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晓庄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论文
论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发展
南京晓庄学院 2009级思想政治教育 00903102 姜威
摘要：中国古代皇权是逐步加强而至于独裁之位的，早期的王权形成发展为后世封建王朝，在皇权与相权的的不断斗争中，相权削弱皇权不断加强，并在历代的不断发展变化中最终形成臻于极致。
王权在逐渐摆脱各种束缚中得到加强，向君主专制体制迈进。
高度发展的王权，是国家进入成熟阶段出现的。
霸主逐步取代王权内容，预示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由君主独揽大权且君权至高无上。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皇权在历代不断发展完善，并形成自己的特有品质，但又始终连贯想通。
中国的皇权制度是逐步走向循环往复的终点并向下一个同样的起点迈进。
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是在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必然产生的，必然产生的制度有其合理性，君主皇权是古代人类唯一有效的制度。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讨论有关中国古代皇权形成发展的问题，并对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做出深入的研究，从多个方面全面描述了中国皇权制度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揭示皇权制度的生成、发展、覆灭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王权；中央集权：君主皇权；相权；官僚政治
从夏代创建王权制度到秦统一中国建立皇帝制度，王一直是最高统治者的专称。
王权制度在我国实行了1800余年，它的发展充分而影响深远，体现着中国古代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体系长期延续的特点。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战国群雄的兼并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使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置于皇权专制制度统治之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趋于定型，以后历代王朝无不沿袭，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相沿不替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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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的王权制度
（1）王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夏朝建立，国家刚刚从氏族社会组织脱胎出来，还带着浓厚的氏族组织的痕迹。
最早的君主是由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转化过来的，早期的国家是家长制和军事实力相结合的产
1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第二版），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物，以财产私有出现为特点的父权制，是王权产生的经济基础。
在古代氏族社会，王权往往被赋予神化的色彩，王权与神权相结合。
高度发展的王权，是在国家进入成熟阶段出现的。
王权与宗法社会相结合，王在强化宗主制的基础上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王通过使用誓、诰、命、令等文书或口谕以行使王权，通过“会盟”、“巡狩”、“朝聘”等方式以控制各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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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都是实行王权专制，夏朝初建，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后”，“后”当初的意思是生育，亦即祖先的意思。
“夏称后者，以揖让受于君，故称后。
”（唐兰《白虎通·杂录》）（2）王权被霸主取代
从历史发展看，专制主义起源于人类氏族社会。
氏族社会晚期出现的部落联盟，其军事首领就是专制君主的前身。
霸主实际上基本取代了王权的内容，霸主的权利是不断发展的，不断集中权力，出现新的选拔人才方式，预示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3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由君主独揽大权且君权至高无上。
二、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
（1）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了君主独揽大权且君权至高无上。
秦始皇“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使得“海内为郡县，法令为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但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也为后代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政治体制格局。
自秦以后2000余年的中国历史。
尽管因为朝代更换而在制度上迭有增补甄汰，但秦朝制定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却基本未变，梁启超所讲“二千年之政，秦政也”，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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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皇权与相权的不断斗争
皇权的成长发展和腐朽僵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秦统一到隋朝再度统一是其成长发展期，从隋统一到南宋灭亡是其成熟期，而元明清三代则是其恶性发展与腐朽僵化期。
5在皇权专制制度下，皇帝的权利被宣称是无限的。
在通常的情况下，一切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等大权，无不由皇帝掌握运用；对一切文武官员和勋贵等的任免、赏罚、生杀予夺大权，也无不取决于皇帝，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
皇帝的权威虽然是无所不统，但在行使权力时，还是必须通过一定的人员和机构，并按照一定程式进行，这就要求必须建立一套能充分行使皇权的办事机构和规章。
而相权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
自秦设立丞相分权以来，在后世的不断发展中，皇权和相权经历了漫长的斗争。
汉承秦制，继承并完善了秦朝开创的官僚体制。
皇帝制度更加健全，官僚体系更加完善，官僚的任用更加规范；司法制度，监察制度，选举制度更加完善等等。
整个政治运作机制与过程基本上是围绕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来操作的。
历代王朝皆承汉制，进一步完善了官僚政治制度。
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始终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两条主线，它们共同构成了帝国的制度结构。
其中皇权专制主义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影响并制约着官僚政治的发展变迁。
从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制度结构来看，专制主义的性质和官僚帝国的制度逻辑共同决定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史不可避免的。
明清时期专制主义空前强化，宰相的废除标志着皇权与相权之争接近尾声。
然而，明朝废除宰相打破了官僚帝制的平衡，违背了官僚帝制社会里的内在逻辑。
这种官僚政治的
2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第二版），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4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第二版），10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5周良霄：《皇帝与皇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畸变使得本来就落后的农业文明变得更加低效率与凝滞，始终不能孕育出新的生产力。
在面对西方先进工业文明冲击时，中华帝国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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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并存的制度结构，必然会在制度安排上形成皇权专注于官僚行政的双权利中心的政治格局。
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常识是，皇权居于权力的最高峰，是国家的唯一领袖，然而实际上的行政权力则掌握在官僚政治系统手中而不在皇帝手中。
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官僚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官僚政治系统的核心是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责处理全国的一切政务。
一方面是皇权的至高无上。
一方面又是宰相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决定了这种双权力中心的政治格局必然会产生权力与权力争夺。
中国古代政治史告诉我们，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它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社会里，直到明初废除相制才使专制主义打到没有任何限制的地步，才使皇权与相权的斗争达到尾声。
以下我们将看到皇权与相权是如何此消彼长的斗争的。
受官僚政治制度结构的制约，官僚政治下并不存在绝对不受限制的皇权专制，权力的二元结构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皇帝专权的本质是不能使大权旁落。
于是皇帝总是想方设法制衡宰相的权力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权力部门的权力，以防止某一部门权力膨胀到威胁到皇权的地步。
三、总结，中国古代皇权制度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制度结构决定了皇权既排斥相权而又离不开相权的发挥作用。
者的关系在唐代得到了融合，然而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后，这种融合被打破。
宋代对相权的分割比较严重，最高决策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
从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关系看，只有官僚政治才能保证专制制度的权威。
总之，专制主义决定了官僚政治，而官僚政治又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
皇权与相权此消彼长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这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制度结构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周良霄，《皇帝与皇权（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徐晓全，《皇权与相权之争的制度分析》【D】，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12-11
6徐晓全：皇权与相权之争的制度分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