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双性同体”思想的发展及演变
摘要:在一个男权制为传统的社会中,将已经确立的男性标准作为女性检验自身价值的标准,这体现了两性本质上的不平等。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不是争取男权意义上的两性平等,而是要不断地寻求超越平等的解放。
“平等”不仅仅是性别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必须清除人们价值观深处的传统的、错误的、停滞的观念,做一名自在的、成功的、由自身掌控的“我”,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
关键词:女性主义;双性同体;父权制;平等
两性平等思想的诞生经历了绵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是在早期的“双性同体”观的基础上渐变而来,后来又有近现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催化与推动,这一演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之间历经“两性分离”的极度偏差以及“两性无差异”的轻微偏差,最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双性同体”思想是贯穿女性主义发展始终的思想。
它由社会性别(gender)理论衍生而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及长远的目光,但同时也备受争议。
一
“双性同体”(也称雌雄同体)一词主要源于生物学,一般用来表述动植物的雌雄同株或者一些罕见的生理畸形现象。
本文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个词语的发展及演变。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中,“双性同体”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昭示着人类两性关系的演变。
早期社会,“双性同体”主要表达男女两性之间的一种相辅相成、不可剥离的状态。
这可以从国内外很多古籍、神话和文物中得以证明。
基督教经典《圣经》里蕴含着“双性同体”的思想,原本是双性同体的上帝创造了亚当——由男性和女性两个部分组成,上帝将亚当分成了两半,另一半就是女性夏娃,后来爱情把他们重新结合在一起。
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也早已有了“双性同体”观,神话中暗含着一个“双性同体”的始祖,天与地本是永恒地融合在一起的,后来才因某种原因相互分离:天代表男性,地代表女性。
俗话说“乾坤不可逆转”、“天翻地覆”暗含着两性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断言,人类最初是男男、女女、男女三种双性形式构成,是宙斯将他们分成了单一性别的两半,于是人们一生都在不断地寻求自己的另一半,渴望能够重新结合在一起。
考古学家卡塔尔·惠雅克指出,在古老的欧洲并不存在以阶级或者以性别为基础的等级社会,那时的社会是平等的,大家都受到有关人性的教育。
在其他民族的神话、文物及生活习俗中都有发现诸如此类的早期“双性同体”的文化遗留。
这一思想的印迹,表现了原始人类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蕴含着最基本的意义:人类的文化、对自然的开拓以及自身的发展是由两性共同完成的,男性与女性有着同等的创造力,并且没有身份、地位和性别的差别。
但是,“双性同体”思想并未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双性同体”逐渐演变成两性的分离。
当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后,男女两性矛盾对立思想日渐形成,性别的不平等与歧视的观念产生进而激化,最终达到顶峰,人类的文明成了男
性的文明,女性全方位地“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
这种两性分离性质的社会崇尚以好斗、侵略为本性的男性气质,贬低以和平、合作为本性的女性气质,这一取代恰好体现了历史的倒退。
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利用特权将女性排挤出政治、教育、经济等两性应共同拥有的领域,使女性被迫屈居于受歧视、被贬低的地位。
我国女性主义研究学者杜芳琴在《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中,通过考古材料向我们展示了五千年文明古国中两性关系的演化过程。
在距今大约七八千年至五千年以前,黄河流域曾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母系氏族时期,这是一个平等合作的时代,并不存在女性掌权、男性受压迫的现象。
到了夏朝,由于部落之间的侵略和战争,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伴随男性中财产和权力作用的增强,这一性别压迫制度日渐形成,男性不但进行土地和财产的掠夺,也进行人口,特别是对女性的掠夺,这改变了曾经的两性平等地位。
这种不平等在商朝时期日益严重,直至周朝确立了父权制——包括从夫居的婚姻制度、传男不传女的长子继承制、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制度等来维持父权制。
这样,父权制便一直延续至今,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习俗中。
显然,在父权制时期,“双性同体”思想已经演变成两性的分离,甚至是压迫,这种状况正是女性主义运动及其理论兴起的根源,也是人们不懈追求性别平等的原因所在。
二
英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在她的文章《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认真探讨了有关女性境遇的问题。
她认为,女性的境遇有别于其他任何社会群体的境遇,因为她们并不是诸多孤立团体中的一个,而是人类这个整体的一半。
女性是人类不可替代的基础,然而她们被排除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作用之外,也就是男性世界之外。
女性被给予了另外的一个世界——家庭。
家庭同女性自身一样,被人们视为自然的产物,女性天生属于家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文化的产物。
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美国。
二战结束后,大量的退役军人重返家园,原本在各个领域工作的女性自愿或被迫回到家中做起了家庭主妇,传统保守的观念被人们信奉为真理。
即使那些不得不为生计而外出工作的贫穷的底层女性,并不会因为拥有了工作而有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她们备受社会上的性别压迫与歧视,做着低薪低待遇的底层工作。
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家贝蒂·弗里丹在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描述了一代家庭主妇深深的失落感和自我实现感的匮乏,由于她的观点代表了白人、中上层阶级、异性恋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观念,因此,受到来自激进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学者的强烈批判。
但是,弗里丹在九十年代著有《年龄的喷泉》一书,这本书里重申了她对“双性同体”的支持。
这一思想在她早期创作中已崭露头角。
她极力主张上了年纪的男性去发展他们被动的、抚育的、或者沉思而不张扬的女性特质,而上了年纪的女性去发展她们自信的、勇敢的、有领导才干的、或是冒险的男性特质。
弗里丹认为,对五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最有益的事情就是探讨他们的“另一面”——男性气质或是女性气质。
这样的人最有可能得到成长、改变,成为更加充分的自我,也是最有能力超越单一性别角色的人。
这些老年男女是最具有幸福感和生活最自信的
双性同体的人。
弗里丹的观点吸收了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学者们的思想,如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穆勒等人,后来成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向人道主义思想靠近的奋斗目标。
她们认为,女性主义者应该超越只关注妇女问题的局限,以便同男性
“作为平等的人,共同解决生活、工作和爱的具体、实际和日常的问题”。
①
但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双性同体”思想并未彻底解决妇女问题,又不断地受到来自持有其他理念的女性主义者,特别是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攻击。
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一书中有针对“双性同体”的论述。
她认为,只有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分别都是有价值的情况下,把这些气质特征结合到双性同体的个人素质里,这才是有价值的理想模式。
也就是说,如果将男性气质中的自大狂妄与女性气质中的软弱屈从结合在一起,必定不被人们所接受;但若是男性气质的坚强自信同女性气质的善良合作结合在一起,这样理想的气质会更受欢迎。
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针对“双性同体”的论述,同米利特的有所区别。
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该受到鼓励,依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任意地结合两性有价值的气质的行为和特征,通往“双性同体”的路径并非仅有一条,而是多条。
这种随意融合的结果,不仅人类可以进化成双性同体的人,未来的文化也会成为“双性同体”。
在费尔斯通的理想世界里,理想的人拥有她或他内化而成的两性气质范围内的种种行为和特征,而当下社会根据性别特征和性别角色所定义的男性和女性,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