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毕飞宇，总是免不了提及其作品中“女性叙事文学”的特征。
从最初的《哺乳期的女人》，到逐渐成熟的《青衣》，再到《玉米》三部曲白描叙事风格的形成确立，再到展现特殊背景下苏北农民卑贱低微生活的《平原》，描写的表层都是女人的生活，女人的命运，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毕飞宇用冷静、细腻的笔触朴素地刻画出女人在荒诞的时代里，在荒唐的社会中，骨子里身体里欲望的挣扎和人性的畸变。
这种性别倾向性为毕飞宇的作品赢得了“女性叙事文学”的称号。
然而鲜有人注意的是，在毕飞宇轰轰烈烈地描写女人悲剧性宿命的外壳下，记录的正是男权社会的缩影。
毕飞宇的作品，并非女人社会的正传，而是男权社会的别传。
一、女性形象的立体丰满与男性形象的单薄平面毕飞宇是一个特别善于发掘和刻画人物内心最敏感、最脆弱部分的作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心绪与人性的细节都经由他的细腻而传神的描写一一化为人物塑造中的亮色，因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无疑是丰满而立体的。
其简约洁净的笔触，既像手术刀，精确无误地剖析出女人方方面面的欲望与挣扎，又如多棱镜，折射出女人人性中复杂多变的一面。
《平原》是毕飞宇近年来震撼人心的作品之一，把女人置于“文革”这一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之中，贫瘠广袤愚昧封闭的苏北农村之下，描写她们卑微的命运和畸形的人生。
吴蔓玲便是其中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
知青吴蔓玲是“名利场”上冷酷无情的政治动物，是掌握王家庄至高权利的“铁姑娘”，在被混世魔王强暴时却又表现出女性面对强权时柔弱无力的抗争与顺从；她看似对自身的命运有着铁腕般的掌控力，在权势声誉即将崩塌之时力挽狂澜毅然牺牲端方的前途保全自己，然而躲不过命运的捉弄，染上了狂犬病，奄奄一息；她精明能干，步步为营，然而机关算尽，临死前却用咬伤端方这一疯狂的举动为以往的理智做结，一个心怀纯真却又被权力挤压变形的“非我”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青衣》中的筱燕秋，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摘仙女子，落魄销魂的冰美人，因为维护心目中的“嫦娥”理想而让师父毁容；为了换得演绎嫦娥的机会而不惜背叛丈夫与赞助商进行身体的交易；在身躯日渐臃肿之时用超常的意志力减肥以维持登台的美好形象。
但是她又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对于生活在她身边的人，李师父雪芬、丈夫面瓜、徒弟春来漠不关心，从来不曾顾及他们的感受和想法。
她最后在雪地中旁若无人演绎嫦娥，全然不顾身体的流血和围观人群诧异的目光，其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筱燕秋身上的最终结合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又如《玉米》三部曲中光彩瞩目的玉米三姐妹形象，精明能干又有好名声的玉米脸蛋漂亮，有着水蛇一般窈窕身材的玉秀、沉闷笨拙而偶尔喜欢耍小聪明的玉秧，哪一个不是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呢？相比与女性形象的丰满立体而言，毕飞宇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就显得隐秘而单薄。
《玉米》中的王连方，是【收稿日期】2009-05-26【作者简介】黄燕（1979—），女，四川雅安人，四川民族学院教育系教师，四川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男权社会的别传———毕飞宇“女性叙事文学”的另类解读黄燕（四川民族学院教育系，四川康定626001）【摘要】在毕飞宇的作品中，男性形象每每被女性形象的光芒所掩盖，给人造成一种不在场或者隐秘的假象，而事实上，男性才是毕飞宇作品真正的主角：在男权社会中，正是男性决定了女性的情感起伏和生死命运，正是男性造就了女性畸形的人性和挣扎的人生。
