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体・政治———从三部小说文本看建构女性自主性身体叙事的艰难历程刘传霞(济南大学,山东 济南 250002) 摘 要:女性运用自己的身体救国救民,这是男权社会制造的让女性自我沉醉、自我欺骗的政治神话,是让女性放弃自身的真实需求而世代仿效、复制的毒素。
女性要确立自我的主体位置,真正实现人生价值,必须戳穿这种篡改、利用女性的叙述话语的假面,建立女性自己的身体叙述学。
然而,建立女性身体叙事是一条布满迷雾与陷阱的道路。
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到铁凝的《麦秸垛》、毕淑敏的《女人之约》,这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女性文本清晰地展示了建构女性自主权身体叙事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女性;政治神话;身体叙事 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1],人类的身体决不仅仅具有生物意义,而且拥有强大的反意识形态的作用,身体内部难以遏制的欲望对压抑人性的政治、经济、道德秩序构成致命的威胁。
正由于对身体所隐含的革命力量的恐惧,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高度政治化极权社会,都在竭力倡导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建构蔑视身体的文化传统,通过对身体的专政实现政治专政。
在中国五千年封建专制文化里,一直存在着压抑身体、否定身体的文化传统和道德机制,身体叙事成为一个巨大的黑洞。
但是,在这将人类身体作为罪恶策源地的话语系统中,却存在着两种凸显女性身体的话语表述,即运用女性身体制作道德神话和政治神话。
一方面由于女性身体具有生育、哺乳、体力弱小等特征,女性的身体在传统文化中充当了道德美的演出舞台,上演着一幕幕孝顺、守节、抗侮等道德剧;另一方面,女性身体的情色诱惑力既可以成为正人君子检测自我道德约束力的试金石,又可以用来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女性可以凭借身体的诱惑力打击敌人的意志、瓦解敌人的斗志,由此女性欲望化的身体获得了崇高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政治价值。
其实,这两者有关女性身体的神话和压制、蔑视人类身体的话语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它们以赞美、赏识的面貌出现,这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尤其是女性身体的政治神话,使长期处于历史边缘状态、承受沉重凌辱与歧视的女性产生精神幻觉,以为她们的身体真的具有挽救江山社稷、建立历史丰功伟绩的作用,从而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肉身,走向虚幻,陷入人生困境。
自从女性作为一个写作群体出现在中国文坛,中国女作家就不断地戳穿女性身体政治神话的假面,抨击男权话语对女性身体贬抑、规范与利用,通过对男性经典叙事的再书写,揭示女性生存真相以及文化困境。
本文试图以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铁凝的《棉花垛》、毕淑敏的《女人之约》为样本,从作品的主人公、主人公周围的人、叙述人三个层面来考察半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中国社会、中国女作家对女性身体的陈述与确认,在布满裂隙、混乱杂陈的有关女性的话语中,探测建构女性自主性身体话语叙事的艰难历程。
一、贞贞・小臭子・郁容秋丁玲的贞贞和铁凝的小臭子都是生活在抗日总186期 第6期 2003年11月 贵州社会科学 S ocial Sciences in G uizhou V ol.186.N o.6 N ovember.2003 作者简介:刘传霞(1965—),女,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战争岁月里的乡村女性,都有着为革命奉献自己身体的经历。
贞贞在日军的一次大扫荡中落入敌手,被迫做了随军妓女,遭受非人的摧残,后来与“自己人”联系上,利用特殊身份,打探日军情报,最后身染重病,不得不返回解放区治病。
