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意调查机构的兴起点评：这来自于公众的民主诉求。

我国民意调查机构的兴起，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群众利益诉求、意见表达及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特征，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公众对于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愿望越来越强，希望通过一定方式获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这将使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

收集民意可增强政策执行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同时现代化使得政府决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而非简单的经验，民意调查能让决策者客观地获得关于决策事项所包含的丰富信息，为政府科学、民主、依法执政带来了新契机。

这让政府的行为居于主动地位。

民意调查最大优点，在于政府能主动倾听老百姓的声音，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意的未来走向，便于政府尽快作出政策调整，是一种事前行为，对化解社会矛盾有很大帮助。

这一现象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

我国调查机构中作民意调查有影响的比较少，更多调查机构仅把作民意调查作为“副业”。

在中国的调查机构中，民营的占很大比例，其中专门作民意调查的机构并不多。

从目前市场趋势来看，随着中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加速，更多的调查机构，会越来越多地涉足民意调查领域。

2.领导干部应对媒体的能力点评：充分认识媒体的重要作用。

媒体时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地正面效应，也有消极的反面效应。

由于媒体对于负面新闻具有很强的凝聚效应、放大效应和扩展效应，很容易使分散问题变成焦点问题，局部问题放大为全局问题，一般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其的重视和认识。

提升善待媒体的能力。

一方面理解和尊重媒体，主动了解新兴媒体的特点。

另一方面，尽力满足媒体的信息资源需求，主动把信息“喂”给媒体。

关心和支持新闻界举办的有益活动，做好媒体服务。

提高应对媒体的技能。

第一时间主动发布信息。

事实证明，突发事件报道，谁第一时间发出声音，谁就能掌握主动。

重视表达关注民意的情感。

对于受到损害的群众表示足够的关切和同情，不要先表扬领导，要先表扬群众。

不要激怒媒体或被媒体激怒。

不要对媒体恶语相向，失去与媒体沟通的时机，同时也要显示出领导干部的素养，有礼有节，不要失态。

在公开信息中表达准确。

不使用据说、好像、大概之类的词语，同时对不明确的事态留有余地。

语言简洁，通俗易懂。

领导干部平常要改变文风、发短文、开短会、说短话，特别是在媒体上要会说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

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管理媒体，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动摇更不能放弃对新兴媒体和互联网的管理。

另一方面，要改革创新地管，在坚持政府主导媒体的前提下，要扩大媒体的活动空间，使媒体的管理体制趋向灵活，使其按媒体自身的规律发展。

3.领导干部应对媒体的误区点评：源于对新媒体时代的心理准备不足。

今天的媒体发展已进入了新的阶段，表现在信息生产者多、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可控性难等特点，不少官员低估新媒体时代网络、记者、媒体的能量和威力，精神准备不足。

源于领导干部执政理念和作风的错位。

一是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淡化；二是高高在上的官本位主义盛行；三是个人主义作祟导致左顾右盼。

源于领导干部媒体素养不足。

有些领导干部缺乏应对媒体的基本技能，不懂得运用法律、技术手段，加强对新兴媒体的建设和管理，不懂得掌握宣传舆论的话语权、主导权，致使一些事件由小变大。

源于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的执政环境。

一方面，经济体制社科变动，社会结构社科变动，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出现，都将导致社会管理的风险和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分配机制的缺陷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以及腐败蔓延，紧张的官民、干群关系，往往促使网民一边倒，选择非理性的态度。

4.“公租房”建设的意义点评：“公租房”建设将满足完善住房供应体系。

当前，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面不到总人口的5%，加上危旧房、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等，也量小面窄，只能小范围“救急”，尚难大面积“保障”。

特别是“夹心层”，既买不起商品房，也享受不到保障性住房，处在住房体系“空白区”。

幸福生活，住有所居是最重要的一条。

居无定所，生活就不稳定，也就谈不上尊严，谈不上幸福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套型面积和提供优惠租赁价格，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机构持有产权，面向就业的无住房人员或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房屋建设即公租房建设将有效缓解这一问题。

“公租房”建设将有效促进消费。

“公租房”的大规模建设势必将带动建筑、钢材、水泥等相关行业市场需求，对刺激消费绝对“利好”；更重要的是，将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无疑将让潜在的“房奴”从房贷重压中解脱出来，拿出原本计划用于买房的那部分积蓄，改善生活，提高当前生活质量，从而有力刺激消费。

“公租房”建设将同时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公租房不仅解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还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公租房建设以及其他方面的大力度民生投入，将推动当地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有助于新生代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群生活上安顿、工作上安心，这对许多企业尤其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长期的“利好”消息，这又将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5.“三钱”星陨与“更待后来人”点评：三钱”都有股纯粹的爱国热情。

他们凭着这种纯粹的爱国热情，将生命与自己从事的科学事业融在了一起；钱学森为了报效祖国，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就算遭抄家、被拘留，也改变不了他报国的志向。

钱伟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错误打击和迫害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没有放弃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顽强地开展“地下咨询”。

