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建筑保护及其修复技术理念的演进■ 杨昌鸣1 张 帆2 ■ Yang Changming Zhang Fan作者单位：1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北京 · 100024）2 杭州市城市规划编制中心（杭州 · 310012）收稿日期：2010-12-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0778123）Evolution of Concepts on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摘 要] 本文分析了历史建筑保护及其修复技术理念的演进过程，指出在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历史建筑保护修复工作中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等诸多问题。

并引入哲学领域的价值观念及系统工程学的评价方法在实践中切实推动保护修复工作的进步，提高历史建筑保护修复实践水平。

[关键词] 历史建筑 保护修复 价值 评价[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concepts on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is analyzed to point out that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ork of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still cannot be ignor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conservation. The solution of above problems cannot rigidly adhere to architecture areas: the values of philosophy improve ontic conservation idea, while the evaluation method that originates from system engineering can solve the arbitrariness and fuzziness of conservation. Both application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and truly improve the practice level of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Key words] Modern historic buildings,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V alue, Evaluation历史建筑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地关注，其保护和修复工作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随着社会保护意识的深入，保护这些承载着城市社会历史的建筑物已经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随着都市化的不断加剧和商业利益的泛滥，社会效益在经济面前仍显苍白，很多具有纪念意义和保存价值的建筑遗产即便不在推土机前轰然倒下，也在“保护”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

显然，对于历史建筑保护修复工作从理念层面到实践层面，仍有太多方面需要去完善，亟需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解决修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历史回顾首先我们可以对过去30年中国历史建筑保护修复发展历程中的“大事件”做一个简要回顾。

因为这些年来发生的很多历史跨越，不仅具有历史研究意义，而且具有越来越强的实践意义。

1．从“整旧如旧”到历史价值保护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对历史建筑认识的不断扩展，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国际文物保护原则被介绍到中国文物保护领域。

1988年11月，建设部、文化部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历史建筑调查、历史建筑保护登录列管以及管理制度的讨论和制定由此开始，对近代建筑的全面调查和保护工作也真正开始。

此后，国内学者对历史建筑的保护理论和技术进行了广泛探讨。

大家注意到，近代历史建筑的修复已经成为国际趋势和热点，修复方式多元化是近代建筑修复的主流①。

2．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我国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于1987年实现零的突破。

此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活动慢慢在中国普及开来。

但在初期阶段，由于缺少对理念和技术以及其背后逻辑的理解，造成了很多保护性破坏，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2007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共同在北京召开了“东亚文物建筑保护实践与理论国际研讨会”，针对特定文化背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这也是1994 年奈良会议之后，对“文化多样性对保护的影响”的最重要的一次讨论。

大会通过的《北京文件》对真实性等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特别是对文化遗产所表述的信息来源的真实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003年，广州从化太平镇广裕祠（陆氏宗祠）获得U N E SCO2003年度文化遗产保护竞赛“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项目奖第一名”。

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西安召开，会议通过《西安宣言》，对文化遗产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进行了探讨，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也因此变得更加完整和全面②。

3．国际合作进一步扩大迄今为止，我国已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欧美、日本、柬埔寨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文物保护科技交流与合作。

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中心，并成为理事国。

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例如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和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制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与意大利政府合作，建立了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并进行保护技术人员的培训；与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进行的故宫倦勤斋保护工程，成为整体保护和科技保护的突出代表。

随着自身保护实践的积累和进步，中国也从一个保护技术受援国向援助国转变，参加了国际拯救柬埔寨吴哥古迹行动、援助蒙古博格汗达宫博物馆门前区修缮等活动。

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效地利用了国际资源，提高了我国历史建筑保护科技工作水平，并在与西方流行的理念和思路的交融碰撞中逐渐摸索适于自己的保护体系。

二、存在的问题在欣喜地看到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日新月异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保护修复工作中存在的缺憾。

1．发展、保护—价值观的冲突在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面前，历史建筑的命运极令人忧虑。

大量历史建筑经转化成为博物馆后鲜有人问津，还有很多处于失修破落的状态。

即使是那些明显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遗产也出现不容乐观的状况。

建于1932年的上海城市建筑|学者论坛|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Scholars'Forum大戏院（MetroPol Theatre），由华盖建筑事务所赵深、陈植、童寯三位建筑师设计，是中国近代建筑师的优秀作品。

该建筑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达到了当时国际上同类建筑的水平。

更为关键的是1989年这一建筑就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如此重要的建筑却在1996年被夷为平地，用于地产项目开发，成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

大批历史文化价值含量一般，却在城市景观、历史文化氛围中起作用的一般性建筑遗产，其中相当部分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已被清荡殆尽了。

例如位于浦东新区的陈桂春住宅，曾是上海这座近代大都市中西文化交汇在民居建筑上表现的典型实例。

然而在陆家嘴地区整体动拆的过程中由于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并不显赫，几乎倒在推土机下，最后通过学者们的不断呼吁才保留下了这座老宅的最后两进。

这一结果已是十分幸运，它是陆家嘴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

但是，上海大部分民居建筑可能并不能像陈桂春住宅那样，能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中得以幸免。

上海有9 000幢石库门民居，其中质量较好的一级旧式里弄有近900万m2，大多数建于20世纪二三年代。

按规划，上海二级旧式里弄基本上“需要”全部拆除，而一级旧式里弄也约有一半“需要”拆除。

也就是说，上海至少有450万m2的居住建筑将不复存在③（图1）。

这一现象在全国并非罕见，天津目前有1 000多幢解放前的老公馆、别墅，其中仍有很多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开发建设过程中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不在少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了建筑遗产文化价值的存在。

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出保护思想、观念与政策执行的滞后，反映出保护专家、政府管理者以及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观念冲突，实质上也反映出其所持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

2．“破坏性”保护—价值认知的偏差很多历史建筑在保护工作进行之前，并没有对其价值进行全面和正确的认知，造成众多“保护性”破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价值认知的模糊直接导致修复层级的混乱。

例如青岛康有为故居，在建筑本身健康状况允许进行修复处理的前提下，直接采用了推倒重来的重建方式，让人不禁思考对其造成的破坏是否大于岁月的侵蚀，类似原因造成的对修复层级误读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第二，价值认知的偏差造成“曲解”的修复设计。

例如无锡北仓门蚕丝仓库的保护修复，该仓库是抗战期间汪伪政府为控制江、浙、皖乃至长江三角洲所有的蚕丝商贸活动而建造，其最大价值在于它见证了无锡民族工商业发展之艰辛，适宜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目前却将其作为“生活艺术中心”进行宣传，实在是有点 “闹剧④”。

第三，价值认知的表面化直接影响修复技术的正确选择。

修复工作中将“真实性”的价值观等同于焕然一新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在“中共一大会址”的修复与扩建中，砖石外墙完全被重新粉刷，如果说新的扩建部分如此处理还可以理解，那么对于老会址则值得商榷（图2）。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的砖墙也是采用重新粉刷的处理方式，但这些新涂料很快就损坏了，造成了对历史建筑风貌的巨大破坏。

3．技术盲动—技术运用的迷茫从技术层面上看，尽管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正在蓬勃发展，对国外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也越来越多，但很多时候对这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还停留在表层，欠缺深度的挖掘，对于多学科、科技化的历史建筑保护研究起步晚，积累也较少。

首先，技术选择之前缺少严谨的残损调查。

例如大陆饭店（陈植先生设计）修复工程中，在底层敲开柱头后发现，实际的钢筋数量与原设计不符，很可能是当年施工时偷工减料造成，而书面材料并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