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题目歌伎的最早起源，可以上溯至先秦的女乐，也就是当时的歌舞女艺人。

其后随着乐籍制度的建立和教坊的成立，歌伎群体逐渐庞大，歌伎制度也日渐稳定。

“歌伎制度在经历了先秦女乐，汉代倡乐和魏晋乐户的发展之后，到了唐代，逐渐形成其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

官妓的活动进一步组织化和制度化，家妓私妓也十分普遍。

”（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伎制度》）。

唐宋两代，是中国古代歌伎制度最昌盛的时期，不仅人数多，而且艺术素质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唐宋诗词的发展。

正如武舟在《中国妓女文化史·修订版后序》中所言，“作为妓女，正宗的艺妓曾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

”这里所言的艺妓，也就是歌伎。

因而，我们在研究唐宋诗词时，绝不能忽略歌伎的重要作用。

唐宋诗词是我国几千年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诗词在唐宋时代，本是一种诉诸视听的音乐文艺。

诗词的兴起与繁荣，都与歌伎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诗词与歌伎的关系，成为诗词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

纵观近些年来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歌伎与诗词的创作，歌伎在诗词传播过程的中介作用，文人与歌伎的交往，歌伎诗词的创作内容与特点，歌伎对词风的影响等。

一、歌伎与诗词的创作唐宋两朝歌舞酒宴极其普遍，城市酒楼歌馆亦空前发达。

而唐是诗的王朝，宋是词的国度，能诗善词的文士就与能歌善舞的歌伎发生了密切联系，诗词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急管繁弦、玉盏频传的环境之中，但引起创作冲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有求而作。

文人作诗词供歌伎演唱歌舞侑觞增添娱乐，歌伎慕名请文士写诗题词，以此抬高身价。

如《北里志》记唐乐伎颜令宾“见举人尽礼袛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

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

”李白、苏轼等大家都曾应求为歌伎填写新词，留下了许多佳话及优美的词曲。

至于宫廷盛宴，文士朝臣应制而作的诗词就太多了。

二是有感而作。

文人在宴会或秦楼楚馆中与歌伎接触，常触发其情而形于歌咏，这种情形较为复杂，也使这方面的诗词题材更为多样化。

（一）赏美资。

诗词中多描绘歌伎的容貌服饰、体态风情：“舞袖低佪真蛺蝶，朱唇深浅假樱桃。

粉胸半掩疑晴雪，醉眼斜回小样刀”（方干《赠美人四首》）。

（二）赞技艺。

文人和歌伎的交往，首先以歌舞技艺为媒介，因此此类作品特别多，且有不少绝构佳作。

如《李凭箜篌引》、《琵琶行》等。

（三）传心曲。

诗词中还有许多旖旎多情之作，如晏几道为歌伎莲、鸿，苹、芸留下的追忆之作，唐代著名营伎薛涛与大诗人白居易、王建、元稹等皆有诗词往来。

（四）悯身世。

歌伎身份低贱，大都逃不过悲惨的命运，文人在诗词中常常表现出对他们的深切同情。

（五）寄感叹。

文士们在听歌观舞之际，还有大量诗词或抒发身世沦落之悲，或寄托家国沦丧之恨。

二、歌伎作为诗词传播的媒介诗词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头传唱和书面传播两大类型，而歌伎是口头传唱的主要传播者。

脍炙人口的旗亭赌唱故事表明唐歌伎以文人诗入乐演唱是极普遍的风气，诗成为了一种音乐文学和口头文学，其特点是易上口、易记忆而且美听，因此入乐演唱便成了诗歌最快速的传播方式，特别是一些名诗人的作品更是争相传唱。

至于唐宋词的传播就更与歌伎的演唱分不开，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乃至于金主完颜亮听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说明当时歌词传唱的广泛性。

歌伎的演唱对唐宋诗词的传播和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词的起源》云：“我疑心依曲拍做长短句的歌词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伎。

”三、文人与歌伎的交往宋人王铚在论晏几道词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叔原妙在得于妇人。

