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卷 第2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2 No.2 2013年2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Feb. 201396 文章编号：1008-8717（2013）02-0096-03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曹 芳（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4）摘 要：王佐良先生是我国外语界的老前辈，对外国文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也建树颇多。

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这一全新的视角来诠释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想。

文章认为,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想同样体现了生态翻译学思想: 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以及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

关键词：王佐良翻译思想；生态翻译学；五方面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评论家，同时还是翻译家、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以及作家与诗人，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人”[1]，译著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Thunderstorm（曹禺《雷雨》英译），《培根散文先译》，弥尔顿的《失乐园》，蒲柏的《道理》，雪莱的《奥西曼提斯》、《哀歌》，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鲁迅的《论语一年》等。

王先生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不仅在实践方面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提出了独到的翻译见解。

他的这些翻译主张不仅指导着他自己的翻译实践，对我们现在翻译学习者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理论来诠释王佐良的翻译思想。

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教授于2008 年在对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本质进一步挖掘与升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它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它是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和翻译生态体系等做出了新的描述和解释。

翻译界普遍认为，生态翻译学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将有助于译界重新审视和解读各种翻译现象和翻译思想。

[3]除此之外，译界学者认为，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研究期望有助于审视生态翻译学解释翻译现象的适用性；更重要的是，或将有助于对王佐良翻译思想和学术价值做出更进一步的探寻和挖掘。

[4]一、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合一体的、和谐统一的系统。

或者可以说由于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那么这个系统中的每个子系统也应当是和谐统一的。

[5]纵观王佐良的一生，无论是他在英国的进修时兢兢业业的学习态度和新中国成立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报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翻译思想都能体现出这种“生态‘和谐统一’”理念。

王佐良既是翻译理论家又是翻译实践家，在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在他的翻译论著《翻译：思考与试笔》（1989）的内容体系也充分反映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观。

他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两者的统一关系：“近年来有两个方面的发展, 值得引起翻译界的注意。

一是翻译的规模越来越大, 质量也显著提高, 而且这是中外皆然, 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二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见解, 可能会对讨论翻译问题有点帮助。

”[6]文中王先收稿日期：2012-12-17作者简介：曹芳（1989—），女，湖南郴州人，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11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生对翻译实践的现状做了总结，并对基于实践中产生的一些翻译问题做了思考。

这些思考都在论著中可以找到解答。

王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意义观”、“文体观”等。

这些内容无不深刻地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王佐良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译作有诗歌和散文，还有小说和戏剧；既有英译汉也有汉译英。

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王佐良撰写了许多论文。

因此，他既是翻译理论家又是翻译实践家。

在翻译理论方面，王佐良的翻译思想自成体系；在实践方面他亦有建树。

[7]可以说，王佐良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也是他自身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的结合。

二、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翻译活动始终贯穿着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8]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王佐良的人生发展在内的翻译活动，都是他的“适应”与“选择”的结果。

王佐良是著名的教育家、英国文学研究界权威和比较文学研究开创者、卓越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杰出的语言学家以及出色的作家和诗人。

之所以王佐良可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是因为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王佐良具有扎实的英文功底和极强的语言驾驭能力，所以他选择将自己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运用到他的翻译工作，这样必然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功。

除了这一层面的选择，王佐良对翻译和翻译研究有着特殊的情结，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个人兴趣；二是研究需要。

他说：“我是喜欢翻译的。

有时候，当我写完一篇所谓的‘研究’论文，我总是感觉到：与其论述一个外国作家，不如把他的作品翻译一点过来，也许对读者更有用。

”[9]由于他在文学、哲学、语言学等领域造诣极深，因此他在从事翻译时，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王佐良一生译作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也有小说和戏剧。

但他的译文篇篇都是精品，语言新鲜隽永，耐人寻味。

[10]除了语言教学和翻译研究工作，王佐良还潜心研究了英语语言学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英语文体和风格问题，并从中汲取养分，进而指导并推进自己的翻译研究。

[11]本文认为，王佐良的翻译，既体现了他对文学作品翻译时的选择标准，同时也说明了他努力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明确目的。

事实上，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

3. 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胡庚申曾将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基于对翻译实质的这种认识，胡庚申进一步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过程做出了如下简括的描述：“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

