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卷第1期2003年1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f Xuzhou Normal Uni.(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29,No.1Jan.,2003[收稿日期]2002207215[作者简介]黄震云(1957—),男,江苏灌南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20世纪神话研究综述(上)黄震云,杨胜朋(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关键词]　神话学;20世纪研究;综述[摘　要]　20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以“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文革”结束为分界点,经历了萌芽、建构、低迷、繁荣四个阶段。

资料搜集由1920-1930年代的“整理国故”逐渐转向田间作业。

建国后,形成搜集民间神话的高潮;在翻译介绍西方理论‘资料方面,也经历了从建国前简单的混合介绍到“文革”结束后分门别类的全面展开。

中国神话学研究从理论到个体形象,从美学特征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神话史学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

港台神话研究1950年代突起,有“乾嘉”遗风,成绩斐然;国外的神话研究以日本、苏联为代表,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他各国的研究者在传播中国神话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图分类号]　B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425(2003)0120022206一、神话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一)1900年至1919年的神话学研究“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神话学研究处于萌芽状态。

研究者大多经历晚清王朝与辛亥革命,怀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关注西方文明成果。

按其思想激进程度可分为改良派和革命派,前者有蒋观云、夏曾佑、王国维、梁启超等;后者以鲁迅、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

改良派源于“康梁变法”,倡导文学的启蒙作用。

蒋观云于1903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指出:“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的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

将神话研究与启迪民智的历史使命相结合。

这是我国第一篇神话论文,标志着我国现代神话学的开始。

与蒋观云并称“诗界三杰”的夏曾佑则从史学的角度首次提出“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事实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

”(《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指出:“中国自黄帝以上,伏羲、女娲、神农诸帝,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

”[1](P5、11)并首次将进化论观点应用于神话研究,探寻神话人物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经济条件。

王国维是一代宗师,在哲学、文学、史学、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也是楚辞专家。

他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比较细致地探索了南北方文学风格的不同及其对屈原文学精神形成的作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观堂集林》卷9)、《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上下)(《观堂集林》卷5)、《说商颂》(《观堂集林》卷2),则从古文字学等角度涉及了神话学研究。

鲁迅、章太炎、刘师培等革命派对古典文化的精通使他们不可能忽略中国神话的存在。

同时他们大多留过学,善于吸收西方先进的方法理论,因此,他们对中国神话的见解,深刻、独到,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其中鲁迅于中国神话研究有开创性的贡献,早在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就深刻地解释了神话的由来、性质及我们对它应该采取的态度。

对于前者,他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地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到古异,亻叔诡可观。

”对于后者,他说:“虽信之(神话)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2](P30)章太炎在《　书》(1900)中用原始社会和母系制度、图腾主义来解释中国古帝王产生神话之谜,并将地理观运用于神话来说明希腊、印度与中国三个临海的国家为什么会有有关浪涛龟鱼等形象的神话。

刘师培在《古代阶级制度论》(《刘师培全集》1997)中引用斯宾塞社会学原理来解释产生古代产生神话的母系制度。

他们这种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启示。

“五四”前的神话学研究,善于运用西方先进的方法和学术思想研究中国神话,虽然这种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显得不够成熟,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同过去以考据、辨伪的研究方法相比,已经有了质的进步。

(二)1919年至1949年的神话学研究这一时期的神话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年至1930年),主要学者有茅盾、鲁迅、周作人、顾颉刚、黄石、苏雪林、谢六逸、冯承钧等。

他们更自觉地引入西方学术思维方式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并在实践上促进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理论体系的筑构,使神话学摆脱了对传统人文学科的依附,有了独立的学科品格。

鲁迅首次把神话与传说作为专篇放进了《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一书里,这对于神话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触动。

周作人的《神话与传说》(《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晨报副刊》1924年4月10日)对神话理论有着重大贡献,特别是《神话与传说》一文,论述了神话与传说、童话、故事的区别以及神话起源的五种学说,指出人类学派学说的合理性,并且指明了神话在文学意义上的价值。

黄石的《神话研究》于1923年在《晓风周报》上连载,后于192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单行本,这是我国第一部神话专著。

谢六逸也于1928年推出他的神话理论著作《中国神话ABC》。

在神话理论上成就杰出的当数茅盾先生,其《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运用西方科学研究中国神话,标志着中国神话理论的形成。

他得风气之先,较为成功地运用比较神话学的方法,以希腊、北欧等神话为参照系初步描述、解剖了中国神话,整理出中国神话的系统,并说明了各自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借助安德列・兰的人类文化学的理论,通过“取今以证古”的方法,了解到原人的心理特点,从而说明了神话的思维特点。

