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之家› 浅析梁晓声知青文学中的女性形象ding

浅析梁晓声知青文学中的女性形象ding

浅析梁晓声知青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摘要:本文通过对梁晓声知青文学中的三类女性形象——贞女型、圣母型、“巾帼”型作一番考察与梳理,获悉这三类女性形象的三个特性——时代性、超时代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梁晓声;知青文学;女性形象1引言在中国当代文坛,以知青文学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的作家梁晓声在知青文学史上无疑有其独特的地位。

在隐去了那些“伤痕”与“反思”之后,他用自己的笔调“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维护着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1。

也正是通过这种“剥离”与“维护”。

创构了其知青文学的两大基调——“悲壮”与“崇高”,梁晓声以笔为弦,为我们拉响着那个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火红时期的英雄主义赞歌。

虽然在几千年的封建长河中女性一直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历史记载之中,但在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却往往成为文学魅力之所在。

梁晓声的作品也不例外,其知青文学中的女性大都给读者留下了肃然起劲的印象,对于那一代女性来说,梁晓声是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去完成她们崇高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蜕变。

同时,这些女性的清绝、薄命、与崇高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作品中男人们的心灵,她们大都影响或改变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甚至是以后的人生道路。

与此同时,梁晓声也在剥离着错误运动中的某些正确精神去刻画女性们命运中的勇往直前,她们在梁晓声笔尖逃逸的思绪中显示着历史的沉重,而这种沉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历史对女性命运的忏悔。

所以,笔者认为梁晓声知青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有着特定的时代光彩,又有着超越时代的意蕴,自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

笔者将从这几方面入手,去做些有关梁晓声知青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力所能及的探索。

目前对梁晓声知青作品的研究已相当丰富。

可以说有关梁晓声作品的研究处于一种“与作品俱进”的状态,且精彩纷呈。

在这些研究性文章中,研究者主要对梁晓声知青文学的创作主题,创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一主题方面:李锋在《一曲悲壮的英雄主义赞歌—谈梁晓声知青小说的主题意蕴》2中认为梁晓声剥离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悲惨遭遇,用一种“维护”的心态去展示那个时代特有的真诚与“英雄主义”情怀,从而揭示其主题。

乔丽娜在《理想者的生命之歌—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3则作者站在反顾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从而透视知青这个特殊群体的精神面貌,揭示其“神奇”底蕴,借此张扬理想,呼唤个性。

卢大英在《生动的艺术群像,深刻的思想内涵—小说〈年伦〉浅析》4中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揭示知青精神—追求理想,锐意进取,团结奋斗。

二创作方式:贺绍俊《重读〈雪城〉》研究者对雪城的创作思想,方式作了全面的分析。

通过对上述研究者的研究性文章进行分析与归类,我们发现这些研究性文章很少有对梁晓声知青文学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探索。

因此,笔者试图从研究梁晓声知青文学笔下的女性形象入手,对梁晓声知青文学代表作中的女性形象作一番考察与梳理,从而去获悉其知青文学笔下女性形象的三种特性——时代性、超时代性、局限性。

2 梁晓声知青文学中的三类女性形象2.1 贞女型梁晓声知青文学笔下有一类女性——贞女型,她们身上有一种坚贞,清绝而又执着的精神气质,尤其体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中,但这类女性形象却大都是苦命的。

苦命,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中某类女性命运的缩略词。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大都有着坎坷艰难的经历,或不能拥有自己的事业,或在事业的征途中荆棘遍布;或不能拥有自己的理想爱情,或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历经坎坷。

总之,女性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都伤过、痛过。

梁晓声知青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也不例外,在那个举国癫狂的年代里,女性们也在经历着这一种煎熬。

时代的荒唐使得这些女性不得不用自己的苦命体现着时代的大命运!具体表现在:性格苦命与命运苦命(一)性格苦命《今夜有暴风雪》中的裴晓芸在其短暂而又艰难的人生历程以及升华了的人生结果中使其成为梁晓声知青文学女性形象“苦命“意象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性格特征表现在:作为知识分子的后代,裴晓芸继承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与坚执。