毕飞宇笔下的浓墨重彩的女性描写，正是对男权社会最大的映射。
毕飞宇的女性叙事文学实质是男权社会的别传。
【关键词】毕飞宇；女性形象；男性形象；男权社会【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42（2009）03-0093-03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 RNAL OF ABA TEACHE RS COLLEGE2009年9月Sep.2009第26卷第3期Vo1．26No.3玉米三姐妹的父亲，是一个横行霸道、好猎渔色的村支书；郭家兴，是一个居高临下手握权势内心龌龊的国家干部；《玉秧》中的魏向东，是一个披着正人君子的外表实质对少女进行性侵犯的教师……他们都是手中占有社会的某部分资源，道貌岸然内心龌龊的代表。
《平原》中的男主角端方的形象是毕飞宇着墨较多的一个，然而还是摆脱不了形象单薄的刻板效应。
端方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利用吴蔓玲参军的计划破产……几乎是一个毫无前途的，甚至带有人格缺陷的农村男性的典型表现，尽管也经历了与三丫幻灭的爱情和自虐式的劳作，但是也不过是一种青春骚动或者人性的自然生长发展，并没有给人留下更为激突的印象。
毕飞宇笔下的男性形象，在人物的塑造上，看不到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矛盾，看不出人性的复杂与多变，呈现出来的往往是脸谱化的表情与个性，个性是单一的，形象平面的。
二、男性对女性命运的决定和主宰毕飞宇作品中的单薄而平面的男性形象往往容易让人产生这是“女性文学”错觉。
的确，鲜活的女性形象无疑是毕飞宇文学作品中的主角，然而正如毕飞宇自己所说的：“中国的历史有一个特点，每一次狂欢过后，总有两个人要被揪出来买单，一是农民，二是妇女。
”妇女的生活是一面镜子，从中映照出来的正是整个社会的影子。
狂欢是男权的专属，而买单则往往是妇女的宿命。
鲜活生动的女性被隐秘的模糊的男性所主宰、所决定，毕飞宇的作品体现的正是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男权对于女性命运的支配。
正是通过女性正面的被支配地位，作家从侧面体现了男性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
而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信息正是以这种单薄平面的男性形象作为载体，在小说中随处散播。
《平原》中，端方的青春骚动、肉欲索求成全了三丫对自由爱情的追逐，为她建立起了幸福婚姻的幻觉。
然而三丫最后死在这一片海市蜃楼之下，死在了闲言碎语之中。
一个绚烂美丽的生命最终没有走出男权社会的藩篱。
“王家庄的乱葬岗多了一个坟包，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在两性的博弈中，女人永远是不顾一切的飞蛾，为心爱的男人赴汤蹈火，至死方休。
而端方的所谓爱情，只不过是青春期的狂乱骚动与苦闷恶劣的生存环境相互结合的产物。
三丫正是在爱情美丽的幌子下，一步步走向了毁灭的命运。
《玉米》中的王家姊妹成为王家庄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并不是因为她们漂亮能干，而是因为她们是村支书的女儿。
也正因为父亲的地位，玉米挑中了彭家庄箍桶匠家的小三子彭国梁，一个能“上天入地”的飞行员。
当飞行员彭国梁正式来相亲的时候,全村人更是蜂拥而至“气氛相当好”。
爱情的甜蜜，家庭的荣耀，玉米春风得意到了极致。
然而玉米的命运在达到最高点后瞬间坠落，这一切都是因为王连方的倒台。
因为父亲权势的丧失，村民们压抑已久的愤怒开始用最原始的方式爆发，一群男人强暴了玉米的两个妹妹，“国梁哥”也在信里明确地提出了退婚，玉米彻底陷入绝望之中。
玉米的人生起伏，从喜悦的顶点到绝望的低谷，与男人社会地位和态度的变迁有莫大关联。
至于后来她咬咬牙嫁给几乎和自己父亲一样大的国家干部郭家兴，无非是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希望为王家重新找到权势的靠山，重新安排自己和家人的人生，而自己用青春作抵押，甘愿做这个男权社会最具悲剧色彩的献祭。
玉米的悲剧命运，正是男性，以及无形的男权社会步步紧迫的结果。
又如玉秀，刚刚生下郭左的孩子就被姐姐抱走送人，被迫接受母子分隔天涯的悲惨局面，与郭左的懦弱与不负责任不无关系。
