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设定人性为善各位观众，紧接着我们上一次讲的讨论完东方管理智慧的精髓，我们说它主要体现在这个道上面，如果这样讲还显得很抽象的话，我们从这一讲开始，就将来具体讨论东方管理之道，它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原则。

这些原则，跟西方的管理思想，又形成了什么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对我们今天搞好管理，或者体验管理的一种快乐它又有什么启发，这就是我们这一讲想跟大家交流的。

首先，我觉得东西方的管理文化，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对人性的设定，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假设，它是不一样的。

西方人一直相信人性为恶，所以，古希腊的哲人讲，人就是动物，只不过是直立行走的动物，后来发现鸡鸭也直立行走，那么说是直立行走的不长羽毛的动物，就觉得说得很完满了。

既然人是动物，人就难免身上有动物性，那么管理怎么办？管理就是管住人身上的动物性，比如说，自私这种动物性，比如说，贪婪这种动物性，比如说，攻击性这样一种动物性，比如说，好逸恶劳，爱占小便宜，甚至包括好色这种动物性，管理就是管住这种动物性的东西。

所以不仅古希腊这人讲人就是动物，我们讲对西方文化影响非常大的圣典《圣经》，也说人是有原罪，人是经不起诱惑的。

怎么办？制定规则。

所以，上帝给人类制定了规则，比如摩西十戒，这就是制度，后来到了近代，他又形成了一种契约论的思想。

什么叫契约呢？就是你可以自私，可以利己，可以贪婪，可以好色，可以好逸恶劳，可以爱占小便宜，没关系，大家都那样，但是，你不能违背我们约定的一个游戏规则，违背了代表大家意志的法律或者制度，就要约束你，就要惩罚你。

所以，古典管理学理论在西方就是设定人性为恶。

比如说，在古典管理学的泰勒，我们很熟悉他，泰勒的管理学就非常简单，管理就是管住人的好逸恶劳，管住人的自私利己的这样一种所谓的经济人的一种本性。

所以，泰勒曾经很形象地把这种管理称之为，或者说，后人把它概括为一种叫做胡萝卜加大棒的一种管理，你做得好，我胡萝卜，激励你，那就是奖金激励了，你做得不好呢？大棒伺候，惩罚你，甚至最终让你卷铺盖走人，人迫于生计，迫于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手段，他没办法，就无奈地受到制度的约束，这就是人性恶的一种约定。

中国哲人正好相反，相信人性为善，最早提出的是我们孔孟之道的孟子，我们山东的孟子，孟轲，孟子在他的解释孔子的思想的时候，他就讲，人跟动物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先天性善，所以，他说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也就是说，不是由外部浇灌进来的，我这个人理智的东西是我原本就有的，为什么有些人没有了呢？孔子说，那是受到外部世界的诱惑，把那颗善良的心丢掉了。

丢掉的也没关系，孟子说把它找回来吧。

孟子说是这样，丢掉了一只鸡，一只鸭，一只羊知道去找回来，丢掉了一颗善良的本性倒不知道去找回来，他说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做学问在哪里？做学问就在于把这一颗善良的心找回来。

所以以他的话说叫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就是说做学问没什么，就是怎么把那颗善良的心找出来，这就是做学问，最高明的学问。

那么，对管理的启发就是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就是善于帮助你的员工，帮助你的下属，把那颗善良的心给发扬光大，你要告诉你的员工，告诉你的下属，你如果只像动物那样自私利己，贪婪好色，你是很失败的，你是很没有境界的，你甚至不是人，只是禽兽。

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就是人之所以跟禽兽的区别是很少的，那点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善良的本性，仁啊，义啊，礼啊，智啊这样一些东西，同情心，是非之心，羞耻之心等等，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人就很失败，人就是禽兽，所以，我曾经接触过一个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他就跟我讨论，你们中国人怎么老谴责兽性，animal这个东西，难道人不是animal吗？我后来想，跟他讨论不清楚，我要跟他讲清楚中国文化的背景，他才能理解，因为他是西方人，西方人就设定人就是动物，但是中国人认为人不是动物，人既然已经从动物当中衍化过来了，人就不会回到动物世界当中去。

如果回去了，那就是兽。

既然从动物世界当中净化到人了，人就应该不能，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回到动物世界当中去。

否则，人将不人。

那么这样你看，它就形成了中西文化两个完全不同的传统，一个设定人性是恶，一个设定人性是善，中国文化最传统的特点，就体现在我们以前小孩都要读书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人一开始，性就是善的，没有善良本性的人，就不是人。

所以我看到一个资料讲的是日本的松下，松下我们知道它的电器产品，它的品牌效应，恐怕谁都承认它，做企业做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那么，松下里面就流行一个口头禅，叫什么呢？这还是人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到一件不该做的事，比如自私、利己、贪婪、好色，他马上就会谴责自己说，这还是人吗？有时候管理者跟下属在讨论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做，那还是人吗？如果你这样想，那还是人吗？我在1997年的时候，在新加坡开会的时候，碰到过一个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助理教授，他说他在研究一个课题，什么课题呢？说，从制度上，怎样管住一个人的自私的行为，什么制度呢？他说他准备研究一种财务报销制度，比如说，你是老总，你派你的员工比如到北京出差，回来的时候，怎么保证他来报销的那些东西，没有占公司的便宜，明明没有请客户吃饭，请的可能是自己大学的初恋情人吃了一顿饭，然后回来跟老板说你看我请客户吃饭，档次要高一点吧，买了一张发票回来，明明没有住五星级酒店，他骗老板说，客户住在五星级酒店，王府饭店，我不能让我们掉面子啊，我们不能让人家给比下去啊，我当然有毫不犹豫地住在五星级酒店，其实没有，他可能买了一张发票，这个哈佛商学院的助理教授说，他在研究这个，他认为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后来，与会的一个日本人，民国大学MBA的教授，就把这个话题就抢走了，我还没跟他谈论，他就抢走了，他说这样的人在我们日本好的企业里面没有。