或许是过早的失去双亲的缘故,裴晓芸的成熟程度早已超过与其同龄的女子。

童年时的不幸又导致了她性格中的清绝与沉默。

在连队里,裴晓芸有意无意的使自己成为“边缘人”,郑亚茹咄咄逼人的“优势”让她很难与其分享任何一样东西。

面对郑亚茹那种在极左年代里造就的气质,裴晓芸也只能用性格中的清绝与沉默让自己去获取人性上的公平。

她深爱着曹铁强,却因为自己的卑微而不敢表白,最后在美好的爱情畅想中冻死在坚守的哨位上。

而她的死也正是在政治上无比优越的郑亚茹有意不安排换岗人员所造成的。

“丑小鸭”用自己的血书与行动换取的尊严却被所谓的天鹅有意的踩在了脚下。

裴晓芸的“苦命”一方面是郑亚茹的有意陷害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荒谬性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可以说,也是那个荒谬时代及童年的不幸造就裴晓芸这种略显偏执的性格,造就裴晓芸无辜的死亡。

留在驼峰山上裴晓芸那并不高大的军姿,犹如冰山上的来客,为我们很好的诠释着梁晓声知青文学的两大基调——“悲壮”与“崇高”,生命为守卫国家而献出,这本来就是崇高的表现!(二)命运苦命笔者认为,命运苦命应从作品中人物的整个人生历程及人生结果来分析,分析其人生历程是否有着多重的磨难,其人生结果是否与其理想背道而驰或是失意太多。

《年轮》里的郝梅充满坎坷的人生历程,让我们领教了命运的残酷。

这个《年轮》里最后以作家身份而结束的女性与裴晓芸有些类似,其人生历程同样带着一种浓重的悲剧色彩。

她有教养,心地善良,自尊自爱。

由于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她无可奈何的来到了北大荒,但北大荒的遭遇葬送了她的爱情(押运途中被另外一名知青所强奸)。

为了让心爱的人留下完美无暇的印象。

她让吴振庆,韩德宝,徐克作假证——她已“死亡”。

“死亡”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是多么的具有讽刺意味,但这一切又是那么顺理成章的“死亡”了十几年,而女儿的夭折,再次将她推向了痛苦的深渊。

丈夫的病重,又让这位美丽善良的女人不知如何是好。

可以说,郝梅做到了一个女人该做的极限:为国,她用自己的贞洁换取了押运的成功,为爱,为了那份完美,她选择了“死亡”,为母,她做到了一个女人该做的极限。

可以说,从她踏入北大荒那刻起就注定了其人生要经历多重的磨难。

读者也不得不发出“哀其生之多艰”之感叹!吴茵,《雪城》里一位做着关于爱的梦,心甘情愿地为幻想中的爱情愉快地牺牲的女性。

中学时代就迷恋着她心目中的冰球王子,但极左时代的到来不得不使她为了那分迷恋而走向被迫。

当新时代来临,当她再次的见到她心中的冰球王子时,曾经的迷恋立即涌上心头并不顾一切奔向她心爱的人!而结局让她感到却是世俗式的无助。

这样的结局让读者多了几分怜悯与叹息,她那过于理想化的态度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以至鲜血淋漓。

更糟糕的是,在她发现自己深爱了十几年的人原来一脸俗相时,她那曾经的幻想也变成了作品中作者的怜悯。

现实的绝望让她感到理想的可笑。

这些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恰恰体现着这些女性的苦命,在极左的年代里她们不可能获取传统意义上的幸福。

她们身处于残酷的现实之中,游离在美好的理想之外。

只能用苦命叹息着自己的命运。

荒谬的时代断送的不仅仅是她们人生中宝贵的青春年华,而更多的是她们不能拥有轻松与快乐,她们的肩膀被时代的枷锁牢牢的锁住。

在梁晓声看来,这些贞女型女性形象的存在具有极大的意义,裴晓芸的死代表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悲壮”与“崇高”,郝梅那坎坷的人生历程又显示着新时代对那一代女性命运的忏悔;而吴茵那由理想到现实之间的绝望,又显示着那个火红的理想时代在一定意义上的终结,让“理想”的人们重回到现实当中。