《青衣》中的筱燕秋，风华正茂，哀怨动人，却没有演《奔月》的命，全因为将军一句“狐狸精”的评价，起用了高亢激昂的李雪芬，导致了筱燕秋的嫉恨，也就有了毁容的那一幕，也就有了筱燕秋往后二十年曲折的人生。
毕飞宇在谈到《青衣》的创作时说道：“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有两样，一、性格，二、命运。
它们深不可测。
它们构成了现实的与虚拟的双重世界。
”女性的悲剧命运几乎成了她们身上必备的特质之一。
“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
女性的受支配而无力反抗的地位正是悲剧命运的症结所在。
王家姐妹、筱燕秋、吴蔓玲在身陷困境的时候无一不选择了投靠或者屈从于男人，或者由男人掌握的权势、金钱，这也为她们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毕飞宇说，“命运才是性格。
这个结论是狰狞的，东方式的。
它决定了人的从动性，它决定了汉语作为被动语态的妥协功能。
”被动是主动的反证，那些女性们惨烈的结局，正是对男性在社会中从精神到物质绝对支配地位的最有力阐释。
三、男性对女性人格的改造和养成在毕飞宇的作品中，女性的复杂人格被其冷静白描的笔法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女性人格的每一步发展，每一次变化，都与作品中的男性有着莫大关联。
当代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就曾经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
”《诗经》当中也有著名的《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诗句采用了繁密的桃叶，灼目的桃花来渲染婚嫁的喜庆气氛，然而这样流芳凝碧的描写并不是因为新嫁娘的美丽聪慧，归根结底是因为“宜其室家”，也就是对女人生儿育女这一繁衍功能的歌颂。
不管是在传统的东方社会抑或开放的西方社会，只要男权存在，女人就逃脱不了被改造的命运，当她们从精神人格接受了自身的从属地位，被牺牲的宿命，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才被允许在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94男权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玉米》三部曲中，王连方、郭家兴、魏向东，都是掌握着控制他人权力的代表。
“在由男权主导的封建氛围中，女性处于男性权力话语的笼罩、遮蔽之中，伦理、政治和文化上对女性的压制和侵害，在男权中心的话语系统中，往往反倒被无所顾忌地置换为对女性人格尊严的单向度指责”。
玉米家连生了七个丫头，聪明漂亮，却没有给王连方带来荣耀，使得聪明漂亮的玉米认为这完全是因为父亲在他的姘头身上“伤了元气”，弟弟王红兵的出生，才使得玉米一家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玉米终于能用一种对“被她父亲睡过的女人”侮辱性示威的方式宣泄自己的郁积已久的耻辱。
然而玉米始终也没有明白，她的耻辱并不来源于那些被她父亲伤害的女人，而是来源于她父亲本身，或者说，来源于她父亲代表的权力本身。
玉米所谓的雪耻正是女性在受到男权伦理压迫的时候，对女性本身无意识的一种冷酷的否定和伤害。
在《玉米》中，玉米从单纯善良，对于自己的“国梁哥”付出纯真爱情的少女，一步步蜕变成用自己的身体讨好贪欲好色的老男人郭家兴的精明女人，其中的心路转折，饱含着女性自身的辛酸，也包含着男性对女性的驯养和造就。
正是因为父亲地位的起伏和男人们对两个妹妹的野蛮报复，让玉米纯洁的心灵蒙上了强权的阴影；正是因为彭国梁轻信谣言对玉米的无情抛弃，才让她明白到盟誓的虚伪。
在这两个合力的作用下，玉米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祭坛，成为男权社会的无可奈何的牺牲品。
在后来《玉秀》小说中，玉米对偷尝禁果的玉秀横加指责，冷酷无情，甚至在玉秀刚刚生产之时就把孩子抱走送人，可见玉米的灵魂已经完全被男权社会所驯服，甚至成为男性社会伤害女性的帮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