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学家郭道晖访谈录：是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字号评论邮件纠错2014年04月14日11:31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邓益辉陆凤郭道晖，著名法学家，这位如今86岁的老者，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为人、为学的风格和节操，深得推崇和尊敬。

而在他自己的记忆中，这一生走过了“漫长的苦难历程”，尝过了人生的艰辛曲折，“有血有泪，可歌可泣”。

他出身于名门，其三位祖父郭仑焘、郭嵩焘、郭昆焘并称为“湘阴郭氏三杰”。

可当家国蒙难，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的少年时代留下了“流亡千里”的记忆。

他参加革命，历经“反右”，苦熬过“文革”，人生已到知天命之时。

年届半百，他仍以“犹献春蚕未尽丝”的精神，投身中国法治建设的探索和研究，终成大家。

在与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的访谈中，郭道晖回忆与朱镕基的同窗情谊，讲述自己如何通过了法治入门的“第一堂考试”，解释“中国法治三老”一说的来源，谈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谈“爱与憎”，谈鲁迅的“反抗挑战”之美……尘封这些往事的匣子，被一一打开。

清华同窗情谊1947年7月，19岁的郭道晖只身去武汉报考大学，打地铺住在武汉大学的教室里。

那时候，没有“统考”一说，实行的是各校分别报考。

他在炎热的天气里连考了4所大学，筋疲力尽，大病了一场。

所幸，郭道晖被3所学校同时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就在那时，他与同班的朱镕基相识。

“他与我父亲有师生之谊，与我有同窗之缘，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思想、性格比较相投，所以一见如故，成了朋友。

”郭道晖回忆说。

郭道晖刚刚上大学时，内战形势趋紧，1946年秋到1948年，北京爆发了多起学生运动。

其中，包括震撼全国的“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郭道晖积极投入各次学运中，每次游行与集会都必定参加。

上课时，他开始从前排坐到了角落，偷偷地阅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

当他读到列宁著作中号召工人和士兵“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变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沙皇统治时，不禁豁然开朗。

“中国现在不正是从对外抗日战争，转到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革命战争吗？”自此，郭道晖彻底抛弃了任何不流血变革的幻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1948年7月，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同年8月的一个大雨天，他经同学介绍加入了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那年，他正好20岁。

记者：很多人都知道，您是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郭道晖：我和朱镕基是中学校友，大学又是同班。

准确地说，我先是他的入团介绍人。

那个团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那个时候盟员也是秘密的。

1948年冬天的时候，我介绍他入盟，而且我们住一个房间。

1949年10月，我又作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他当总理以后，有一次美国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来北京，在会见时质疑中国的人权问题，指责中国。

朱镕基不正面回答，他对奥尔布赖特说：“我当年参加争取人权的斗争至少比你早了10年。

”把她顶了回去。

因为他1948年就参加了新青联，参加了争人权、争民主的学生运动。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青年时期的朱镕基是一个什么个性的人？郭道晖：朱镕基品学兼优、多才多艺。

在中学时功课在班上数第一,课外活动也活跃，还喜欢唱京剧，会拉胡琴。

他曾扮作“贺后骂殿”中那个挨骂的皇帝赵光义。

唱做俱佳,引起轰动。

到了大学的时候，他还教我唱，我也能唱几句。

他退休以后，一段时间他早晨爬山,下午散步,有时还请京剧界胡琴高手教他提高拉胡琴技艺。

他的文笔很好，刚上大学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爱与憎”的文章。

文中引用了诸多名家关于爱的格言，他认为作为一个时代青年，“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爱人民”。

50年后，他就任总理时，在记者见面会上说的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他这句话的体现。

记者：前段时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您看了吗？郭道晖：我没有这本书，我有他此前出版的四大本《朱镕基讲话实录》。

我看到有些文字报道，反响很好。

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在大会上讲，镕基,你应该写回忆录，做这个事是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我建议我们班同学都写点自传、回忆录，否则哪一天我们走了，就会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不平凡的时代所特有的精神财富也带走了。

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受党纪、惯例约束，不像西方卸任后的总统有写回忆录这个传统，其实应该稍微放开一点。

现在他陆续出版他的讲话集，这就很好。

“为学”与“为人”解放初，郭道晖调任清华大学党总支候补委员，1950年任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回忆说，沐浴于水木清华阳光雨露之中，呼吸着校园内民主自由的空气，有名师的教导，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锻炼，在“为学”与“为人”方面得到高素质的培养，为一生的事业与操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镕基对此深有同感。

他在祝贺清华大学电机系建系60周年的题词中写道：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的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有骨气的中国人”。

当时，清华大学实行“通才教育”，文理并重。

建筑系教授梁思成提出，只会理工，不懂人文，只能算“半个人”“反对半个人的世界”。

这正中郭道晖的下怀。

在课余，他时常去听吴晗、张奚若、朱自清、冯友兰等教授的演讲。

寒假时，他还到建筑系去学素描。

如今在生活中，郭道晖依然充满着人文情趣。

他喜爱游历各地，并搜集许多纪念品。

这些纪念品或是一块石头、一个贝壳，或是一个仿制的文物、酒器等等。

他将这些视为“珍宝”，摆满了家中的客厅。

事实上，正是受益于这种“通才教育”，理工科出身的郭道晖即便是半道转型法学研究，还是成为了法学界的大家。

2005年11月23日，湖南大学举办“郭道晖教授法学思想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法学界专家学者作了发言，众人盛赞，郭道晖是“当代中国法学界站在时代前沿的一面思想旗帜”。