钱伟长在上海担任大学校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不拿学校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而钱学森挂在嘴上的名言是：“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感动中国组委会对他的颁奖词就是：“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钱学森善于从年轻一代中发现栋梁之材：在研制导弹时举荐了任新民，在研制人造地球卫星时举荐了孙家栋，在进行载人航天工程时举荐了王永志。

1958年，在钱三强的举荐下，年仅34岁的邓稼先挑起了发展我国核事业的重担，最终成就了中国的“两弹”元勋。

6.《唐山大地震》票房创国产影片新高点评：《唐山大地震》突出了个体经验的表现，通过主人公李元妮一家人长达32年的情感救赎过程，反映了唐山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并且对地震及灾后个体经验的呈现，贯穿电影始终。

任何宏大的电影命题，只有通过个体经验的表现，才能让观众看到其中的意义。

面对一个灾难性的历史事件，我们往往选择面对集体，怎样抗震救灾，怎样重建家园，这样的表现方式虽然非常正确，但存在艺术叙述的不合理，过多的宣传和说教，难以得到观众的认同。

不同于以往的商业大片，追求炫目的画面，《唐山大地震》克制了创作中难以避免的技术冲动和戏剧冲动，用真诚而自然的拍摄方式，形象生动的对白，赢得了观众和市场的认同，而中国的电影需要的正是这种态度。

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影片，都会传递一种主流价值观，《唐山大地震》表现了亲情的可贵、生命的珍贵，以及生活的温暖和希望，让每个人走出电影院的时候，都有一点温暖和爱，观众的情感得以接受。

7.向“后作为”说不点评：事后监管”早已司空见惯。

湖泊河流污染了才去查处排污企业、患者吃出毛病了才去清理非法医药广告、矿难发生了才去治理相关企业……相对于“不作为”、“乱作为”，这种“事后诸葛亮”的管理方式，或可称之为“后作为”。

坦率来讲，见过众多“一放就乱、一抓就灵”的案例后，人们对这种看似“对症下药、举一反三”的做法已信心不足。

被动的、运动式的治理方式，代价怎么看都太高昂了；迟来的正义，效果怎么看都打了折扣对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时候态度比能力更重要。

“后作为”之所以发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更多的是主观努力不够。

比如，一些监管单位“缺经费、少编制、乏手段”是现实，求全责备无补于事，想办法帮他们创造履职条件，摆脱履职困境。

更需警惕的是，一些监管者故意纵容不法者，放水养鱼从中渔利，成为市场混乱、行为失范的始作俑者。

从这个角度讲，对“后作为”宽容甚至无视，就是为“不作为”、“乱作为”提供孳生的土壤。

要想根治“后作为”，就要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改进工作作风，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严格问责，规范权力运行。

对于具有强大惯性的“后作为”现象，不能寄希望于有些人的良心发现，更不能心存侥幸对制度“小修小补”，只有用完善的、常态的问责制度来提振责任心、惩庸治懒，才能防患于未然。

不当“事后诸葛亮”，必得事前费思量。

但愿惯于“后作为”者尽快清醒过来，各项问责制度真正管用起来，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落到实处，让大批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实干诸葛亮”不断涌现。

8.对待职务升迁要有平常心点评：人皆有进取之心。

干部希望职务进步快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想得过多，则不可取。

领导职位本来就是有限的，一个干部能否提拔、什么时候提拔，除了要看个人的素质和条件，更主要的是要看工作需要、领导班子结构、职数是否空缺等等。

每个干部必须想明白这个道理，放平自己的心态。

服从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安排和群众选择，是干部对待职务安排应取的正确态度。

如果总是自我设计，老想着如何“升级进档”，就会心理失衡，就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走上跑官要官、花钱买官的歪路。

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为党工作、为民办事是干部的“本分”。

干部在一定的职位上，首先应当想着如何把工作干好、干得更出色。

做出了成绩，组织和群众会有公论。

党的干部应当以踏实工作为荣，伸手要官为耻。

引导干部正确对待职务的晋升，从制度层面上看，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所以，要建立干部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强化职级的激励功能，避免千军万马挤职务升迁的“独木桥”。

9.反思网络时代的媒体责任点评：“炒作，或者神经病，鉴定完毕。

”这是小罗在网上得到的典型评价。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禁要问：假如她确实是在炒作，那么，究竟是谁为她提供了炒作的舞台？假设真像有人所推测的，她的确在性格和心理上存在某种障碍或缺陷，我们又为何要如此恶语相向？网络时代，表达空间日益拓展，言论更加宽松自由，人们登上公共话语平台的机会越来越多。

这是历史的进步，也带来新的问题与困惑。

少数媒体或者由于猎奇心理，或者出于利益考量，常常将一些风格怪异、品位不高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推上前台，大加炒作。

在“消费”着这些人物和事件带来的注意力、阅读率和相伴而生的商机时，这些媒体却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忘得干干净净。

所以，在利益诱惑下允中守直，是包括互联网站在内的任何有责任感的媒体应尽的本分，也是它受人尊重的根本保证。

否则，小心受众也会对你说一声：“炒作，或者神经病，鉴定完毕”。

10.爱和善永远是社会主流点评：英雄故里再现“人链救人”壮举，最让人感怀之处在于，它不是英雄事迹的简单复制，而是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爱可以传递，善可以传递，希望可以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