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善的思考及其现实意义摘要：古今中外，我们都提倡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善人”，要行善，最后达到自身内心和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但是到我们今天的中国，“善”似乎越来越远离我们，我们不在讨论“善”，取而代之的是“利”。

所以，社会变的冷漠而无情，人与人越来越成为原子化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缺乏温情脉脉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交易的关系。

如果把这一切全归罪于市场经济人们对财富和自身幸福的追求，是不足以说服人的；单纯的大声疾呼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也是见效甚微；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在对“善”做了一番深切的思考和探讨之后，才能得到答案，然后，我们才能知道，怎样改变我们自己和这个社会。

关键词：善人性教化伦理在伦理学的范畴中中，不管是西方还是在中国，“善”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虽然西方意义上的“善”的概念和中国哲学中的“善”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分，不能完全的一概而论，但是他们之间有相通之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认为“善”是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要达到的终极的一种状态，“善”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作为人应该具有的一种完满的属性。

没有事物从来都是一成不变的，“善”在东西方在不同的时代都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思想家都对其有独到的论述。

善的观念是如何影响人和改造人同样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简言之，善是如何发生的。

善如何发生必然牵扯出对人性的讨论。

在如今的社会，“善”发生了改变，作为善的载体的个人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事实上的社会已经不再是理想中的样态。

我们如何来改变这种现状才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

（一）、什么是“善”在探讨什么是“善”之前，必须清晰的指出，我们所说的善，是指的伦理学上的善，而不是单纯的哲学意义上的善，这种善，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一种高贵的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的善是相通的，为此必须简单的了解一下中西方的“善”的概念的历史与演变，从而找到相通之处，进而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讨论基础。

“善”在西方伦理学中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西方人的‘善’是一个有关对象的认识性科学性的概念，是指事物各部分没有矛盾、完备无缺所表现出来的独立自足性，即‘完善’（完美）”。

【西方伦理学中的善邓晓芒】，“善”用英文是good ，good通常的翻译为“好”，这就很明显的表明，“善”在西方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性质,这些性质有高低的区分，亚里斯多德认为善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如快乐、健康、德性、财富、地位、正义等等人所拥有的东西。

苏格拉底认为“善应当包含健康、财富、地位、荣誉，而‘灵魂的善’则是节制、正义、勇敢、智慧、豪爽等等，即美德。

”【同上】对于善，有不同的分类，有目的善和手段善、内在善与外在善、一般的善和最高的善。

对于目的善和手段善，对于目的善，亚里斯多德这么分析，“按照这种分析，a)一事物（或事务）是因他自身之故被称为善的，如果它处于我们可以期望于它的那种最好状态，因此我们可以期望与它相联系的活动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展现，并且我们的这些期望并不是因它可以因此对我们的其他某种目的有促进作用而产生”，【尼各马可伦理学1096b17_19\1097b3-5】目的善就是一种自为的善，相对应的，手段善，是一种“因它物之故而善的”。

内在善和外在的善，最著名的就是亚里斯多德的关于善的分类，即身体之善、灵魂善、外在善三种，只有灵魂善才是道德意义上的善。

关于一般的善和最高的善，我们以亚里斯多德和康德两位哲学家的观点来解释。

但亚里斯多德谈到“善”，就不得不提到“德行”和“幸福”的概念。

他认为：“人类的善，是灵魂在一个完美的生活里依照德行而活动。

”【西方哲学史】简言之，善就是人合德性的一种生活。

“幸福”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幸福，“幸福”是一个自足的东西，幸福是一种完满的状态，也是合乎最高的善的，即“至善”。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善”就是由“德行”产生，“德行”是达到“幸福”的一种手段，如果说“善”是一种目标，那么“德”就是一种手段和工具。

和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不一样，几千年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善良意志”看做“最高的善”，而不是“幸福”，康德研究的问题是怎样才配过一种幸福的生活。

他的答案就是“善良意志”，但并不是说，康德的“善良意志”是作为作为达到“幸福”的“手段”。

因为正如康德所说“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为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

”【道德行而上学原理p9】对于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意义上善的人，康德认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成为一个有善良意志的人，这是先天要求的，我们做好事，遵守道德律令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就如同基督教中的“十诫”一样，没有原因，就是这样，不容置疑。

善良意志的体现正在这里，如果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明知道其对我不利，但出于我“内心的道定律”我还是去做了这件事，那么，这时候我就是遵守了善良意志；相反的，像商店老板诚实的做生意，并不能说是符合善良意志，他这样做有可能只是为了更好的获利。

康德还是认为一个人为了利己的目的去做好事是不值得我们推崇的。

“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而应该出于责任”【同上p14】相反的，功利主义学派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所持的是一种后果主义的论理论。

