和经济发展留用地的布局落实。
新村规模必须仔细测算规划期限内新增分户数及历史遗留户、拆迁户和预留户数，并符合土规核定指标。
“村的千差万别决定任何一份编制指引都不可能成为村规划的编制任务书。
”叶红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