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实录与评论书面实录时间：2009年4月9日地点：图书馆六楼会议报告厅主持人：李龙泉博士参加者：赵彦春教授，姜孟博士，张晶老师，重工肖娴老师及川外其他中青年教师和研部各年级各方向学生本次讨论旨在对多元系统理论进行一次梳理，从而讨论其对翻译研究的积极意义以及不足，给广大翻译理论爱好者提供一些思想的启迪。

本次讨论首先由宋莹对这一主题进行大致的阐述：一陈述部分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理论背景1. 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蒂尼亚诺夫（Yury Tynjanov）佐哈尔的多元系统思想来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等文艺理论家的理论。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作品并非是要体现作者的气质或时代精神，而是文学手段的聚合（amalgam），运用这些文学手段或手法是为了让语言或观点显得新颖、独特和陌生。

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 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

陌生化的基本含义在于：“诗歌或文学作品中的一切表现形式，都不是对现实的严格模仿、正确反映或再现，相反，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偏离、背反甚至变形、异化”（张冰，2000：8）。

蒂尼亚诺夫被认为是第一个将文学看作系统的人。

在蒂尼亚诺夫看来，文学事实（literary fact）是一个关系实体（relational entity）。

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

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

但这个系统绝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文学现象必须在共时（synchronic）和历时（diachronic）的层面上进行关系研究。

某个作品、某个时期或某种文学的特征只能在这样一个关系网络中得以确定。

将共时和历时的范畴一起纳入讨论便能体现出各个特征统治（dominance）与依附（dependence）地位的不断更迭。

文学系统包括处于中心（center）位置的高雅文学和处于边缘（periphery）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

“中心”和“边缘”是蒂尼亚诺夫提出的一对核心概念。

文学的演进在于系统的变异（the mutation of systems）。

变异在这里指的是系统中各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尤其是系统中心与边缘地位的转变。

然而这个转变并非循序渐进，而是一个激烈的斗争过程。

此外，他认为，既然文学可以看作系统，那么文化的或社会的集合也可以看作系统。

各种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构成系统的系统（a system of systems）。

2. 捷克结构主义（Czech Structuralism)此后，捷克结构主义理论家穆克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试图分析文学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提出了与文学作品其他功能共存的美学功能（aesthetic function）。

读者将自己的美学和非美学的期待附加在文学作品上，由此将文学作品与日常生活联系了起来。

因此，文学的演变不仅来自与文学内部的演进（intrinsic evolution），还来自外界的干扰（extrinsic interference）。

多元系统理论简介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隶属于动态功能主义（dynamic functionalism），强调历史连续体（historical continuum）中文化系统的复杂性、开放性和灵活性。

与此同时，佐哈尔批评索绪尔及其学派将系统构想为一个静态（static）（共时）的关系网，使历时层面在实质上被排除到语言的领域之外。

可见，佐哈尔创造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就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和共时主义划清界限，并对复杂多样的关系进行客观描述，然后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去发现规律，对未来的文学现象进行预测。

核心内容多元系统论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分析现象间的关系。

系统中各因素与其周围因素密切联系，并且其价值也取决于其在这个系统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元系统论属于功能主义的范畴。

佐哈尔对多元系统系统的定义正体现了各个因素间的这种关系定义多元系统被视为一个异质的，开放的多个系统的聚合体，其中各个系统相互作用，促使整个多元系统内部持续的动态演变过程。

即，多元系统是一个由多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的分层级的（stratified）集合体，当这些因素相互发生作用时，这个集合体便随之变化和变异。

三组二元对立概念多元系统的定义中包含着三组二元对立的概念：经典化（canonized）的产品或模式（model）与非经典化（non-canonized）的产品和模式的对立。

这大体上与高级文学和低级文学之间的对立一致。

系统的中心（center）与边缘（periphery）的对立。

系统的中心或核心一般被视为重心所在或权力中心，它在体制上比边缘更加强大，更加有组织性系统的中心就是地位最高的形式库（repertoire）指支配任何特定产品的制造与处理，或者生产与消费的规则和材料的集成体。

