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无门及维权失败时暴力报复案件出现的原因分析
案例导入
《法律与生活》2016年12月上，总第575期的封面案件是《贾敬龙案----一场抗拆的个体悲剧》。

案件发生在2015年大年初一，石家庄长安区高营镇北高营村，北高营村村民贾敬龙使用射钉枪射击该村村委书记何建华并致其死亡。

事件涉及拆迁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方案执行，而是由具体执行的村委会自定方案，以何建华为主要代表的村委会运用以不拆迁就不给贾敬龙奶奶办理社保为手段胁迫贾家拆迁。

出于无奈的贾敬龙父亲贾同庆与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

贾家的住宅为自家宅基地所建的三层楼房，建筑面积270多平方米。

贾同庆与儿子贾敬龙口头约定二层楼属于贾敬龙。

贾同庆与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后，获得村委会两发放一套楼房，总面积共130多平方米。

由于贾同庆在未告知贾敬龙便与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最终旧房被强拆。

而这房子，是贾敬龙准备做结婚的婚房用的。

房子被拆时，贾敬龙宣布与贾同庆脱离父子关系。

房子被拆后，贾敬龙的婚事被取消。

贾同庆获得北高营新村发放楼房一套，面积约110多平方米。

两套房扣除免费部分，贾家还应缴纳17万余元。

贾敬龙多次到高营派出所要求解决补偿事宜，但被告知“找村委会解决”；后贾敬龙多次通过官方和私下找何建华沟通，“妥协和议和”，但无果而终。

后来，贾敬龙在网上发布拆迁视频和对何建华的检举信，却被高营派出所以非法传播虚假信息为由传唤。

维权无门的贾敬龙选择了暴力手段，于2015年2月19日使用射钉枪射击该村村委书记何建华并致其死亡。

2015年11月贾敬龙被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2016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判决。

11月15日，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将贾敬龙执行死刑。

贾敬龙案件，我们看到整个案件背后存在的诸多问题，涉及农村房屋产权归属在法律和实际归属不符。

案件中的三层小楼在法律上是归贾同庆所有，但在实际上，则是贾同庆和贾敬龙共同所有，所以贾敬龙认为即使是贾同庆签订了拆迁协议，面对村委会的拆迁，仍然认为这是强拆。

拆迁补偿的具体决定权的归属错位，拆迁的执行方村委会不具有拆迁执行权以及政府部门不作为等。

本文以该案件为例，以小见大，重点探讨出现维权无门吉维权失败时暴力报复案件出现的原因。

当出现维权无门的情况时，在维权人心里意味着法律的失灵。

在现代社会上看来，法律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

维权失败意味着法律不站在自己的这边，自己的行为不被整个社会所理解，接受。

按照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中的观点，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人是畸零人，是被社会所抛弃的人。

这类人通常包括失业者，流浪者、酒徒、赌徒，逃犯等为社会所摒弃者。

这类人普遍存在一种失意的情感。

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社会。

按照刚才的推论，维权失败的人属于畸零人，他们将维权失败归咎于社会，便会与社会作对，产生报复心理。

官逼民反？从经典的古装历史影视作品中，我们了解到，古代犯人若遭遇不幸，遭朝廷官员诬告陷害，伸冤无望，那么，《水浒传》中官逼民反的林冲雪夜上梁上的传奇就上映了。

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到明代朱元璋抗
元战争，到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无不是官逼民反。

这是有着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历史的一种特殊维权运动。

当我们听闻社会上出现维权无门现象的时候，如近年来屡屡上热点新闻的暴力抗拆，农民工讨薪，消费者维权事件等的时候，倘若维权者的维权行动不能达成，那么，就不得不警惕有可能出现的暴力报复事件，历朝历代的农民大起义运动乃是深刻前车之鉴。

仁治与法治的博弈？在中国古代，通常仁治与法治并行。

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儒家的道德思想和价值作为规范，一般情况下以乡绅等地方德高望重者作为“法官“来协调处理纠纷，若乡绅不能处理的或对处理不满的，在涉及重大的刑事案件才会对簿公堂，让官衙审判。

儒家的思想道德和处事准则虽历经多朝代，但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乡村地区，作为寻常的升斗小民，老百姓通常对法律了解不多，对法律知识运用的需求也不多。

在广大乡村地区行之有效的更多是以地位高者，德高望众者或长辈来协调处理纠纷，避免邻里之间关系破裂，是谓仁治。

世人皆说农村地区民风淳朴之类言语，其重要原因便是仁治在乡村地区还有市场。

但是，仁治毕竟只是仁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他奉行的思想价值中存在正义理论，替天行道思想等等。

儒家在汉朝兴起之初，董仲舒就将”天人感应“收进儒家思想，使得暴力的报复在传统法理上存在正义的可能性，诸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子报父仇等暴力行为变得天经地义。

深受部分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些人在维权时，面对现代法治的无能为力，替代性的方案---传统的替天行道的思想和对自己正义行为的坚信，将暴力报复的行为付诸实施，那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法律意识的淡薄？历来中国人规则意识，法律意识缺乏的报道在报端屡见不鲜，中国式过马路，各种无视专利的山寨产品充斥市场。

有张艺谋著名的《秋菊打官司》的在社会上的巨大反响，也反映出中国人在新时期的法律思想需要加强。

虽然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制缺失的恶劣影响，在拨乱反正后，法制建设迈入新时期，各种法律法规被制定完善，全面依法治国也写进“四个全面战略”。

但是，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治思想理念宣传还需要有许多的路要走。

自然而然，一个正义的人维权失败了，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法律制度存在漏洞。

诸如法律法规不完善；当然，也有立法工作滞后这种根本上的弊端，因为社会的发展总是难以预测的，立法总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出来的，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法律理论上实际上都是行不通的；或者是人为的错误，如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执法人员渎职，不作为，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

为避免出现维权者维权无门，继而引发暴力报复的恶性事件，人大代表需要不断调研，根据中国实际，适时更新，制定法律法规，完善案件的复审制度，完善法律体系；执法者需奉公职守，明察秋毫，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法律机关加强宣传，提升国民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

除此之外，我等升斗小民也要培养法律美国著名意识，懂法，守法。

正如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就形同虚设。

以上是我对维权无门及维权失败时暴力报复案件出现的原因分析。

作者：陈月明
著作权所有，引用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