小臭子受着性欲和虚荣心的驱使,与有敌伪政治身份的邻居秋贵勾搭成奸,革命者乔和国利用小臭子的奸情获得敌人的情报,使日军的扫荡一次次落空,有效地保护了村人和革命力量;但是,小臭子行为被日军发现后,迫于敌伪的压力,贪生怕死的小臭子出卖了乔,乔被日本鬼子凶残地先奸后杀;后来,小臭子又被国以革命的名义击毙,而作为男人,国受到女性情欲的诱惑,因而作为女性的小臭子与乔又有着同样被先奸后杀的人生结局。
贞贞和小臭子这两位十七八岁的青年女子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用美丽的身体谱写了两则女子救国的政治神话,女性身体再次沦为施欲对象、政治诱饵。
很显然,她们对政治神话中所隐含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没有清醒的认识,她们的头脑和肉体对以为国捐躯神圣话语的名义公共掠夺女性的行为毫不设防。
贞贞是个倔强、勇敢的女性,曾不顾父母的反对和村人的讥笑,一心要与贫穷的恋人私奔,然而,当她面对男权文化制作的女性身体的政治神话时却毫无抵抗之力,反而忍辱负重、战战兢兢。
贞贞曾从日本侵略者那里逃出过两次,“后来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没有办法,我那里熟,工作重要,一时又找不到人”,“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不得已”。
贞贞这段充满伤痛之情的自我辩护、自我表白的话语清晰地展现了男权文化对女性思想、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女性接受男权话语对女性的规范,并且自觉地将这种异化人性的行为范式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从而将满载着性别歧视的男性要求化为女性自我选择。
与充满斗志的贞贞相比,小臭子则是一位混沌麻木的女性,她既没有对民族战争清晰的理性认识,也没有对革命队伍的阶级觉悟,仅仅依据生存本能的指使而行动,所以她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国能够在她身上获得了欲望满足之后又能大义凛然地将她处死。
尽管如此,小臭子也认为自己的身体交易为抗日作了贡献,以为从此有了资本,可以脱产做革命干部,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当乔告诉她组织上认为她不脱产、继续保持特殊身份对抗日还有用时,小臭子顿时获得一种力量、一种精神支持,也就更加大胆地穿行敌伪警卫队,为抗日队伍传递情报,护送他们过敌占区。
如果说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岁月,报国救民是最大的政治叙事,那么在太平盛世的市场经济年代,挽救工厂于倒闭之中则无疑也是重要的政治叙事,因为发展经济是和平年代头等政治大事。
毕淑敏笔下的郁容秋用自己身体在新的经济时代完成了一个女性的政治神话。
在某国营大厂陷入三角债的巨大漩涡,工厂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危急关头,普通女工郁容秋撕榜立约出征讨债,她利用美人计、苦肉计等手段,转战南北,战战告捷,讨回欠款,救活工厂,然而积劳成疾,一杯杯美酒烧坏了她的肝脏,最终孤寂地死在豪华的高干病房里。
如果说贞贞、小臭子这些20世纪40年代的青年乡村女子,长期生长于封建父权专制之下缺乏女性自主权,对于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欺诈缺乏清醒认识,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中年女性郁容秋对此却有着切肤的感受和自觉的反抗,然而,郁容秋这位永不屈服、拼命抗争的女性,她的女性自主意识的确立和对男权文化的颠覆却一再陷入镜城之中,她一直在逃离男性文化的控制与压迫,但无法逃脱女性身体被男性政治所利用的宿命。
郁容秋不甘过平庸的、循规蹈矩的生活,可是有着让同性嫉妒、异性倾慕的容貌的她把生命潜能释放在征服一个又一个冠冕堂皇的男性身上,“我征服了这个男人,也就征服了所有佩服他的人”。
但是,在内心深处郁容秋也对自己这种征服行为的真实价值心存犹疑,它是女性的一种痛苦的“自虐”行为,无法获得整个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对其道义上的支持,因而郁容秋把清除三角债当成是现实给予她的一次难得展示自己的智慧与才能的机遇,孤注一掷、奋不顾身地抓住它,完成了一次人生壮举,成了全厂闻名的清债英雄。