在研讨会上，著名法学家李步云教授发言说，郭道晖早年参加革命，历经坎坷，50岁才开始从事法学，但就在这将近30年的时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李步云称其为“社会主义中国法治理念的开拓者和启蒙者”。

记者：您学的理工科，但却一直没有从事过技术工作？郭道晖：我是从自然科学转到人文科学。

大学时期我学的是电机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却没有从事过有关电机的专业工作，因为解放前我作为地下党一直搞革命工作，解放以后也在党委宣传部搞宣传工作，然后还教哲学，再由哲学转到法学。

1953年，我带领学生去抚顺发电厂，这是我唯一一次从事有关电机专业教学，但也是为了学习前苏联的经验搞生产实习。

我和李步云等教授不一样，他们大多是科班出身，受过正规的法学教育。

我是从法治工作实践中学习，靠“自学”。

但是我也有优势。

我一向以文史见长，不那么僵化教条。

这一点我觉得比科班出身的可能有一点优势，所以我选定搞法理学、法哲学，用我所长，避我所短。

记者：1979年的时候，什么原因导致您去了全国人大工作？郭道晖：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走上正轨。

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一个法制委员会，彭真复出，担任主任。

当时急需干部，时任法委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汉斌急于把我调去法委会工作。

这时候我已年届半百，改行学法，可谓“老年出家”。

法学上的权利权力，同电机学上的电压电流，相去十万八千里。

但我当时对中国缺民主、无法治有切身的感受，也想借此实地体察一下我们国家权力的运转情况。

特别是我发誓要在未来的岁月中，追回我被耽误了的20年青春，竭尽余力，做些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

我在人大一干8年多。

起初是在理论组任组长，一边参加立法实务，一边关注与钻研一些有关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现实问题。

后来又被调到国家法民法室当处长，参与民事诉讼法草案的拟制、研讨等等，后来就调到研究室当副主任。

我在研究室里牵头组织收集各种材料，研究和整理简报，我接触很多法学界的动态。

李步云1979年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叫做《罪犯的法律地位》，也就是罪犯的权利，在中国当时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概念。

我在法工委看到很多来自政法部门、特别是监狱的干部来信告状，质问：罪犯还有权利？为罪犯辩护，立场站到哪儿去了？我们以后不好管了。

这件事令人哭笑不得，我也就此和李步云建立了友谊。

那时候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职。

记者：您去法制委员会之初，哪件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郭道晖：1979年彭真刚到任，就狠抓立法。

在当年7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一股作气通过了7个基本法律。

其中一个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当时中央已决定设置深圳经济特区，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引进外资和技术。

但党内有些领导干部却持坚决反对态度，比如有人说这是“出卖国权，复辟租界”等等。

因此，彭真要求办公室立即整理上报一个资料，借列宁和前苏联的经验来说服异议者。

我1979年4月调去法工委上班第一天，王汉斌就给我布置了这一急迫任务：要我立即撰写一篇“列宁在新经济(310358,基金吧)政策期间实行租让制”的论述。

我当即返回清华，在大图书馆查阅列宁文集索引，遍阅有关资料，三天内写就这篇《列宁论租让制》的文稿上交，立即被办公室排印送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为中央审议合资法草案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

此文在促使政治局顺利审议通过合资企业法草案，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好评。

我也顺利通过了法治入门的第一堂考试，同事们还以为我对经济法问题很“在行”。

其实我不过是懂得一点搞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文章速成法而已，对经济法并不深知。

法治启蒙者在人大工作8年后，1987年9月，郭道晖从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转到中国法学会工作，任研究部主任。

1989年离休，他又被返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直到1998年70岁，他才离任。

在郭道晖任总编辑的9年里，《中国法学》突破学术禁区，开展了一系列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讨论，并扶持了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

法学界认为该刊“有如一阵清风吹来”“担负起了引导一个东方大国法学研究方向的重任”。

正是在这20年里，郭道晖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丰收。

他著有个人专著7本，主编或与他人合著的书10余本，个人撰写了300多万字。

其中，他的《法的时代精神》《法的时代呼唤》《法的时代挑战》三本书在学界引发轰动，好评如潮。

他感慨，同以往20多年浪费时间于写不完的“检讨”和其他“遵命”文字，真是天壤之别。

他立论行文，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竭力为人民的权利鼓与呼。

郭道晖自我评价，自己是一个“爱动脑、勤动手、闲不住、不愿得过且过，而是好作杞忧、不平则鸣”的人。

尽管已是离休多年，在自己的书房里，他每天仍旧会工作6个小时以上。

他可以熟练地操作电脑，通过键盘写作，在网络世界驰骋。

近年来，郭道晖转战社会公共刊物，多家新闻报纸、杂志曾向他约稿，他也乐意写作。

郭道晖认为，虽然自己所论在法学学者眼里，只算得法学常识，但在当代中国则不失为必经的法治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