”(《默记》卷下)虽为戏言,却也指出了一个社会现象,即晏几道以及相当一部分唐宋文人的创作是与“妇人”密不可分的,而这里的“妇人”主要指的就是那些色艺双全的歌妓。

唐宋文人与歌妓的交往非常密切，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文士与歌伎交往的方式。

主要有(1)小楼深巷狂游遍，（2）公子归来燕燕忙，（3）却来官府听笙歌，（4）且携歌舞到园亭。

（二）文士与歌伎交往的内容。

包括（1）忍听尊前飞燕歌，（2）走向绮筵呈曲妙。

（三）文士与歌伎交往的性质。

包括（1）几家欢快几家哀，（2）以男女之情兼诗友之谊。

（四）文士与歌伎交往的作用。

主要是（1）持酒听歌心已醉，（2）新词佳丽见情通，（3）小词流入管弦声。

四、歌伎诗词的创作动机、内容及特点歌伎的文学创作活动,几乎与歌伎制度的发展成同步演进的态势。

西晋时,石崇的家妓绿珠所写的一首《懊侬歌》,揭开了歌伎诗文早期创作的一页。

进入唐宋两代,随着文学风气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歌伎步入了诗词创作的行列。

《全宋词》收录了23名歌伎的23首词作(其中一首分隶于两人名下)和5首残篇。

流传下来的数量虽然不多,也可见当时歌伎们词创作的繁盛。

这些特殊作者的作品,成为了考察诗词与歌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论题。

（一）、歌伎的创作动机。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1)抒写离情别绪，(2)应对酒筵歌席，(3)显示智慧才华。

（二）、歌伎词的创作内容。

唐宋歌伎的词作,内容多有男欢女爱,春愁秋恨,相思离别等俗人俗情,其中既有真情实感的流露,也有一些对士大夫的奉承和应酬。

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1)相思离情，(2)述情言志，(3)寄赠酬答。

（三）、歌伎词的创作特色。

歌伎作为诗词创作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创作的作品同样也呈现出高低不同的艺术水准。

歌伎在创作上的主要艺术特色,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1)抒情浓烈奔放，（2)语言浅白直率，（3)感情真挚深厚。

总之，歌伎地位低下却才华横溢,她们与唐宋文人士大夫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她们是较早的觉醒者,有强烈的悲愁和自主意识,她们也留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词,用真情和聪慧,展现了一副别样图景。

五、歌伎对词风的影响歌妓作为诗词的传播媒介，她们的爱好和选择必定对词体美学风貌的定型产生影响。

她们所喜爱的风花雪月的内容和柔婉缠绵的风调,成了唐宋词的主潮。

她们所喜爱的柔媚婉约的语言和对于音律的严格要求,影响了词人的情感世界和审美趋向。

宋词所体现出的“真、艳、婉”的风格,与歌妓都有莫大的关系。

同宋诗相比,娱宾遣兴的酒宴上赠妓咏妓词作并不受制于宋代道学思想,也无政治上的功利目的,多情风流的才子们可以一泻无余地抒发他们的满腔真情。

这种抒情的真率,敢于表现作者的感情生活的风格的形成,是因为词人的爱情体验、美的体验和对女性的兴趣绝大部分都由歌妓激发而生。

所谓“词为艳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歌妓有关的词占了较大比重。

两宋词人的作品中,大多都少不了这类题材的作品。

就词作本身来看,浅斟低唱的赠妓之作,为色为情的咏妓之作,伤感缠绵的忆妓之作,是主要的题材和情思内容。

多写男女之间的闲情幽怨的词,必然有香艳的风格。

因她们也为她们,词人创作出了众多的艳词,形成了唐宋词坛“词为艳科”的主导格局。

在以“艳科”即柔密的音律美和香艳的风容美为本色特征的唐宋词中,相应风格必是带有女性美的婉约。

陪伴着歌舞酒色的女性化的音乐,它的色泽肯定是香艳的,曲调也一定是婉媚的。

歌妓对词风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她们自己的大多数作品简直看不见安排与用力的痕迹,而呈现出通俗化、口语化的风格。

这种影响对宋词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部分文人提倡白话,就是因为歌妓的诱导。

这种影响一是由于她们作品的影响,二与她们本身的文化需求有关。

宋代许多词人诸如柳永、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他们的词都有口语化倾向。

最后，从描写歌伎的诗词中，还可以了解到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嬗变，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审美情趣的追求。

甚至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说，这些诗词如一面镜子，真实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时代风情。

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歌伎身份地位的改变，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差异（二）歌伎与文人关系的发展，反映了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三）歌伎类别的变化，反映了歌舞艺术的演变。

以上就是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总结出的近年来关于歌伎与唐宋诗词研究的方方面面,由于条件限制，可能没有实际研究的全面，但窥斑见豹，我们不难从中把握其研究的大致脉络。

我以1999年出版的李剑亮的专著《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为标志，把唐宋诗词与歌伎的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李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观念拘囿，唐宋诗词与歌伎的关系一直未予充分关注，缺乏全面系统的探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零碎且缺乏深度，致使诗词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不少疑点、难点和空白点。

直到李剑亮的《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作者广泛占有材料，从大量事实出发，解答了本论题中的一系列应有之义。

在李之后的一些研究，总的说来，都没有超出前人的研究范围，都只是就某一具体的问题不断纠缠，显得缺乏新意，致使这一论题的研究陷入了一个死胡同。

然而鉴于歌伎对诗词发展的重要作用，我拟将从文化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较全面的论述，试图打开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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