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与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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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1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酝酿深刻复杂变化。

主要大国间的交往与合作日趋频繁，但误解、摩擦、指责、纷争也不时交替。

传统大国关系理论由于在化解大国冲突矛盾、增进互信共识上功效甚微，已经不能满足时代需求，亟待反思超越。

习近平主席在6月7日的中美元首会晤中明确提出，中美两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双方应该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找准突破口与“演练对象”。

中美两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是不同形态、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代表。

两国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寻找共同利益汇合点，不仅能丰富大国关系理论体系，而且还为其他大国发展处理双边关系奠定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中国的国家利益、政治制度和战略走向决定了中国不会重走“大而求霸”老路，不会处心积虑与既有强权为敌。

中美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对抗。

共同面临的机遇合作与风险挑战，使双方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关系。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崛起国必然通过战争手段挑战既有霸权，而霸权国必定以暴制暴，双方激斗不休，从而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

这种思维逻辑，是建立在狭隘的二元对立分析基础上，过分关注自身利益，忽视大国道义责任，心态猜忌偏执，极易引发兵戎战祸。

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传统大国影响力相对式微的历史背景下，维护世界和平、处理全球问题，需要大国携手合作和共同行动。

各国在应对经济危机、处理共同威胁、打击恐怖主义、开发新型能源等诸多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同时，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根本性利益冲突日趋减少，合作空间日益拓展。

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大国互相提供发展机会，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利共赢，这已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动力与前提基础，而合作共赢也成为大国之间处理彼此关系的共同蕲向。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以和平方式实现大国认知和定位的变化调整。

其中成败关键又取决于能否实现由基于战争冲突的“权力政治”向基于制度机制的“规则政治”转变，尤其是各国在相互磨合和博弈过程中能否遵守已有共识和基本原则。

首先，必须要确立努力方向；其次，要探索实现路径、充实理论内涵和完善互动形式。

各国应在深化合作的基础上，尊重相互关切，尊重对方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权力，不以一己之价值理念强加于人，倡导平等多样，不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对先前大国关系的修正与提升，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符合国际成员共同利益。

只要大国摒弃“一家独霸，有我无他”、“国强必霸，两强必争”的霸权思维与猜忌心理，真诚理性地对待一切后来者与竞争者，不失风度地营造包容开放、双利共赢的环境氛围，摒除“意气之争”，抓住合作机遇，则大国合作与机遇之路，必然越走越宽，利益福祉自然可期。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编辑部
在中美共同利益推动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现实可能性。

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中国应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运用到处理与发展其他大国关系中去，并通过与其他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赵晓春
“和为贵”、“保合太和”的理念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思维和方式。

实现国与国的和合，人与人的和睦，人与社会的和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社会才会实现共同繁荣，中华民族才会实现伟大复兴。

——张立文
可持续安全不仅重视国家安全，而且重视公民安全。

可持续安全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强调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的统一性、国家主权与公民人权的统一性，是建立在世界多样性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安全模式。

——刘江永
西方中心观念、意识形态化的冷战观念、传统的“霸权转移”观念，都是反时代潮流和反进步的，势将走向没落。

美欧日终将认识到，21世纪不再是一国能独霸世界的世纪。

中国既无能力、亦无欲望通过武力统治世界。

——潘维
对于儒家王道理想的回望，是要通过对于王道与霸道的争议的回顾，使道德和正义重新成为判定社会秩序优劣的基准。

重提儒家的王道理想，发掘儒家思想的普遍性面向，是建设新的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干春松
对于儒家王道理想的回望，是要通过对于王道与霸道的争议的回顾，使道德和正义重新成为判定社会秩序优劣的基准。

重提儒家的王道理想，发掘儒家思想的普遍性面向，是建设新的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干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