他一想到要这样做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觉得很羞愧，我还是人吗？怎么能这样占公司的小便宜？我不是活得很羞耻，或者活得很没境界？这个助理教授不相信，他说，人都是自私利己的，难道你日本人就不自私利己吗？后来他们就约定说从明年，我们当年是97年的时候，他是98年，他说到日本做考察，他带了4个助手到日本，选择了好几个企业，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面，进行了一些跟踪调查，看看日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员工，占小便宜，自私利己的。

后来他确实是失望了因为我后来跟名古屋大学的教授联系，这个教授联系，他说，他很有信心赢这一场争论，后来哈佛教授放弃了这样一个研究，他觉得，没有这样的制度，对吧，没有这样的制度。

所以，后来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种观点，制度有缺陷，制度不可能管住所有的行为，但是，良心没有缺陷，觉悟没有缺陷，因为，良心无所不在，心嘛，它无所不在，它不像制度有漏洞，你说哈佛教授研究的课题，研究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你要么派人跟踪他，成本更大，谁也不会派人去跟踪他，看他老不老实，看他是不是爱占小便宜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老板，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制度，但是，日本人可以比较自豪地说，在我的企业里面，没有这样的人，或者在我好的企业里面，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是因为他对制度以外的伦理文化，企业里面的伦理文化，或者企业里面讲的那种德智的管理之道，他充满地自信，他有信心，所以他不怕你哈佛教授研究，你可以跟踪很多的人，不会有这样的人。

这就是什么？文化。

特别是伦理文化的厉害。

或者说，也就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当中的一个出发点。

他认为人是可以教化的，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就是要把人这种善良的本性弘扬光大。

一旦形成了这样一种德治的思路，那么它所达到的一种境界是非常高的，它的成本很低，绩效非常好，境界很高，成本很低，但是它的境界很高，当然，它可能不一定非常明显地立竿见影，它需要很长久地在你这个公司内部，在你这个组织内部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些企业的咨询的时候，一些企业的文化培训的时候，我经常要了解老总，CEO的想法，他希望我的这个文化培训，我东方管理智慧的培训是立竿见影的，我往往不做了，为什么呢？它做不到。

我做的最长一个企业已经做了三年多了，就是做这种文化的培训，这种德治的思路，应该说他们的管理上还是认同的，觉得讲和不讲是不一样的，多讲比少讲好，也就是说在探索这个制度化管理之外，更多的来探索一些非制度化的，我们今天称之为人性化的一种管理。

所以我经常讲说制度化的管理，其实把人设定成自私的，是西方人的设定，人性是恶的，西方人的制定，是恶的，贪婪、爱占小便宜；人性化的设定，往往是相反，它往往设定人性是善，所以我们讲经济人的设定和我们今天东方智慧讲道德人的设定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经常讲说我们中国的管理，包括我们的不仅是企业管理，也包括政府管理、公共管理，我们基本上走的是西方式的一条思路，设定了人就是经济人，人就是自私的利己的，贪婪的爱占小便宜的，国家是法律，企业就是制度，怎么样管住这个东西？督促，甚至惩罚来作为手段，做得好奖赏，用奖金来刺激，那么我说中国的管理需要再提升一个境界的话，我们应该摆脱这样一种单纯的一种人性为恶的经济人的设定，走一条道德人的设定管理，也就是两手抓，既要把人设定为经济人，对那些不相信道德，不相信良心，不相信觉悟的人，用制度解决，对那些相信良心，相信觉悟，相信人是一种德性教化的，那么，我们用道德人的设定来进行管理。

这种管理，我觉得它可能达到的境界更高。

或者说，它的效益更好。

我们前面提到日本人，一些日本经济学者研究毛泽东的经营管理之道，或者说，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它其实一个基本的设定它也是走的是我们东方式的思路，他相信人是可以为善的。

所以，他讲向雷锋学习，他希望每个人拥有一种雷锋精神，他在他的诗词里面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他的意思就是说，6亿人民，都能够达到舜和尧那样的境界，当然有点理想化，但是他的管理确确实实是走这么一条思路的。

他要把人性当中那种觉悟，那种革命的觉悟发扬光大，所以我现在印象很深，我们的父母辈那里，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生产积极性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根本没有奖金，完全是领导一声号召，义无反顾，那种革命干净，而且很快乐，所以那时候，弥漫着我们中国，包括企业里面那种企业精神啊，是非常欢快的，是非常积极的，是非常昂扬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样的人性化的设定，应该说对我们今天的企业是有启发的。

我们今天有太多做企业管理的人做政府管理的人，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还是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是什么呢？它就设定人是经济人，经济人怎么管呢？当然用制度来管。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导致的管理的思路也是不同的。

那么，在今天我们强调东方管理智慧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做企业的人，我们应该想一想，除了制度化管理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探索一条在制度化以外的一德治式的这样一管理，管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