2.2 圣母型“母性”一词。

在中文领域曾引起过质疑。

甚至遭到过语法上的否定,有专家学者和教授指出其是一个近乎生拼硬造的,含意晦涩的,没有独立应用价值的词语。

而梁晓声却对这个词采取认可的态度——“母性是女人的心灵现象”5张承志说“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的永恒主题,可见母亲在中华民族传统意识中占据了多麽重要的位置。

女性所表现出来的母性让人们为之顶礼膜拜,在梁晓声的知青文学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圣母型身上,我们就看到了女性在这方面的迷人魅力,主要体现在其无私奉献,善良包容的精神上,从中也看出作者的传统文化心理。

(一)无私奉献善良包容母性的伟大在于包容一切的心灵,她是我们一生中神秘又难以理解的东西,她悲伤着你的悲伤,快乐着你的快乐。

她的无私奉献与善良包容让许多作家不惜笔墨倾力歌颂,同时也让无数读者对母性产生崇高的敬意!袁眉,《雪城》中一位美丽温良的上海女知青,由于对刘大文声音的迷恋,她不顾一切地嫁给他。

艰难的岁月里,袁眉以她高洁的心灵与勤劳的本性为刘大文打扫着人生路上的种种灰尘,打消他在生活上的种种阴霾与顾虑,为他的批判会壮胆,为他的前途操心。

用女人的细腻与包容为刘大文奉献所能奉献的一切。

在她的心中,他是她的大孩子,而她在他心中则像圣母玛利亚一样神圣。

袁眉带着一种体恤的情愫,一种母爱般的怜情照顾着她心中的大孩子。

为他照亮着人生前行的道路!而刘大文的好意导致袁眉生命的结束使这位大孩子从此掉进痛苦的深渊,没有了袁眉的体恤与关爱,刘大文带着深深的自责从此被生活所“强奸”。

《年轮》中的郝梅则是带着很浓的传统色彩的传统母亲,北大荒的遭遇让其生下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儿。

但女儿先天的疾病又注定了郝梅付出的奉献性,她在做着一位母亲能做到的极限!张萌,一位自尊心极强的女性,面对女儿进城的寻找,她那丧失已久的母性也骤然间爆发出来。

(二)梁晓声的传统文化心理在中国(国外也有)的许多作家(思想家)笔下,女性往往呈两极化走向:要么,把女性拔高的似圣母一样的让人为之顶礼膜拜。

要么,把女性贬低的像潘金莲一样的水性杨花让人为之唾弃。

这都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心理即封建社会男权话语霸权的局限。

在梁晓声知青小说中,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作者对于女性的态度也有些偏颇——圣母式的拔高在梁晓声的这些作品中,作者把圣母式的善于忍耐,宽宏大量,无私奉献的美德赋予了其笔下的这些女性身上,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梁晓声的传统文化心理——母性崇拜心理。

众所周知,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梁晓声从小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对他的影响可以说远远的超过了其父亲父亲对他的影响,这从其作品《母亲》中对母亲的眷恋便可看出。

他展示了女人特有的母性魅力,赞美了女人奉献的意义,而母性意识也就这样通过梁晓声笔下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动作而散发出灿烂而崇高的生命之光!但是,一味的赞美便有有意的拔高的嫌疑,体现了作者或隐或现的传统文化心理。

2.3 “巾帼”型由于梁晓声的出现,知青文学被注入了粗旷的情愫,并被抹上一层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知识青年血液中鼓荡着的政治激情被他们用行动实践在“满盖荒原”。

在梁晓声看来,“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荒谬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卷入这场运动前后达十一年之久的千百万知青也是荒谬的,恰恰相反,他们是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6并且以为“在人人需要证明忠勇的年代,英雄主义是青春的至高涅磐,葬青春之土地,岂不为神圣的土地,殉土地之青春,正所言贞烈之青春”7当时的北大荒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埋骨何需故土,荒原处处为家”。

相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