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散文长篇小说，它比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早出世300多年，比西方最早的小说集《十日谈》也早了300多年，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
《源氏物语》出自与中国有深厚文化渊源的日本，在与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源氏物语》同中国古典文学关系密切，这早有定论。
据统计，它引用中国文学典籍共计185处，涉及20多种著作。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同样作为日本和中国的古典名著，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两者都是百万字左右的宏篇巨著，虽然成书时间相距700多年，但都具有深刻的内涵，它们殊途同归，一起谱写了一曲缠绵哀婉的封建社的挽歌。
它们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在中日两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社会上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至今还很少有作品能与之媲美。
而且在国际文坛上，他们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取得了享誉世界的非凡反响。
主题思想《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在主题思想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李力认为：两部作品都以“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内容，揭示了“聪明灵秀地，无可奈何天”那种残破不可补的现状。
在轰轰烈烈的场面中，见出的是“白茫茫一片天地”，作者于盛世中揭示出末世的必然。
两位伟大的作家正是在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中，唱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有着相同音调的末世的哀歌。
李芒认为：《源氏物语》的主题并非在于描写平安朝宫廷政治势力的斗争，而是刻画宫廷贵族的恋情。
它以当时的宫廷生活为舞台，试图描写贵族生活的各种情况，而且获得成功，这部作品的最大兴趣在于以源氏为中心，分别刻画刻画种种恋爱活动。
陶力认为：《源氏物语》所侧重展示的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过程，而《红楼梦》所着力显现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和在旧势力压迫下的毁灭过程。
两部都是现实主义的大悲剧，但其主题不尽相同，紫式部是面对过去，为光源氏唱的是哀歌，曹雪芹面向着未来，对贾宝玉唱的是赞歌。
牟应杭认为：《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晚问世七百余年，作者在书中已反映了要求婚姻自主、爱情真实专一，对人为的贵贱贤愚之分带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字里行间显示出一定的民主自由气息。
《源氏物语》的作者则着意写日本平安王朝统治者的恣意享乐，其皇室内外、嫡庶亲疏、上下贵贱之分，等级森严。
虽然作者对那些沦为贵族男人掌中玩物，作为官场角逐斗争牺牲品的女性，寄予无限同情，但也无可奈何。
赵连元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是富有深刻内涵和悲剧性主题的鸿篇巨制，在描写由盛而衰的社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虽然在以何种方式弃恶从善上呈现分道扬镳的趋势，然而共同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一道谱写了一曲缠绵哀婉的封建主义的挽歌。
这两部作品都以和生命缠绕难分的爱情为主线，创造出“六条院”和“大观园”这样两个不同国度的女儿国，都借爱情写社会。
但在对社会悲剧本质的剖析上，《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深刻，更广泛。
《源氏物语》的主题是通过源、紫的爱恋与婚姻去揭示贵族精神上的没落和崩溃；《红楼梦》的主题是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的剖析和批判。
《源氏物语》所侧重展示的，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崩溃过程；《红楼梦》所着力显示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在旧势力压迫下毁灭的过程。
紫式部向读者描绘的是一幅纲常沦夷、道德败坏的传统大厦的坍塌图，比紫式部更进一步，曹雪芹不仅展示了封建传统的崩溃，更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叛逆者、反抗者的悲歌。
《源氏物语》写的是一部贵族社会的“艳情史”，《红楼梦》写的则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
《源氏物语》所描绘的社会面狭窄，主要写宫廷贵族，围绕源氏家族的生活起居，多写情人幽会，社会性较弱；《红楼梦》所描绘的社会画面广阔，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市井黎民，围绕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集中写封建社会的面貌，多带社会性。
紫式部和曹雪芹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且与皇族都有密切的关系，对贵族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了解透彻，对贵族家庭由盛及衰的崩溃过程看得较为真切。
他们都是“朝荣夕萎，中途逢变”，最后成为“身世浮沉，天涯沦落”的同命人，他们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坎坷，都有一种“世事无常叹飘零”的感伤，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悲观主义、厌世主义和宿命论的消极思想。
郭存爱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情节虽然都始终贯穿着“爱情”这一中心，但都从许多侧面，通过幅辏向轴线，提示了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
权势、金钱、优越豪华的物质生活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幸福、精神上的欢乐，而是充满凄苦、悲凉、辛酸、哀伤，封建社会制度是产生悲剧的根源。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作者国家、民族、地域、社会制度、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教养、性别、时代都截然不同，但他们却有着极其相似的思想感情和对封建贵族社会必然没落、衰亡的预见，这并不是巧合。
尽管紫式部和曹雪芹在时间上相隔七百多年，但都是处于不同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盛世的极限阶段，他们都预见到封建社会由发展、兴盛到没落、衰亡的必然结果。