顾颉刚秉承晚清学者疑古之风,又受西方史观和史学方法的影响,对中国自夏以前的历史大胆进行怀疑和否定,以图将神话、传说从古史中清理出来,提出了累层的历史观与民族神话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1923年9期)。

以他为首的“古史辨”派, 1920—1940年代一直活跃在中国古史与神话传说研究领域里,影响巨大。

在理论框架建构的同时,对具体神话作品的研究也得到初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质量有特色的文章。

顾颉刚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读书杂志》1923年9期)一文,从9个方面论证禹为南方民族的神话人物,涉及文献学、文字学、地理学等方面知识,其厚实的学养和扎实的考证辨析即便对今天的神话学者也有重大影响。

苏雪林信奉泛巴比伦主义,主张世界各民族神话同源于古巴比伦。

她的《九歌与河神祭典关系》(《现代评论》1928年第8期)联系中外神话、习俗、宗教仪式分类详述河神崇拜的原因及祭典方式,探求其中的宗教因素以解九歌的原始内涵。

视野开阔,具有开风气之功。

其他如赵景深的《太阳神话研究》(《文学周报》1928年5卷);容肇祖的《二郎神考》(《民俗》1929年61—62期);卫聚贤的《穆天子研究》(《中大史语所周刊》1929年5卷)等。

第二阶段(1930到1937年)。

由于早期的神话研究者大都由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转而涉及神话学研究,他们国学根基牢固,受传统考据风习影响很大,大部分务实而少作理论评述,所以这一阶段神话作品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

成绩之一是《山海经》研究的突破,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如钟敬文的《〈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学生自治会会刊》1930年)、吴晗的《〈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统》(《史学年报》1931年第3期)、郑德坤的《〈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1卷第4期)、卫聚贤的《〈山海经〉的研究》(《古史研究》二集1934年)、高去寻的《〈山海经〉的新评说》(《禹贡》1934年1卷第1期)等。

《民俗》杂志1933年还推出《山海经》研究专题,对《山海经》的成书、作者时代以及所记载神话作了系统的研究。

成绩之二便是对具体神话的研究,代表作为黄芝岗的《中国的水神》(1934),以详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辨析,阐述了中国水神神话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流变,得出这样三条结论:“一,水神传说的纷歧庞杂是‘不相同的时代地点,有它们相同的水灾和治水的人物’;二,‘不但四川神话移来江西,江西神话也有时移来四川’,所以长江一带的水神传说有相当的沟通痕迹;三,杨将军(二郎神)的威灵和神话的产生是因为有夔巫峡江的滩险。

”[4](P227-228)(《茅盾古典论32文集》1986年)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走在其他研究者的前面。

其他如黄石的《月的神话与传说》(《北新》1930年4卷16期)和《中国关于植物的神话传说》(《青年界》1932年2卷2期),钟敬文的《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3卷1期),杨宽的《盘古传说试探》(《光华大学半月刊》1933年2卷2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30期),卫聚贤的《天地开辟及洪水传说的探源》(《学艺》1934年13卷1期),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20期),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民族杂志》1937年5卷1期)等。

学者们一方面运用西方先进的学术方法和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放弃传统的考据求证并且部分学者已将神话研究与民间调查结合起来,所以他们的论著极具学术力量。

第三阶段(1937年到1949年)。

抗战爆发后,一大批学者云集西南,以出色的成就促成了神话学研究的高潮。

闻一多借助文献潜心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

他的《高唐神话传说之分析》、《朝云考》、《姜嫄履大人迹考》、《伏羲考》等论著是重要的神话学研究成果。

闻一多在神话还原和重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以“弗洛伊德的性文化理论”解释远古“人种来源”神话内涵;依照弗雷泽的“交感巫术说”提出了“避害说”和“尊荣说”,描述龙图腾的演化进程;用“以意逆之”的心理还原法揭开了“生民”神话的“面纱”。

他既善于从小处着手,深入到每一具体神话的研究,又能从大处着眼,以宏观中华民族文化系统的气魄作论证,重视文化的系统性、整体性。

芮逸夫、凌纯声、吴泽霖、楚图南、常任侠、马长寿、陈国钧、马学良、岑家悟等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美术史学家和文学研究专家将理论研究和田间作业相结合,不但拓宽了神话研究的范围,而且发现了许多未见记载的口传神话,对后世影响很大。

常任侠的《重庆沙平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时事学报・学灯》1939年41-42期)和芮夫逸《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人类学集刊》1938年1卷1期)对闻一多的《伏羲考》有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