郁容秋用美丽的容貌、健康的身体帮助工厂走出困境,对单位集体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留给她自己的则是病人膏盲的躯体。
郁容秋人生历程中唯一一次“堂堂正正做人”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却是以生命消失、身体的毁灭为代价的,她生命的最后一搏仍然落入了中国女性古老悲剧之中———“女性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而获得某种‘崇高’的利 第6期论“全球化”时代的散文创作77益,女性的身体始终是一种可供交换、牺牲的资源。
”[2]女性用身体救民族、报国家、救集体,是男性社会制造出来让女性自我沉醉、自我欺骗的政治神话,是让女性忘却自身的真实要求,不断仿效、不断复制的文化毒素。
从贞贞、小臭子到郁容秋,历史已经前进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又是中国有史以来妇女解放运动最为高涨的时期,然而,中国普通女性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人性尊严的确立等方面依然存在许多误区,她们无法勘破社会中各种有关女性身体的政治神话的虚假面目,常常不自觉地沦为男权话语的牺牲品。
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歌舞升平的商场,女性和她的身体一次次地被作为祭品奉献出去,尤其是像贞贞、郁容秋这样不屈不挠,拒绝隐遁,力图重塑自我的女性更是令人扼腕叹息,痛心不已。
二、周围人贞贞和小臭子都生活在革命政权已经初步建立的解放区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已经深入渗透的北方乡村,五四以来封建的启蒙话语和新兴的革命话语都已经输入到这里。
贞贞响应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主张并且将其付诸实践,小臭子在夜校里也明白了“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看见男人就脸红低头,整天围着锅台转讲三从四德,这都是封建,封建就是把妇女先封住。
”尽管反封建、妇女解放已经成为时尚的革命术语被人们传递着,但是,贞贞、小臭子生活的乡村仍然是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父权专制社会,乡民们以封建道德观衡量着女性,热切地关注着女性的贞节。
在霞村以杂货铺老板为代表的男性村民以猥琐卑劣的目光看待贞贞的受辱,厌弃、鄙视着她,斥之为“破铜烂铁”;村里的妇女们则在同情中包含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连贞贞的父母感受更多的也是耻辱,无颜见乡里,最大的愿望是将失贞的女儿嫁出去;即使是称赞贞贞行为了不起的村干部和她的恋人也非真正出自内心深处的理解,他们一个是源于强健的男性对弱女子献身抗日的敬佩之情,一个是出于男性的责任心与英雄气概。
贞贞之所以激起村民的愤怒,一是在于她失身于异族侵略者,这不仅是对个别男性的失节行为,而且是对全体同族男性的侮辱,二是已是“不洁之身”的贞贞在完成了她的政治使命之后拒绝隐遁和消失,甘于自己身体的摧残并不以此为耻,反而要争取新的生活。
与贞贞相比,小臭子生存的文化语境似乎要宽容了许多,村民不但不拒斥她,反而找她分析形势,等待她的口令来决定是否出逃。
事实上这看似不同的待遇其内质是一致的。
人们容忍小臭子委身于伪军身份的秋贵,就同容许她的母亲米子钻窝棚挣棉花维持生存一样。
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人们对女性身体一致持两种态度,一方面将其“推为伦常社会礼教的劲敌”,一方面又“默许为娱乐享受的源头”。
[3]。
男性社会利用小臭子这些“不贞”女性的身体,鼓舞纵容她们的放荡行为,满足男性欲望要求,又在伦理道德上对其大加鞭挞,以此来警示、防范“良家妇女”,所以小臭子和她的母亲都在心理上有深深的自卑感。
霞村的贞贞把自己新生的希望寄托在由陌生的革命者组成的延安,在那里治疗心灵和肉体的伤痛,小臭子在革命队伍中的遭遇或许给了善良的人们一个不愿面对的答案:当小臭子提出脱产时,区领导以她脱产对抗日阵营的威信有影响为由严词拒绝,乔向小臭子传达不脱产有利于抗日的话语,却将前一句隐瞒私吞了,所以新革命话语的兴起与传播并不能取代、抵挡陈腐封建专制男权话语流行,而且革命话语本身也潜伏着男权话语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