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后，董仲舒等人提倡一《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
春秋决狱主要是根据案件的事实，追究犯罪人的动机来断案。
如果他的动机是好的，那么一般要从轻处理，甚至可以免罪。
如果动机是邪恶的，即使有好的结果，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犯罪未遂也要按照已遂处罚。
首犯要从重处罚。
案例一：子误伤父。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 或曰：殴父也，当枭首。
论曰：臣愚以为，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
《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
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3]该案例大意是说，甲的父亲乙因与某丙争辩发生斗殴，丙用佩刀刺杀乙，甲甲怕父亲吃亏，即持仗援救，不料误伤了父亲。
汉官吏认为儿子犯了殴父罪，依律应处“枭首”刑，董仲舒认为，父子乃至亲之情，子执仗救父，动机本非殴父，应当予以赦免。
在此案中，董仲舒依据“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春秋大义”，认为某甲的行为不构成殴父罪。
案例二：纵麋为傅。
“君猎得倪，使大夫持以归。
大夫道见其母随之而鸣，感而纵之。
君愠，议罪未定。
君病，恐死，欲托孤幼，乃觉之，大夫其仁乎。
遇倪以恩，况人乎？乃释之，以为子傅。
于议何如？董仲舒曰：君子不麋不卵，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也。
然而中感母恩，虽废君命，徙之可也”。
[4]该案例的大意是说，有个大夫随从君主外出打猎，君主猎得一头小鹿，交给大夫带回。
路上遇见母鹿，母鹿与小鹿互相啼叫，引起了大夫的恻隐之心，放了小鹿。
为此，惹恼了君主，非要以“违君命”罪处罚大夫不可。
在未定罪之前，君主有了病，这时他又想到大夫心地仁慈，不但赦免了大夫，还要提拔大夫为太子傅。
在此案中，董仲舒认为，君主捕杀动物，大夫不加劝谏，有违《春秋》大义。
考虑到后来在受感动之下放了小鹿，有原宥的理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大夫毕竟有“废君命”的罪过，不应升迁，调动工作就可以了。
(一)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有重大推动作用。
汉代司法儒家化过程中，作用最大的是董仲舒及其“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指司法官在遇到律无正文或虽有条文但不符合儒家道德的案子时，据《春秋》经义断案，实际赋予《春秋》经义极高的法律效力。
它的触角首先伸向司法领域，后又通过“决事比”方式渗入立法领域。
经皇帝认可，《春秋决狱》成为司法实践的依据，起到一种“判例法”的作用，而体现在该书中的儒家道德原则变成了法律原则。
春秋决狱成为汉代一种司法制度，实质是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
实际上是汉代儒家依凭皇权力量在法制领域进行的一场扭转乾坤的变革。
(2)原心定罪原则,即儒家所倡导的根据行为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善良与凶恶来断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和是否应当给予处罚的司法原则。
桓宽在《盐铁论刑德》篇中说:“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
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
(3)纲常礼教原则。
为了维护“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在汉代的引经决狱中,凡是违背了“三纲五常”准则的,一律要按照《春秋》经义予以严惩。
(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春秋决狱”案件有不少都是用《春秋》中的“君亲
无将，将则诛焉”的原则，对直接危害封建政权和皇权的犯罪给予严惩维护皇权在很人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历史上看，在皇权巩固的时期，国家都是统一的，国家统一时期，社会基本是稳定的，人民生活也相对安定些。
反之，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
（三）对封建法律中有关人情之处有所纠正。
法理不外乎人情是说立法者、执法者在订立法律或者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公众的价值判断和可接受度，所谓“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就是这个意思，尤其在执法过程中，既要考虑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但是也要考虑社会大众的价值判断，举个具体例子，儿子犯了罪，父亲没有向公安机关举报，反而支持儿子逃走，那么这个父亲是否要按包庇窝藏罪定罪处罚呢？我们古代就有“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就是说亲属之间没有互相揭发的义务，反而应该相互隐瞒，这是为了保护人伦亲情，维护和谐的社会关系之故，现代刑法对这种情况也有减轻、免除处罚的相关规定，这就是“法理不外乎人情”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1)亲亲相隐原则,即一定的亲属之间可以隐瞒罪行的司法原则。
(4)以功覆过原则。
法家是强调功过赏罚分明的。
汉代儒家学者贯彻的司法原则则是“以功覆过”即功过相抵原则。
这一司法原则的确立,为实现封建官僚贵族的司法等级特权大开了方便之门。
(5)反对株连原则。
与秦汉法家制定的连坐司法原则不同,儒家强调“恶恶止其身”的司法原则,反对株连无辜。
（四）在量刑上改重为轻，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春秋决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罚株连家族的问题，对减轻秦朝以来的严酷法律制度有一定的帮助。
“春秋决狱”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汉朝政权统治，并将儒家思想带进法律之中，进一步加强儒家思想对统治阶级的影响力。
这样的一种取向，使得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融合有一种客观上的可能，从而为“春秋决狱”的实施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3)纲常礼教原则。
为了维护“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在汉代的引经决狱中,凡是违背了“三纲五常”准则的,一律要按照《春秋》经义予以严惩。
(4)以功覆过原则。
法家是强调功过赏罚分明的。
汉代儒家学者贯彻的司法原则则是“以功覆过”即功过相抵原则。
这一司法原则的确立,为实现封建官僚贵族的司法等级特权大开了方便之门。
(5)反对株连原则。
与秦汉法家制定的连坐司法原则不同,儒家强调“恶恶止其身”的司法原则,反对株连无辜。
（五）对中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原心定罪”，董仲舒说:“《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意即:《春秋》决狱必须根据犯罪事实来探索罪犯的犯罪动机等主观心态。
凡心术不正，故意为恶的，即使是犯罪未遂，也要加以处罚。
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谋和组织领导者等首恶分子要从重处罚。
而行为动机、目的纯正合乎道德人情，即使其行为违反法律，造成损失，也可以减轻甚至免于处罚。
所以“原心定罪”的实质是强调根据犯罪动机、目的、心态等主观方面的因素来定罪和量刑。
这与法家理论刚好相反。
法家主张人性恶，认为人生来就“性恶”“”。
所以，每个人时刻都有犯罪动机，都
是潜在的罪犯。
因此，法家认为在审理案件时用不着探究罪犯犯罪时的主观心态，只看客观方面，如果某人在客观实施了危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就构成犯罪，应给以处罚。
汉律受法家理论影响，只注重犯罪的客观方面，失之偏颇，结合具体案件，就出现许多有乖人情的情况，如董仲舒以“春秋决狱”处理的几个案件都是儒家主张“原心定罪”，强调根据罪犯的主观善恶来定罪量刑，强调犯罪的主观方面，而不注重犯罪的客观方面，也不全面。
但若把儒家理论和法家理论结合起来，则互纠其偏。
随着“春秋决狱”和“引经注律”的盛行，儒家的精神原则不断地融入法律中去，中国古代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也日益趋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