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及对策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辉煌成就，30年间国民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但是这样的增长速度主要是依靠出口和投资来带动的。
在带动经济的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中，消费并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能量。
本文开篇就明确指出了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绊脚石——消费不足。
然后总结了国内学者对1978—2002年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的分析，并回顾了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历程。
在此基础上，利用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以最简便的方式对2002—2008年的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简要总结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进而从政府、企业、居民三方面构建了中国消费政策体系的合理架构。
关键词：边际消费倾向；扩大内需；消费政策体系1 引言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30年来，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辉煌成就，30年间国民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
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然而我国国民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隐患，我国目前的消费状况可用两个“偏低”来概括。
第一，我国居民总体上最终消费率偏低，我国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增长快，投资率较高，消费率出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在55%-65%的区间波动。
2001年以来，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
2007年，我国储蓄占GDP的51%，消费仅占GDP的48.8%，其中包括13%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只有35%。
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最终消费率如此之低,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第二，我国居民的消费档次偏低。
由于实施了一部分地区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我国形成了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三个不同的收入群体。
从我国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的差异来看,高收入阶层食品消费比重最低,但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等开支最高;低收入阶层食品消费最高,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等开支最低。
然而即使是最高收入阶层,其食品支出仍占消费总支出的大部分,更不要说最低收入阶层了。
这表明：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消费这架马车并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能量，中国存在着普遍的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
[1]当前, 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 并向实体经济扩散蔓延。
在此艰难时刻, 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
当外部环境恶化时, 恰恰暴露出我国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面对严峻挑战,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举。
要使经济稳定地增长, 就必须有消费需求的密切配合, 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是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因此, 重新审视与分析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拉动内需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据估算，目前我国投资每增加1%，可拉动GDP 上涨0.2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上涨0.87个百分点，消费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言而喻。
怎样让消费这驾马车尽快跑起来，已成为政府着手解决的问题。
2 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情况及发展趋势从不同的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但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王法金等人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1978—1996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情况后发现,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增的。
秦熠群等用与边际消费倾向正相关的居民消费率代替边际消费倾向,研究了我国1980—1998年间的相关数据,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
胡乃武等同样从实证角度研究了1979—1999年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结果显示,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以递增的速度下降。
湘潭大学商学院院长刘长庚教授在他的论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研究》中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利用1978—2002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CP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YD)的数据对凯恩斯的消费函数C = a + bYD进行回归,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他们采用梯次回归的方法,以每10年为一期对消费函数CPP = a + bYD 进行回归。
具体做法是:对1978—1987年10年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进行回归得到该期的边际消费倾向MPC1 ,对1979—1988年10年间的数据回归得该期边际消费倾向MPC2 ,依此类推,对1993—2002年10年间的数据回归得到该期边际消费倾向MPC16。
刘长庚教授认为使用这种以10年为一期的梯次回归方法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梯次回归方法具有特殊的内在稳定性,从梯次回归的结果中,我们能够看出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的实际变化情况和趋势；二是以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消费函数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具有实际的意义。
根据上述梯次回归方法,运用Eviews计量软件对表1中各期数据进行回归,他们得到各期的边际消费倾向(MPCi)估计值如表2所示。
收入- 个人所得税- 居民社会保障缴付) /当年全国总人口数，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各期。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出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实际变化情况和发展趋势,刘长庚教授对表1中1978—1984年、1978—1985 年、1978—1986 年、1994—2002年、1995—2002 年、1996—2002 年的数据用Eviews进行回归, 分别得到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为:0.6341、0.7211、0.7463、0.5996、0.5449、0.5387。
然后他们把所有估计值都描绘在一个以年度为横轴的坐标系中,以平滑的曲线相连,就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情况图(如图1所示) 。
图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曲线图从表2中各期边际消费倾向的回归值以及图1中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曲线走势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两点:1.从1978年到1993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波浪形稳步上升；2.1993年以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降。
[2]刘长庚教授着重分析了1993—2002年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因，而对1978—1992年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原因并没有做出分析。
在这方面，黑龙江省黑河市财政局的王法金先生从历史和体制两个方面给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2.1 1978—1993年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原因分析2.1.1 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历史原因我国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实行的是“重积累、轻消费”、“低消费、低物价”的经济政策。
收入分配由国家统筹，实行平均主义的低工资制度，曾有过二十年不长工资的情况。
人们的收入除去日常开支，几乎没有剩余。
据资料记载，从1949 年到1979年30年里，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平均递增不到10亿元。
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消费处于最低界限，温饱还没有过关，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才得以改善。
但是，在以前温饱还没有过关的消费水平下，人们很少拥有发展型、享受型的消费品，所以收入增量中的货币必然转向中、高档消费品市场，去购买电视机等消费品。
据资料显示，1978年至1993年期间，无论是呢大衣等服装类，还是沙发、写字台等家具类消费品，亦或是电视机、收录机等电器类消费品，人们的消费支出都在逐年上升。
从电冰箱一项来看，1985年城镇居民每百户家中只有6台左右，到1993年拥有量达56.68台；彩电的拥有量，1985年每百户拥有17台左右，到1993年达79台。
这些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必然使人们消费增量的增加快于收入增量的增加，因此，不可能出现西方学者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
另外，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娱乐方面支出也在逐年呈上升趋势。
仅从旅游支出一项就可以窥见一斑。
1991至1993年间国内旅游支出各年支出额分别为170亿元、200亿元、250亿元，每年都保持着增长态势。
这些用于娱乐方面的支出使得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一原因也必然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增。
2.1.2 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体制原因众所周知，建国之初，我国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人们的住房、医疗、交通、教育等方面实行福利制度，其费用统统由国家或企业承担，因而用于这些方面的支出在个人消费支出中几乎等于零。
而凯恩斯等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观点，是在西方搞了很长时间的市场经济基础上提出来的。
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就要求住宅、医疗、教育等必然商品化，而这些项目在改革之前我国都是由国家负担的。
例如在住房制度上，1979年以前我国在住宅方面一直实行的是“国家包、福利制、政企不分、吃大锅饭”的管理体制，即国家对住宅实行包建、包修、包管、包调，全面负责。
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用于住宅方面的消费几乎等于零。
但随着改革取消福利化分房制度，必然使个人购买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
购买商品住宅必然花费人们的大部分收入，使消费支出的增量快于收入的增量。
再如教育的改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的并轨，使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大幅度增加。
住宅、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使原来的计划福利状态走向市场调节状态，这一系列方面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消费支出的增加，从而使我国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状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状况，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特殊现象，并不能由此而否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经济规律。
[3]2.2 1993—2002年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因分析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可以部分地解释1993年以来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持续下降。
但是,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从普遍现象中概括出来的一般理论,只是针对收入和消费的直接关系,却没有考虑到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诸多具体因素。
刘长庚教授认为,具体说来,至少还有以下三个原因导致了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持续下降。
2.2.1 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边际消费倾向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力量,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直接决定消费的多少,而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直接影响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一方面会导致大量货币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从而导致我国整体消费率偏低；另一方面,因为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低,财富过多地向高收入阶层集聚也导致了我国总体边际消费倾向的低下。
因此,一般而言,收入分配较公平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 反之则较低。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一直较大,并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