密尔曾如此说：任何东西为可欲(desirable [可取])，其唯一可能的根据，就是人们实际欲求（desire)他。

按照功利主义者的说法，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可取，是否是善良的取决于这件事情的后果，如果最后的效果是好的，就可以忽略最先的动机。

以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例，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当成目的。

如果有一天，为了就几个人生命，我们就可以在罔顾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强行的牺牲掉某一个人。

为了大局，是可以牺牲部分的。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大多数人的幸福是目的，将幸福量化来处理，可以量化处理的幸福，是否可以称为幸福，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道德论和功利主义的后果主义的道德论之间难道真的不能调和。

难道真的不能并存？做一个善的的人就不能把内心的善良意志和所要取得的好的结果连接起来。

亚里斯多德的观点似乎于现实来说更可取，做好人就一定要抛家舍业、妻离子散吗？“对于亚里斯多德来说，幸福的目标永远是整个社会的福祉。

”【大问题309】亚里斯多德首先就是把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福祉放在一起考虑的，他认为，过一种“美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

如同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一样，在现实中，是没有绝对的事情的，过一种好的生活，自然会是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没必要像功利主义者一样去把幸福量化，同样，也没必要如康德一样那般严肃。

要让社会变好，就是每个人都过一种善的生活，到最后，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会获得一种“好的生活”，整个社会也就变成理想中的样子。

“善”在中国的伦理学同样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不管是以儒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还是从外国传来的佛教，在所有不同的道德中，善都具有至上的地位。

和西方不同的是，“古希腊思想家常常讲道德的善恶与一般的善恶（好坏）相混淆的倾向相比，先秦诸子大多从道德的意义上来研究善与恶，从而使先秦时期的善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

”【中华伦理范畴孔繁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中国的善相对于西方的善的观念，没有系统的严格的定义，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言：“中国的‘善’是一个自我感觉的概念，由‘羊’和‘口’组成。

羊入口为善。

”【邓晓芒西方伦理学中的善】，同样在《说文解字》中：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美同意。

”中国的“善”并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严格的定义，善是感觉性的概念，善和人心、人性联系的很紧密，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性善恶的角度来分析道德，以对善恶的区分开始进关于道德的研究和教化。

同样，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它包含人所具有的多种品质，一个人不管做了什么值得赞赏的事情，我们似乎都可以用一个“善”字来总结。

譬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中国哲学中的善的概念，主要从诸子百家中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传入中国的佛教来体现，而尤其以儒家为主。

其中“儒家以内在的心性来界定善，道家以顺自然之道来规定善，墨家以重众人之利来评价善，法家以法代替善”【中华伦理范畴孔繁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 p10】而传入的佛教，佛教则以善作为最基本的为人准则。

在理解中国的善的时候将以儒家为主线来进行。

儒家关于“善”的讨论，首先要说的当然就是孔子，孔子“仁”的学说是善的思想的体现，这里的“仁”，就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善，孔子的“仁”几乎包含了中国伦理学中的所有的具体的德行，譬如忠、慈、温、良等概念。

孔子说“仁者爱人”，讲的是一种关系，“仁”的提出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使社会变得和谐。

那么怎么做达到“仁”这种善呢？即孔子所说的“礼”，“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在这里并没有说出“仁”这种“善”的来源，只是去陈述一个结论，而没有详细的分析。

儒家的亚圣孟子，给了一个解答，他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他提出“性善论”，“善”是先天存在的，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这是超功利，这一点，和西方哲学家康德有一些相同。

而董仲舒认为“善”是来自于天的。

“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今善善恶恶，好荣憎恶，非人能自生，此天之施之于人者也”【中华伦理范畴孔繁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 p98】，儒家的另一位大家朱熹和董仲舒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天理至善”因此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准则，通过这样，使人达到一种本然的善。

这里面也杂糅了道家的一种道法自然的思想。

而陆九渊对朱熹的理论加以改造，认为“心”是善良存在的本质，在道德修养上要“自存本心”。

总的来说东西方的“善”有不同的地方，同样有相同的地方，根据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的观点，中国的“善”和西方的“善”的概念的区别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的善是个人主义的，而中国的“善”在某种程度上是忽略个人的幸福的。

二是西方的“善”被认为是和现实拉开一定距离的，而中国是和现实紧密相连的。

（二）、善的人性来源和发生“善”来源哪里以及一个人是如何变为一个善人，这是关于“善”的理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理解了这个问题，对于如何来面对和处理先到社会所遇到的伦理问题会有巨大的帮助。

在我看来，“善”并不来源于天或者其他的地方，归根到底，善来源于“人心”，人心是和人性紧密相关的。

只有对人性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才能比较好的理解“善”的来源问题和解释“善”这一理念是如何作用于一个人的，研究如何才能使人扬善弃恶。

对于人性的善恶，自古以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以孟子观点为代表的‘性善论’，以荀子和基督教为代表的‘性恶论，以及调和他们的“性善恶兼有论”，还有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