这些规律和元素，有些自世界上最早的文学出现以来似乎一直带有普遍性，但是有许多会随着时代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

文学系统（或其他符号系统）里的斗争，正是为了占据形式库的这个有地区性和时间性的部分。

但是，形式库本身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决定其中的哪个部分可以得到经典化，而是取决于该集合体以外的因素。

即，任何文学形式库的地位，都取决于文学系统内存在的关系。

一级（primary）与二级（secondary）的对立。

这里一级主要指革新（innovative），二级指保守（conservative）。

模式随着时间变化在运作是会产生冲突和变化，一级与二级的对立给模式注入了动态的和历史的特质。

一级运作带来形式库的新增要素和结构重组，而二级产品则首先导致稳固状态，但最终会走向僵化和无效。

这三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以及文学系统的运作观都体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精神实质，甚至可以说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忠实翻版。

翻译文学系统多元系统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构成多元系统的处于不同层级的各个子系统一直不断地竞争系统的中心地位。

佐哈尔强调应该把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将其纳入文学多元系统。

各种翻译作品或翻译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起一级或二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

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当一个多元系统尚属“幼嫩”，也就是处于正在建立中的阶段；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的阶段；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阶段。

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向国外寻求（五四中国翻译）。

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

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频繁且重要，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相反，但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且发展完备的时候，便无需依赖翻译来输入外来元素。

这种情形下，翻译会处于次要的地位，即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里只能形成一个边缘系统，其文学模式往往是次要的。

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它们只能认同或依附于原有文学里一些强有力的系统，结果就是进一步巩固这个系统的地位。

因此，即使原有的文学系统已经开始发展出新的规范模式，但翻译文学仍固守着原来的准则，在这种情形下，翻译文学成为保守力量的一大支柱。

多元系统论将经典化的产品与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的边缘产品与模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在传统上被忽视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现。

翻译作为一项文化实践，和历史连续体中的其他实践产生互动作用。

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翻译的操纵性质和翻译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译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

（Hermans, 1999: 118）与多数传统翻译研究不同，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不是规定性（prescriptive）的，而是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不是给下一次翻译提供指导原则或是对现存翻译进行评判，而是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

这种研究方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

然而佐哈尔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摒除各种偏见的观点是不无问题的。

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观察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Hermans 1999:36）。

另外，佐哈尔关于翻译文学的行为和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假说，脱离了整体文化多元系统这个大框架，而局限于语言和文学多元系统。

结果，其研究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影响翻译行为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而只做出局部的解释。

佐哈尔的一些说法也比较粗陋。

例如，“边缘”或“弱势”这些评价性的术语到底是如何界定的？这到底是政治的标准还是文学的标准？针对佐哈尔论述的不足，一些学者对系统概念进行了重要补充。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的翻译规范和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e Levefere）的改写概念，进一步推动了多元系统的发展与完善。

图里与翻译规范多元系统理论家认为，译语文化系统的社会准则与文学规范决定译者的美学观点，从而影响译者在翻译中的抉择。

（Gentzler, 1993:107）因此，他们进行的研究不是为了制定规范，而是通过描写产生译作的过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作、发现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实际抉择，从中得出控制翻译的一系列规则。

建立在多元系统理论之上的描述性研究有几种，最有影响的是图里的描述性研究。

图里试图描写并发现语言、文学等各个方面控制翻译的规则，他的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决定译作的相关因素，即制约因素的完整体系。

他要求译论必须包括文化历史事实，这些事实规则。

佐哈尔很早就提出了规范的概念，但图里认真地探究了翻译和规范的关系，并正式提出了“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的概念。

（Gentzler, 1993: 130）图里所说的翻译规范，并非一般有关翻译讨论中所说的忠实、通顺之类的翻译标准，而指的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时说面对的种种制约，这些制约主要来自译入语社会及文化，却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决定。

（Toury, 1978: 83-100）图里将翻译准则分为三类: 起始规范（ initial norms）、初级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

这些规范用于研究译者在进行翻译所面临来自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

初级规范是指那些决定译文选择的因素以及整个多元系统中的翻译策略；起始规范是指译者个人的倾向，是重原文本还是译文本，或者是选择居中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