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的人”。
她的小说主要以婚姻和爱情为主题，几乎都揭示女性的悲剧命运。
张爱玲以一种女性的细腻的观察角度，去洞察世间男女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妥协与堕落，她善于把时代、国家等一些大事情都淡化在日常的生活琐事中，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就在这平凡而又琐碎的生活中演绎着自己的悲剧，她们的悲剧不能归责于具体的人或事，似乎是是一种命运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甚至于她们在承受自己悲剧的同时，也在缔造着别人的悲剧，周而复始，延续不断。
一、张爱玲笔下女性悲剧命运(一)女性的生存悲剧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悲剧寄托了作为一个敏感自省的现代人，对个体生命中的生存寂寞与生存痛苦以及恐怖的深刻感悟，也是她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
她不动声色地讲述着现代人一个又一个在黑暗中坠落毁灭的凄凉故事，还这个无聊又无奈的世界以无奈而又无聊的本来面目，渲染着不安与恐惧、凄惶与悲伤的气氛，悲从中来。
这种生存悲剧的实质便是个人欲望与他人存在利益的冲突。
她于是用瑰丽的文字精雕细琢女人生命和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压抑、伤痛、畸形和无聊。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道出了“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
[1]白流苏一上场就展示了自己冷酷自私的婚姻观，为了逃离寄食娘家，遭人白眼的处境，为了求得经济上的依附，她抛弃了诗礼人家的矜持含蓄的姿态，以“快、准、狠”的方式从妹妹手中抢走了范柳原，她非常清醒的看到了自己已站在青春的尾巴上，再不搏一把将永无出头之日时，于是大胆的决定用残余的青春做最后一次的赌注。
在白流苏那里，爱情早已扭曲，成为她获得赖以生存的婚姻工具，然而，面对最终成就的婚姻，白流苏心中反而升起了弥漫难散的惆怅与凄凉。
一场倾城之恋，就这样向白流苏和人们昭示了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生命运的不可靠。
即使像葛薇龙这样的比一般“女结婚员”更独立的精神，受过新思想教育，对她所出身的家庭更有叛逆性，她甚至希望寻找到浪漫的爱的女性最终是同样的命运，没落世家的经济的贫穷，迫使她走进了她反感的姑妈的府邸，她之后的堕落，每一步都与虚荣心与贪图物欲密切相关，对优裕的物质生活的眷恋，对纨绔子弟的爱慕，使她完全成为了梁太太和乔琪乔的俘虏，灵魂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她那一点点单纯，脆弱的理想已经完全被强大的物质欲所征服。
她的希望、幻想只能像起泡一样一个个无情的破灭，挣扎纯属徒劳就死了心，退缩在命运永恒的框子里，丰满鲜活的生命被扭曲为干瘪，苍白，平庸的服服帖帖的工具，成了现实命运的牺牲品。
在物化爱情和男性传统樊笼中女性的生存是以压抑为前提的。
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的性压抑的描写，在父权文化下的窒息和女性在社会环境的压抑下种种世相的描写，显示出了相当的深度。
在旧式家庭中，女儿们在父权文化下屏住呼吸，她们应得的幸福被她们的长者或尊者残忍地剥夺了，严厉的父权统治如一张黑色的网笼罩着女儿的生活，物欲横流的社会以巨大的阴影投注于她们的心灵。
情感上那一点点希望的亮光破灭了，对此她们在充满自我的焦虑、不满与愤懑之后，只能是屈服与顺从。
她们的反抗相较于家庭或社会是微不足道的，女儿们最后只能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花凋》中的川娥生前卧病房中，全家人以“保护”的名义使她动弹不得，自由被剥夺却又不给她提供应用的医疗照顾，剥夺了她生的权利，父亲认为：“我花钱可得花得高兴，苦着脸花在医药上，够多冤”，就是在健康的时候姐妹们互相排挤连穿衣打扮的基本爱好都不能有，最后川娥默默地一寸寸地死去了。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川娥的墓碑上，出现了许多“爱”字，“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
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其实“全然不是这回事”，便一针见血的道出了封建家庭父权文化的虚伪。
(二)传统男权樊笼里的“女奴”在中国几千年男为尊传统的压抑下，中国女性自身带有很深固的奴性，尽管五四以来一直提倡妇女解放，但仍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也是由于这种依附观，从而陷入悲剧的人生中去。
受五四影响，女性也开始到社会上读书、工作，甚至留学深造，但只是在形式上的改变，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女人最终应当靠男人生活，失去独立的人格，心甘情愿地成为男人的奴隶、附庸、玩偶，从而沦为悲剧的化身。
《霸王别姬》[2]中虞姬把自己卑微地比做楚霸王的回声，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
川嫦看似传统又颇有心机的白流苏，费劲心思无非也是在男人身上以求生存。
烟鹂依照男权社会标准形塑而成的女子，没有出嫁时就依附于家庭，出嫁后依附于丈夫，性情沉闷缺乏主见。
娇蕊家里人送她出去读书，目的也是为了挑个好一点的人。
曼璐在男人堆里摸爬滚打多年，受尽男人的欺凌，最终还是把希望寄托于男人，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妹妹。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因为男人就是她们心中的主心骨，一旦垮了，一切都没有了。
男性是构成女性世界的另一半甚至全部，男人是女性命运的支配者，更是施虐者。
更不幸的是她们所依靠的男人，不是自私薄情的伪绅士，就是颓废窝囊的纨绔子弟，再或者是巧言令色的花花公子，对于他们来说，女人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件衣裳而已。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3]更深刻的暗示了在男人的世界里，女人是分裂的两半，最后的结果不是墙上的一滴蚊子血，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
