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赋权理论（THEORIES OF EMPOWERMENT）是根植于社会工作传统，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维护观点、市民权利和妇女运动，加上草根组织运动的孕育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工作实务取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这一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渐活跃起来。

该理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工作一贯追求的目标基本吻合，而且以该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模式亦表现出明显的可行性和建设性。

本科时期的社会工作课程中讲到“赋权”，多是指社会工作者在提供专业介入服务时把一系列权力下放给案主，让其自己做决定。

但随着专业知识的积累，对“赋权”有了更多的认识，但都不系统。

我认真阅读了《Contemporary Human Behavior theory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social work》中的赋权理论（THEORIES OF EMPOWERMENT），并参考了其它相关书籍，对赋权理论有了以下几方面的认识和体会思考。

一、赋权理论相关内容赋权理论帮助我们在如何解决面对压迫时有关社会正义、人类优势和适应等议题上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不仅促进人们对现实生活条件的认识，也推动人们进行行为的改变。

赋权理论不会指责受助者没有能力去获取资源和权力；相反，它关注到人们因为社会不公、歧视和压迫使自己的需要无法满足，遭遇失败。

所以赋权的目标，在于通过削弱影响个体决定权、行动权的社会性或个别性障碍，增强个体运用权力的能力与自信，或者从环境中向个体注入一定的权力等方式，去帮助人们获得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和行动权，从而实现个人的抱负和幸福。

赋权理论的核心概念有赋权（empowerment）、权力（power）、无权（powerlessness）和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

Empowerment，有学者翻译为赋权或增权，是指个人或团体获得权力、资源和掌握自己生活的过程。

赋权理论不仅注重赋权的过程，而且也不断为被剥夺权利的个人或团体创造更多的机会去获得权力和资源。

权力是指一种控制资源和他人的能力。

无权是指人们管理情绪、掌握知识、技能和资源能力的丧失。

社会分层是指由于社会中的群体所掌握的权力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群体位于不同等级位置。

赋权理论认为正是因为社会分层和等级制度的存在导致社会中一些个体或团体没有机会获得权力、资源和掌握自己的命运。

Barbara Solomon认为，为了接受并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我们都需要必要的个体性资源与经济资源，在此意义上，他将无权定义为“缺乏技巧、知识或物质资源以及情绪管理能力，以致无法令自己满意地有效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

”因为无权，人们没有能力去使用资源达成个体的目标，所以他提出赋权就是社会工作者为了减少受压迫群体的无权而与目标系统一起参与一系列活动的过程，其中包括对导致无权的权力障碍的辨认和减少来自间接权力障碍的效果或者减少直接权力障碍运作的具体策略的发展。

Lee在Solom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赋权包括自我效能感的提高、知识与批判性意识的提升以及帮助实现个人目标的资源和策略的发展三个元素，要促进这三个元素的发展，Lee 和Gutierrez建议赋权必须处理好个人、人际和政治等三个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的赋权，社会工作者要帮助案主聚焦于个人发展、个人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重新定位自我；在人际层面上的赋权强调社会工作者运用有关家庭、群体和社区的专业知识提升案主的优势，使案主可以有更多的影响他人能力的具体技术的发展；在政治层面上的赋权强调社会工作者要帮助个人和团体学习知识技能去认识和影响政治进程，实现社会行动和社会改变的目标。

社会分层、压迫和不平等是赋权理论的社会政治背景。

正是社会存在不同的阶层，人们获得权力和资源的水平也就不同。

而阶级分层正是基于性别、年龄、种族、宗教、性取向等方面的不同，社会中到处可见的妇女、少数民族、男女同性恋者和其他弱势群体被压迫，面临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等困境。

运用赋权理论帮助这些无权弱势群体消除压迫非常必要。

因为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社会工作是以帮助人们克服阻碍其成长和发展的个人或环境的障碍，促进个体自身发展为目的的；指向的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一部分的弱势群体正是因为在社会环境中无权才产生问题，所以在实践中运用赋权策略就更为重要。

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以赋权为导向，相信任何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技巧、理解与能力，必须充分认识他们的存在，而非只是看到加注在案主身上的负面标签；必须相信案主有自己改变自己的能力，他们有能力去增加他们的优势并由此而为社会的整体利益作贡献。

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对个案问题进行介入时，要帮助案主明确其所处的环境，发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使案主认识到自己的潜能，从而自己学会运用资源，真正掌握权力，掌握自己的生活。

总体上讲，综合各个学者的观点，赋权可以看作是实现一个目标或一种心理状态的发展过程和介入方式。

它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模式。

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中，要以赋权理论为导向，促进赋权理论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发展和在帮助弱势群体获得资源和权力方面真正发挥作用，实现弱势群体的赋权。

二、赋权理论在服务过程中的介入模式赋权理论有其丰富的内涵，赋权不仅是社会工作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关键所在。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要真正实现案主的赋权，社会工作者必须了解案主的赋权体现在个人赋权和社会赋权两个层面的内容以及两者的关系，从而，在介入案例时，社会工作者才能帮助案主、使其个人赋权和社会赋权得到真正实现，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案主赋权。

个人赋权，是指个体得以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以及对所处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两个方面。