杜鹃认为：《源氏物语》与《红楼梦》虽然都展现了贵族阶级腐朽淫乱的生活画面，都暴露了贵族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矛盾，都揭示出封建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但在揭露与批判的力度方面有所区别，《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多地涉及到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更深刻地暴露出贵族地主阶级的丑恶腐败，更清楚地揭示了封建王朝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原因在于曹雪芹的人生遭遇更为困顿、艰辛，接触的社会面更为广阔，认识更为全面，因而态度更为尖锐、更多攻击。
的确《源氏物语》与《红楼梦》都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贵族们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权机构日益腐朽，经济上日益崩溃，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封建贵族们依仗豪门权势作威作福，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而内心却极度空虚，最后必然导致精神世界的总崩溃。
作者们在歌舞升平中预感到统治阶级将致的灭顶之灾，于盛世中揭示出末世的必然，这是两部作品的精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两部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位伟大作家在希望和绝望的矛盾中，唱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相同音调的末世的哀歌。
人物形象光源氏与贾宝玉赵连元认为：光源氏与贾宝玉不仅都经历了混世、厌世和出世的过程，而且在出身、追求和结局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出身于“诗礼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整日过着“富贵温柔、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且都是聪慧过人、品貌出众、能诗善文、惹人喜爱的“情痴情种”；他们都不热衷于仕途经济；都没有“男尊女卑”的念头，却有“怜香惜玉”的思想；最后均遭爱侣早丧的苦痛，落了个遁入空门的结局。
但宝玉对女性的倾慕和光源氏对女性的追逐和占有，有着本质的不同。
光源氏追求的是性欲的满足，是腐化淫乱，是丑，他朝三暮四、逢场作戏；宝玉追求的是“情”，是美，他用至深，痴情不改。
光源氏与贾宝玉都是封建贵族圈里“善”的化身，前者“为了恋情，一生一世不得安宁”，后者“有生以来，为诸女子应酬不暇”。
然而，光源氏的“善”使他向着封建规范越靠越近，贾宝玉的“善”则使他在叛离封建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魏凤娥认为：光源氏与贾宝玉有着许多相通相似之处，论是作者塑造形象的创作态度还是形象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所具有的品貌才学等等方面，二者都颇多相似；尤其是在性情上的多愁善感、温柔殷勤，对周围女性的泛爱无边、多有用心，他俩更是相通无异。
但他们实际上是形同而质异的两个不同形象，他们在身世经历、生存环境、爱恋意向、思想品格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构成了艺术典型各自时代的社会历史、思想政治、道德精神、理想追求的不同实质和深度。
纵观源氏和宝玉“泛爱群芳，多有用心”的情感表现，可见源氏是以“肉欲之爱”为内涵，所追求的境界不过是“悦容貌、喜云雨”。
而宝玉却是以“灵性之爱”为内涵，所追求的境界是对女子们“敬而昵之、恐拂其意”的尊重和体贴。
潘新华认为：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都是作者理想化的男主人公。
他们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虽然周日周旋于富贵场，但都表现出“富贵不知乐业”的浪子特点。
他们在情感上的最大特征就是泛爱，他们对待女子都是温情脉脉的，有怜香惜玉的思想，都是以绝代情痴的面目出现的。
他们多情善感、典雅温柔，对周围的贵族妇女、随身侍婢，大凡稍有姿色才华的，遍一个也不放过，去尽他们的“心意”。
群芳之中，他们又都有心灵深处终生不可磨灭的“绝对女性”，即藤壶女御和黛玉。
他们均逢爱侣早丧的痛苦，精神变得一蹶不振，最终悲观厌世，遁入空门。
尽管光源氏与贾宝玉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他们表面的相似并不等于本质的相同和思想内涵的一致。
我们把贾宝玉和光源氏放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掘出他们的精神境界有本质的差异，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两个人的泛爱行为在两个社会中受到的评价是不同的。
光源氏的泛爱是以当时盛行的一夫多妻制和“访婚制”为大前提的。
光源氏念念不忘每一个有过恋情的女子，其不管美丑只要看过一次都不想抛弃的行为，在当时的日本可以说是一种“深情”，的表现，光源氏是一种理想的男性形象，他的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是正常的。
而宝玉的泛爱行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受到更大的谴责，他那种钟爱所有女性的脾性，违背了“把性爱严格限制在婚姻之内”这一礼教原则，因此宝玉所受的评价不同于光源氏，他比光源氏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
在对待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的女孩儿，无论贵贱一样热爱，注意情感的交流，他对她们的态度是尊重的，是纯洁的，少了些非分之想，更多的是对女子的欣赏赞美。
光源氏对女性谈不上尊重、爱情，只能说是淫乱。
他不关心她们的情感，没有情感的交流，完全是从个人的欲望出发，而从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
比起光源氏来，宝玉更尊重女性的人格和意志，更带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
在对待功名的态度上，二者也是迥然不同。
贾宝玉不仅不慕功名，而且蔑视封建社会的功名利禄，厌恶仕途经济。
至于光源氏则是一生追求功名，只是不得已才退出官场。
在《源氏物语》中，两大政治势力(以右大臣和他女儿弘徽殿女御及儿子朱雀天皇为一方，以左大臣和他女婿及藤壶中宫为另一方)在争权夺势中虽互有消长，但互相倾轧从未间断，而且愈演愈烈，政治斗争贯穿了光源氏一生的始终。
刘荣琴认为：紫式部笔下的光源氏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都是作者大力肯定的理想人物，因为他们对女性有情有义。
贾宝玉对于女性的情意是一种将女性尤其是美丽的青年女性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尊重，他企图破坏所谓“妇者伏也”的传统女性定义，而是要在污浊的当时营造一方美丽芬芳的新女性乐园，他在无意识中倡导了一次女性解放运动。
而光源氏对女的“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渔色的满足，大有尽取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欢娱的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