白流苏勇敢的脱离婚姻的桎梏，为了生存还是又一次走进婚姻的围城。
曹七巧不依赖于男人，把黄金作为她最大的寄托，为了财产泯灭了自己的情欲，转过头来又以封杀别人和儿女的情欲来作为自己情欲的补偿。
娇蕊为了追求自以为的爱情，义无返顾的离了婚，在惨遭抛弃后还只有选择无味的婚姻。
从这也可以看出女性的悲剧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上不独立，在没有钱的基础上只有依靠男性而生存。
女性与男性永无休止的“斗争”是她们的生存哲学。
这种“斗争”只是女性生存的迫切需求。
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便是一种迫切的生存意识。
二、张爱玲笔下女性悲剧命运形成原因(一)家长制父权制的压榨“从女性主义理论而言，女人作为一种商品，在传统上被男性中心社会视为一种使用价值功能流动在男性联盟之间。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虽然还具备自我意识，但是在男性的眼中女性不过是他们财产的一部分，在他们眼中她们不过是空有一具美丽躯壳的“活死人”罢了，他们乐于看到的是女性的异化，按千百年来男性宗法社会为其设定的轨道走下去，女性即在男性压迫与自我的压抑中陷入万劫不复的悲剧命运而无法自拔。
例如《琉璃瓦》中的静静、曲曲、心心等女儿们，在做父亲的眼里她们不是他的至亲骨肉，她们不过是作为父亲换取地位、财富和荣誉的筹码。
她不理会大女儿铮铮是如何在大股东家中忍辱受气，好不容易同意了二女儿的婚姻也是为了怕把底下的妹妹们带坏，就连平时柔顺得出奇的三小姐，到最后也要大叫一声“我---我也受不住哇！”当他的算计一次又一次落空以后，他终于露出了内心丑恶的面目“以后再给我添女儿，养一个我淹死一个，还是乡下人的办法顶彻底”。
这说明在父权制的压制下女性是完全没有幸福可言的。
《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则是清醒的自我牺牲，她到死都没有爱过传庆的父亲，她是为了顾全她的家声，顾全言子夜的前途不得已而嫁的，关于她婚后的生涯，“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
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这些被宗法父权体制所铭刻的女人在家长制的压榨下是男人的一种隐喻，不但是长久被男人寓意化了的替身和复本，其实也是一种肉身傀儡，犹如在父权噩梦中背肢解，在寓意上是一具血淋淋的碎尸，女人在此父权社会里，其作用被充当成交易的媒介，在自身作用被剥夺之后，女人最终将变成贡品被牺牲掉。
（二）经济不独立无论是家长制父权制都是女性沦为商品化的过程，都是男性对于女性心理的忽略，把女性作为男性欲望投射对象的结果。
女性在无意识被沦为商品的过程中也成为了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在张爱玲的笔下大都是传统大家庭中女性，正是由于从生命本能出发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引发对生的焦虑、关注和依恋，才激发人心里强烈的爱欲和物欲，从而把女结婚员当作唯一的出路。
张爱玲就带着无奈、调侃而又悲怆的语调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
”白流苏（《倾城之恋》）、川娥（《花凋》）、匡潆珠（《创世纪》）、梁太太（《第一炉香》）、敦风（《留情》）、玉清（《鸾红禧》）等莫不如此。
这里，最浓墨重彩的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她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残害的妇女，为了钱她嫁给了身患骨痨的姜家二少爷，她一边陷落一边反抗，挣扎报复。
她咬牙切齿忍受着“守活寡”似的夫妻生活取得家族地位，通过丈夫死后分家，获取了相当多的财产。
从这一点看，曹七巧是一个奋斗者，然而奋斗的结果，非但没有使她活得更好，反而遭遇了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还要更沉重的精神折磨，她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这三重枷锁之下，疯狂地变态和扭曲。
而这压抑过深的欲望逐渐使她怪戾地毁坏儿女的婚姻。
她给儿子长白娶了亲，却千方百计地套牢他，引诱他讲述夫妻间的隐秘，再以此羞辱、折磨媳妇芝寿。
女儿长安直到三十岁才在亲戚的撮合下，在她“生命里顶完美”的时候认识了最理想的对象童世舫。
但恰恰是这幸福婚姻的苗头引来了她母亲更阴森恐怖的打击。
曹七巧设宴宴请世舫的席间，不动声色地向世舫暗示女儿有鸦片烟瘾，这是多么可怕和惨烈的图景！曹七巧用她戴了三十年的“黄金的枷”“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掉了半条命”。
[4]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尽管身份不一，教养不一，却都是浑身“爬满了蚤子”，丑陋得很。
对她们来说，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其余一切都是虚幻的。
她们没有自立于社会的谋生本领，只能像软体动物一样紧紧地依附于男性。
她们以爱情婚姻为谋生的手段，以建立家庭为人生安稳的城堡，尽管“爱情似网、婚姻如枷”，仍然义无反顾地争取“走到楼上去”。
张爱玲用写实手法，不留情面，甚至尖酸刻薄地抖搂女性世界陈腐的老底：物质的贫乏使她们出卖灵魂，物质的充裕又使她们自甘堕落，美好的人类情感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
（三）性格因素造成的悲剧当然女性悲剧并不全是社会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是某种性格因素造成的，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丧失。
张爱玲笔下人物的“不彻底”自然有其情欲的一面，其实更多地还是表现在性格方面。
这些男女们的人性显露出过分的“不彻底”的本相，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是那样萎缩、卑微、庸俗、自私、病态，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已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她们已习惯成为男人的附庸，并且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庸，他们是那么卑弱和苍凉，但她们又有着微乎其微的挣扎与反抗，虽不能改变什么，却也显示了她们不彻底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