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尼系数的发展情况（08级预防医学李琪学号：085504105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长期以来，针对中国的基尼系数，研究者一直持不同观点。

一方面，乐观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因城乡差距大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

而且，我国经济处在发展上升阶段，从总体上看，贫困人口是逐步在下降和减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同时，由于我国居民分布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再加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近几年我国基尼系数连续上升，并都在警戒线以上，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较之富裕地区和富裕群体差距较大，因此提醒说，若不采取相关措施，我国的贫富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贵州。

浙江的老百姓创业多，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庞大，而贵州个体私营经济少。

贵州、甘肃、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数都高。

”周天勇对本刊记者表示，中国基尼系数居高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业发展不充分，中等收入人群太少；二是从产业结构上看，农业领域中很多的人分很少的“蛋糕”，平均收入太少，而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行业发展也很不充分。

“基本思路是加快将农民从农业领域中转移出来，发展中小企业，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让更多人充分就业，这样基尼系数才可能降下来。

”周天勇分析说。

2010年发改委专家杨宜勇说，联合国约有190多个国家，在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10个，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国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

在中国，对基尼系数贡献最大的是城乡差距，解决的方法，一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实现同工同酬，二是以家庭征收个税，让低收入者受益。

反对依靠有钱人作慈善等第三次分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昨天接受采访时说，他建议将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写进十二五规划。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升至0.49。

作为咨询专家，杨宜勇多次参与讨论《收入分配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

有关中国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研究，早在2004年已经启动，而且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

据杨宜勇介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核心应该是“不能让富的再富，穷的再穷”。

杨宜勇认为，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拖，“与其是一个被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不如说主动出击”。

据统计，2008年，在我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一些高收入者往往成为逃税的大户。

杨宜勇认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和不调，都不叫改革，因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怎么调，都有它约定俗成的东西，都有规制。

杨宜勇认为，个税从过去的分向征收向综合征收，这样可能才叫改革。

综合征收是指以一家人为单位计算征收。

比如一个穷人家只有一个人工作，一个人按照3000块钱要纳税。

但按三个人算，他将来就可以纳更少的税或者不纳税。

杨宜勇认为，应该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改变“分蛋糕”的方式，让居民吃到更多的“蛋糕”。

杨宜勇反对依靠诸如有钱人作慈善等第三次分配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也反对回到平均主义。

杨宜勇给出的步骤是：“十二五”基尼系数停止扩大，2020年缩小一点，然后到2030年大规模缩减。

关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基尼系数,从《浅议中国的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以2006年为例,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0. 4 左右,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 454,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是0. 465,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超过0. 5。

该文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出现偏差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 居民隐性收入数额较大。

基尼系数在统计数据时只统计个人的工资、奖金等在帐收入, 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都享受大量的福利, 例如公费医疗、公费电话等; 一部分居民有第一职业以外的额外收入, 例如教师的补课费, 医生退职后在其他诊所的兼职等, 这些收入无法计算。

2. 不同地域之间居民的生活条件水平差别大, 享受社会福利的程度不同。

城市的居民在享受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服务以及教育条件等由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优于农村居民。

这些公共福利实际上也构成了居民隐性收入的一部分, 但其差别在基尼系数计算中无法体现。

3. 由于法制化滞后, 我国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数额巨大。

这部分收入是不可能得到真实统计的。

4. 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多, 使用数据不同, 缺乏权威数字, 影响到了真实基尼系数的准确度尽管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计算存在很大的问题, 但通过基尼系数观察贫富差距仍然具有巨大参考意义。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 16, 自2000 年以来, 我国基尼系数开始越过0. 4 的的国际警戒线, 并连续几年直线上升, 有专家估计, 2006 年达到了0. 46。

这表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及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

用其他统计方法得到的结论与此基本相同: 比如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看, 1995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83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78 元, 至2001 年两者分别增长为6860 元和2366 元, 收入差距从2705 元扩大到4494 元, 收入增长率相差4. 3%; 从行业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 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 北京市近年来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越来越大, 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收入比1996 年为2. 1: 1, 2004 年上升为5. 5: 1。

2004 年, 行业内部职工平均工资差距最大的是制造业, 其内部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与最低行业间的比达7. 1: 1。

如何认识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 本文认为, 改革开放初期“先增长, 后分配”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适当拉开收入差距, 这对刺激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 调整、改善社会成员的消费层次结构, 加速经济发展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差距应当控制在社会能够接受的程度和范围内。

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问题扩大到一定程度, 将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该文还针对如何看待中国收入分配和贫富的差距扩大这一观点进行了分析：当前, 对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讨论日趋激烈, 社会普遍不满这种现象。

但是, 必须肯定的是: 贫富差距存在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 这也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 否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实行公有制, 并对社会物资和劳动成果进行平均分配, 导致社会成员的普遍贫困。

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 非公有制因素的准入以及按劳分配与多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分配方式使得收入差别开始体现, 也直接促成了中国近30 年的经济腾飞。

改革开放以来, 宏观政策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以拉动全国的经济前进, 效果明显, 但客观上也造成了全国经济发展不同程度的不平衡,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区间不平衡, 宏观政策向经济效益和地缘优势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特区倾斜, 在财政、税收、招商引资、外贸方面都给予大量优惠。

这样的作法鼓励了东部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造成了东、中、西地区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二是城乡间差距扩大, 由于政府集中力量首先发展城市建设, 对城市建设投入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 因而也加剧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三是行业间差距较大, 国家重点投资发展的行业目前都处于收入的高端, 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大。

理想状态下, 收入的差距可以促进市场的活跃, 刺激效率的提升, 但现实中却造成了普遍的不满,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机会不均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绝大多数企业都被推向市场。

但是一些行业仍然享受垄断特权, 比如电力、煤气、石油及邮政、通讯业的职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职工收入; 其次是法制不健全给一部分掌握资源者提供了获取大量灰色、黑色收入的可能。

“权钱交易、偷税漏税和贪污受贿”等现象十分严重, 这种“不劳而获”的现象对于政策设计中收入差距的正面作用的打击十分巨大; 三是宏观调控手段和功能还存在不足, 不能适应经济的高速发展, 经济体制的不断变化。

一方面体现在高收入调节不到位。

主要原因是税收征管体制不健全、税收征管监督手段乏力等。

另一方面, 对低收入层缺乏有效保护。

尽管近年来已初步建立了各种扶贫计划、基本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等制度, 但投入仍需提高, 在管理和执行过程中存在漏洞; 四是教育水准低下,教育存在特权化、高收入化趋势。

从根本上讲, 在体力一定的情况下, 一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取决于他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程度。

但是, 教育和培训却包含着一定的投资甚至是稀缺资源的投资成分。

基础教育方面, 目前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还没有得到完全切实的贯彻, 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乱收费现象。

高等教育则处于选择性教育状态, 能够负担起高投资、高投入, 才能够获得高等教育的高回报, 而! 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获得收入和积累财富的能力所产生的影响, 最终可能证明是加剧了财产分配的不平等。

因此, 这种现状客观上加剧并且固化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和趋势,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机会远低于高收入家庭。

这使得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的后代从出生起就享受不平等的机会和条件, 使得上一代的不平等被下一代延续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最后根据上述原因分析, 解决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考虑:解决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对策1. 增加教育投入, 创造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以我国目前的情况, 社会的“精英阶层”已经基本是由高学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所组成, 因此, 一旦教育机会不足, 贫富差距被教育固化, 也就限制了社会成员在身份、层次上的流动,根据发展政治学的理论, 这将导致政治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