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下放权力（一般指选择权和决定权）给案主，让案主自己掌握自己的行为，做出选择，使案主对个人决定具有更多的控制权，然后让案主学习新的方法，采用那些可以给他们带来更满意、更有收获的结果的行为。

社会工作者必须案主自己做出选择和决定的基础上协助案主去解决问题。

但是，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往往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协助案主解决问题，以至于当案主学习新的方法去接受被压迫时，从个人层面来说，他们实际并没有得到赋权。

所以笔者觉得社会工作者在帮助案主解决个人问题时，要在个人问题和社会制度规范做出协调，区分是因为案主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导致问题出现还是因为社会制度中并没有赋予案主适当的权力导致案主无权而产生问题。

如果是因为案主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导致问题出现，那么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引导案主了解社会规范，从而发挥其自身的潜能，学会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如果是因为社会制度中没有给予案主适应的权力而产生问题，笔者认为问题涉及社会赋权层面的内容。

社会赋权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得到实现，是一个在社会关系中经过社会关系而获得权利的过程。

所以要实现社会赋权，必须了解案主所处环境中的社会权力以及案主拥有社会权力的机会大小。

正如上面所说的，如果在社会环境中案主没有拥有一定的权力导致问题出现，那么社会工作者需要协助案主去争取社会权力，社会工作者在这个层面承担起倡导者的角色，通过对案主权力的评估，向案主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有关部门倡导相关政策，使案主能够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可以有所选择，实现案主的社会赋权，而且得到赋权的个人、集体或社区拥有资源和机会扮演重要角色去塑造其环境，从而影响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个人和社会赋权是相互交叉的，每一个情况或问题都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情景之下形成的和被解决的。

通过增强自我和他人取得成功的机会的群体可以帮助创造一个更加充满社会正义的社会环境。

所以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要关注个人权力的动态发展、案主所处环境之中特殊的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案主个人和社会赋权都得到实现，才是实现真正的赋权。

三、赋权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介入实践——以农村扶贫工作为例学者范斌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提出了赋权的两种模式和三个层次。

两大模式是个体自身的主动赋权和外力推动的赋权；三个层次指个体层面的赋权、人际关系层面的赋权和社会参与层面的赋权。

在具体的赋权途径上，她主要以社会工作的辅导模式进行探讨，如在个体层面，可以运用社会工作的个案和小组工作方法，唤醒其正确的归因意识，纠正其心理和行为偏差，激起其自我的能动性；在人际关系层面可以通过社会工作机构和中介服务，帮助其扩大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层次；在社会参与层面可以依靠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指导，运用社区工作方法和社会行动技巧，帮助其通过有序合法的集体行动，合理合法地争取自身的权力和权利，并努力影响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及社会政策。

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理论层面上，赋权具有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下面，笔者将通过一个农村扶贫工作案例来具体说明赋权的这种模式和途径。

笔者的案例来自2004年3月15日《文摘周报》的报道。

案例描述如下：湖北监利是“中国稻米第一县”，该县黄歇口是湖北省出名的“产粮第一镇”。

记者看到的却是：——房前屋后，干枯的河岸上，随处可见凌乱的垃圾堆，红色、黑色、白色的塑料薄膜碎片随风四窜，农药瓶、废电池、包装盒混杂在食物残渣的异味之中。

原野里，不少地方扑面而来的，已非泥土的芳香。

—灌溉渠内，隔不远就有一个竹竿与渔网编织成的“迷魂阵”，大大小小地封堵了整个渠道。

这“迷魂阵”可将水中的小鱼小虾悉数收罗网中。

这种竭泽而渔的手段之下，野生物种怎么存活？经过涵闸时，汽车总要小心翼翼躲避坑洼和窟窿；有些涵闸上，还残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标语。

这些苟延残喘的水利设施，不知道还有多少能力去抵抗洪涝。

在江汉平原，类似的原野村庄比比皆是。

我们所到的新熊村，围上来谈情况的，大部分是女人，男的多去打工了。

农户张首英家，大儿子去年到福建打工，没挣到钱，别说接济家里，还让家里寄去200元钱，否则年关都没法过。

说到伤心处，这位农妇真掉泪。

此时我们还想起前一天造访洪湖市老沟村时村支书刘继章的一段话：我们村除了一个高音喇叭外，没有任何集体财产。

像这样村镇两级欠下巨额债务的，记者所到之地可说比比皆是。

欠债原因，五花八门，归纳起来主要是当年搞“普九”达标，给乡镇企业贷款担保等，有的居然是干部放高利贷造成的。

有个村子的农民反映，去年他们那儿的农业税没按时收齐，村干部就通过私人关系借了多少万元的高利贷交税，其中有的是借乡镇干部的。

借乡镇干部的，一是能给他们高息，可以献媚讨好；二是按时交税了，自己还能得奖。

监利县近两年来曾以“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而出名。

走过其附近的几个县市后，觉得江汉平原上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再联想淮河两岸和黄泛区，其实农户穷、农村破、农业危险的现象，在中国粮食主产区很普遍。

虽然其中不乏“三农”问题解决得特别好的农户和村镇典型，但“盆景”不能代表一般，大多数地方不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