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天下闻
——读《宋氏范仲淹传》有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中最有名的一句话，而范文公用其一生将这句话持之甚笃，终身实践。
范仲淹出身于贫寒之家，关于他发奋读书的励志故事广为流传。
宋史中，这段经历却只用短短两句话一笔带过，“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
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在这一段中，作者没有直接描写范仲淹读的书有多么多，而是通过侧面描写，选取了两个场景，一个是冬天读书时，用冷水洗脸，使自己清醒；第二个是没有食物，就“以糜粥继之”。
经过长期如此刻苦的学习，可以说范仲淹在儒家所强调的“修、齐、治、平”等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在进士及第后，范仲淹走的是传统中国文人的老路，就是“学而优则仕”，待学业有成便迫不及待的进入仕途。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本用来形容三国名相诸葛亮的名句用在范仲淹身上一点也不逊色。
首先，范仲淹是以一个文官的身份进入朝堂做官，在政务处理上，勤勤恳恳，忧国忧民。
像对江、淮京东蝗灾、旱灾以及对苏州水灾的处理等等，不一而足，但都有相当的成效。
“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募人兴作，未就，寻徙明州，转运使奏留仲淹以毕其役”。
范仲淹治理水灾，以疏导为主要手段，将太湖之水引向大海，工程还没有建完，却又有调令，然而转运使却上奏请留，足见范仲淹在治水这一方面的才干。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这件事上不仅体现了范仲淹卓越的能力，还有做事有始有终的一种精神。
在进言进谏上，他敢于直言劝谏，用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敢于与朝廷权贵抗衡，如吕夷简执政时期，范仲淹曾上《百官图》，对当时近臣任用之权多由宰相掌控的现象提出意见。
他道：“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
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这样的话当然引起了宰相吕夷简的不悦。
而之后在仁宗与大臣论迁都之事的时候，吕夷简也毫不客气地指责范仲淹“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
当渐广储蓄，缮宫室”的说法为“迂阔之论”。
不过吕夷简的举措并没有另范仲淹就此罢休不语，相反他却上疏四篇文章以“讥切时政”，这更是引起了宰相的“怒诉”。
范文希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锋芒毕露，没有采取任何婉言，直接与宰相叫板。
虽然效果不一定好，但范文正公的勇气必定可嘉。
同时范仲淹还敢于对皇帝直言进谏。
在又立太后这件事上，范仲淹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
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这个其实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已经涉及了皇室内部问题，范仲淹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采用的委婉进言的方式的，巧妙的运用“天下人”的评论，让皇帝心中自己衡量，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我认为这也是有特殊性的，因为这件事其实已经触及皇权问题，在中国古代封建集权制度下，任何一个皇帝都是不可能将皇权委于他人的，范仲淹很可能已经摸清楚皇帝的心思，才大胆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范仲淹的进言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历尚风节”，这些都“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除了在朝堂上有杰出的才能上，在战场上也别有其独特风姿。
他既注重用兵策略，又重视战争区域百姓（不分种族）日常生产、生活。
这是让我最为佩服范文正公的地方，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范仲淹一直是一个舞文弄墨的文官形象，他在军事上的才能鲜有人知。
范仲淹不畏艰险，敢于上阵杀敌，保卫国家。
“延州诸砦多失守，仲淹自请行，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
”到了战地，“先是，诏分边兵：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
寇至御之，则官卑者先出。
”范仲淹提出“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
”他有考量、有卓见，颇有大将之风。
“时塞门、承平诸砦既废，用种世衡策，城青涧以据贼冲，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
又以民远输劳苦，请建鄜城为军，以河中、同、华中下户税租就输之。
”军队与人民之间，互济互促，互通有无。
“春夏徙兵就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
”他抓住战机，胆大心细，勇中有谋。
“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闻贼已出塞，乃还。
始，定川事闻，帝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
’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
’进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
仲淹以军出无功，辞不敢受命，诏不听。
”不敢邀功，谦虚谨慎。
从上面的文字，我可以说是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范仲淹，文人的优雅与武将的武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完美而毫无瑕疵。
在《宋氏范仲淹》中，详细叙述了范仲淹“上十事”，他的“十事”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以及人才选拔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个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受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敢于用一种革命家的气质用一种创造性的思维，不仅是针砭时弊，而且将理论上升到一个实践的层次，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范文正公真正实践了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另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寻徙杭州，再迁户部侍郎，徙青州。
会病甚，请颍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
赠兵部尚书，谥文正。
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赐药存问，既卒，嗟悼久之。
又遣使就问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
”（《宋氏范仲淹传》）范仲淹谥号“文正”再恰当不过，其人格魅力至今还在影响后人，其人物风流至今还闻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