”[12]生态翻译学还认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在翻译操作上遵循着“优胜劣汰”、“汰弱留强”的基本法则。

这一基本法则的适用性也可以在王佐良翻译活动中找到佐证。

[13]王佐良一生译作甚丰，但篇篇皆为精品。

其中《彭斯诗选》是他的成名之作，“集中地体现了王佐良的翻译理论，代表了我国彭斯研究和翻译的最高水准。

”[14]因为在一些诗作中，诗人彭斯大量运用了苏格兰方言，“其中很多词汇连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不熟悉”[15]，所以其翻译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王佐良初译彭斯是在1958年，当时为纪念1959年彭斯诞辰200周年，翌年《彭斯诗选》问世，收诗37首。

1985年该诗选又出了新版，新版将旧版里的几个“大漏洞”给补上了，并对原有译文进行全面、精致的再雕琢。

[16]王佐良这种精益求精的思想，运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优胜劣汰”和“汰弱留强”的过程。

这种“汰弱留强”规范操作的结果，自然能保留下来“尽是精华点”的佳作。

[17]事实上，王佐良的译作能够长期流传，经久不衰，这一事实本身也能说明，译品一直在接受“汰弱留强”、“适者生存”、“适者长存”基本法则的制约和检验。

四、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王佐良从民族文化建构的角度评价翻译的作用，认为如果去掉翻译，每个民族的文化将大为贫乏；整个世界也将失去光泽。

[18]王佐良在对待翻译时也特别认真，他的这一理念和做法，都源于他的“译有所为”的初衷、动机和追求。

这点可以从王佐良的生平中找到依据。

王佐良于1916年出生在浙江上虞县。

中学期间，王佐良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

在这所学校里，除国文课外，其他课程几乎都是用英语授课，这使王佐良在中学时代便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

[19]1935年，王佐良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

1947年秋，王佐良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研究生。

于1949年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直至1995年逝世。

[20]从王佐良的求学经历可以看出，中学期间的教97会学校学习经历，对他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在这样的学校，英语是他们所熟悉、常用的语言。

在这样的环境学习，对王佐良将兴趣与学习结合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所以，在考大学时，王佐良就运用了这一优势，填报了外国语言文学专业。

后来还出国学习英语文学。

王佐良在英国完成学业后，本完全可以留在国外，但他从留学一开始就认为回国是天经地义的。

[21]这样的想法正是因为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急于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特别是在向西方学习中也少有涉猎文学方面的译介。

王佐良的兴趣之一是英语文学，对王佐良来说，将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可以说既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专业。

在这样一个有利于他将兴趣和专业结合起来的生态环境中，可以实现王佐良翻译思想与翻译目的的完美和谐的统一，更可以实现王佐良 “译有所为”的理想。

王佐良用自己真实经历告诉世人，即便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他也有与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这就是王佐良先生的“译有所为”！五、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对于译品来说就是“适者生存”和“适者长存”。

显而易见，王佐良的译作能够长期流传，经久不衰，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王译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是高的；他的译作不单单做到了“适者生存”，更是实现了“适者长存”。

[22]以王佐良汉译英国哲学家Francis Bacon的Of Studies为例。

培根所使用的语言属于早期现代英语，所以该文的措词和句法与当代英语不同。

[23]而且《论读书》的原文是一篇蕴意隽永的议论散文。

文章短小精悍，仅短短数百来个词，便把读书的用处和读书的方法两个问题谈得非常透彻。

[24]而王佐良却凭借着自身深厚的文字和写作功底，准确地把握了原文的用词倾向和文体风格，并能用精炼传神的译语语言“巧妙”再现原文的风貌。

文章大都采用短小句式，排比修辞，读来琅琅上口。

可以说王佐良的译文既简洁流畅，文采斐然，而且整篇文章一气呵成，气度不凡。

可以这么说，之所以王佐良的许多译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因为他适应了他所选译作品的翻译生态环境。

他是翻译“适应”的能者，他是翻译“选择”的高手。

他的译品是他“多维适应”与“优化选择”的累积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佐良的译品堪称“适者生存”、“适者长存”的典范。

结语王佐良毕生从事翻译工作，硕果累累，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