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5-09-10作者简介：吕乃基（1945-），男，上海人，东南大学教授。

第8卷第1期2006年1月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N o r t h e a s t e r n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V o l .8，N o .1=============================================================J a n .2006文章编号：1008-3758（2006）01-0042-06北京共识V S 华盛顿共识吕乃基（东南大学S T S 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6）摘要：从操作层面分析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分别揭示了二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

华盛顿共识基于还原和简化对内生型国家的道路和现状得出了抽象的原则，其根源是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和近现代的科学方法。

北京共识则考虑到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可行性和目标，其根源是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为外生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较为成功的典范。

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潮兴起之时，华盛顿共识正在关注并接受北京共识，而北京共识也正在反省和克服缺乏一致的理论出发点和法治的弊病。

关键词：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中图分类号：D616；F045.5文献标识码：A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正在成为关注的热点，在经济学上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作一分析。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为解决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所陷入的经济危机，1989年，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森根据学者们的意见，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推行经济改革政策的基石。

其主要内容是“三化”，即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稳定化，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

华盛顿共识秉承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信条［1］。

华盛顿共识提出后在理论上受到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和“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前者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后者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强调制度因素，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更大的挑战来自实践领域，华盛顿共识的推行遭受了三大失败。

其一，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

其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要求俄罗斯“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体制，深渊不能分两次跨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推行“休克疗法”而在90年代陷入困境。

其三，错误的危机应对让陷入金融危机中的亚洲雪上加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唯一药方是“华盛顿共识”，否则就拒绝提供贷款，面对批判仍然片面地坚持“紧缩+自由化”的方针。

斯蒂格利茨认为：“回顾过去，变得非常清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仅加剧了衰退，而且对此肇端负有部分责任。

”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 o s h u a C o o p e r R a m o ）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

中国通过极其慎重的途径走向市场经济，成为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其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可贵参照。

雷默对北京共识的经验概括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坚持自主（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立场、人民币升值、台湾问题等）；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

二、北京共识的基本经验华盛顿共识有久远的历史积淀和深入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笔者对北京共识基本经验的概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双轨制”。

边“立”边“破”，先“立”后“破”。

在计划经济尚存之时发展市场经济；在国有企业旁发展外资和民营企业；在公有制的天下发展多种所有制。

一句话，在旧体制的“沉舟侧畔”让“千帆竞发”。

通过“双轨制”改革和创建竞争，允许在“双轨”边际上的充分激励，通过创建新的经济而消灭旧的经济（斯蒂格利茨）。

（2）帕累托最优。

尽管未必能在事实上做到这一点，但尽量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如把发展新的企业与工作岗位放在优先地位，争取社会对每一步改革的支持。

反例是，俄罗斯以还债为代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缩减国内支付，导致国内工人的工资水平降低，在政治上没有得到支持。

（3）先易后难。

社会系统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组成，其中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经济，然后是政治和文化。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面展开先是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到今日，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便迎刃而解。

现今更深刻的转型是“科学发展观”。

一旦评价的指标由G D P转向可持续和统筹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在中国已持续百年之久的体用之辩正在由“用”及“体”。

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同样先易后难。

由最容易推进（实际上也是计划经济最难控制）的产品市场化，进而生产经营市场化，政企分离，现在的难点在国有企业的改造。

最后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土地、资金和人才等。

近年来投资热，效益却逐年下降并因此而遏制了消费，即表明目前政府在这一领域所拥有的过大的权力亟待改造。

由产品—生产经营—要素，渐次转向市场经济。

（4）注意试错，摸着石头过河。

这一经验在中国由来已久。

特区、开发区、各种试点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各个领域、各个地区，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每一项新的政策、建议、方案，无不先行试点。

类似地，同样经久不衰的做法是：发现典型，逐步推广。

在中国，各行各业，每年每月，都有典型。

然后有先进事迹报告团、宣讲团，使“蔚然成风，推向全国去”。

典型与试点又密切相关。

前者是要素的随机涨落和系统对涨落的选择，后者则是推行所选择的涨落或由系统制造涨落并推而广之。

（5）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不同于拉美和俄罗斯，中国不盲目崇拜和硬性推进私有化，不追求理论的完美。

实际上，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市场经济是一只“好猫”，自然可以为我所用。

（6）渐进。

一般来说，系统的发展有突变和渐进两种类型，究竟在实际上经由何种道路取决于以下因素：系统内要素力量的对比和彼此间的关系，系统外部关系，现状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以及决策者的认识和运作的水平和能力，等等。

显然，1978年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发展的道路。

在内部，拥有强大的政府和良好的干群关系。

“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即说明了这一点。

在外部，与发达国家较大的落差决定了中国的开放只能是渐进的过程。

不能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和放弃资本管制，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决策和实际情况即是明证，前一段时间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的立场和而后的果断决策也证明这一点。

在目标的制定上，大跃进、“15年超过英国”、建设“十来个大庆”，以及急于求成在一夜之间实现民主化等已成为往事。

1988年弗里德曼访华时建议价格自由化，“斩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

价格闯关的意图刚刚透露未及实施，民间就开始人心浮动，抢购与囤积物资，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价格闯关的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

历史的航船不可能一帆风顺笔直前行，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每每在发生偏离的第一时间，中国就拨正航向，稳步前进。

“稳定压倒一切”。

在稳定的同时也关注制度创新的次序和节奏（樊纲），经由一条圆滑的曲线通往未来。

再者，中国是如此一个大国，情况又是如此之复杂，在人际交往如此34第1期吕乃基：北京共识V S华盛顿共识频繁和信息交流如此便捷的今天，任何涨落都可能迅速演变为巨涨落而不可逆转。

（7）从国情出发。

注意历史的作用，即路径依赖。

转轨要考虑历史条件和状况。

中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一方面历史越久远，传统越辉煌，改变的可能性越小。

就现代而言，革命越成功，也越难以摆脱“革命”的路径。

另一方面，在历史和传统中也不乏对未来和目标有利的因素。

联系到渐进过程，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成为历史，又成为下一步发展的新起点。

同时注意现状的特殊性。

经济学原则全球通用，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具体做法则未必。

普遍原则必须与个性相结合。

这一点在国内也是如此。

一方面“吃透中央精神”，另一方面则联系地方与个案的实际情况。

（8）充分考虑到“世情”，对全球化有深刻的认识。

冷战结束后许多一度忠于美国的国家由军事联盟转向经济联盟。

中国利用强大（主要是庞大的市场）的经济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和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

支持中国的增长，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长。

一个深深融入国际秩序的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生计和希望的重要一部分”［2］。

这就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

“中国利用了冷战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趋势所提供的国际机遇，并使之为促进本国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作用。

”［3］在形成全球产业链之时，中国明智地放弃赶超战略，转而奉行比较优势战略，由此取得了全球范围内分工与交易的最大优势（林毅夫），并据此深化内部的体制改革（樊纲）。

这实际上也是引入国际的压力来促使自身的改革。

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决策无疑是加入W T O。

W T O的运行机制、谈判程序，尤其是“三大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体现了现代性。

加入W T O将对中国的体制和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雷默认为，作为北京共识的一部分，中国“不仅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又在政治上充分展现自己的和平愿望，以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

结好其他大国，使美国难以把它作为敌人，并增强中国把冲突阻止在尚未发生之际的力量。

同时，“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主张也赢得更多国家的心。

正如雷默所说：“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强国，也许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至少可以做到自主自决。

”在这一过程中，既避免冲突而壮大了经济实力，又充分调动和展现了“软实力”。

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可以在其传统文化中找到渊源：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柔克刚……，这样的成语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