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基本特征之我见1、传统文化的主体属农耕文化。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传统经济特点是农耕经济，它的文化就必然是农耕文化。

诗歌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意义的形式，但中国诗歌不同于外国的诗歌，它短小精致，表现的只是一种意境、一个情形、一种情绪。

正如中国农民所经营碎小的土地、单一的农作物和精耕细作的耕作手段，是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封闭的小农经济在文化上的表达方式。

用“诗是土地的心语”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某一特征是恰如其分的。

游牧文化是农耕文化的有力的补充。

传统认为，农耕文化高于游牧文化，从社会演进来看，农耕社会比游牧社会先进；但文化则不然，因为文化具有长期不变相对稳定的性质和继承性与遗传性的特点，农耕文化则保持着游牧文化的一些特质，而且是农耕文化的有力补充。

比如游牧文化中的尚勇好斗、豪爽刚毅的秉性成为我国北方民族的重要特征，平衡了农耕文化中的某些弱点。

草原文化、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文化。

我们常说自己是“华人”，华人根源于陕西的华山周围居住的仰韶文化，因为先民根深蒂固的崇尚玫瑰花的传统，因此称为“华人”；中国人所以称为“龙的传人”根源于对龙凤的崇拜。

而最早的中华龙凤图腾即出土于内蒙古东部的翁牛特旗。

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形成的，中国北方是广袤的草原，东边南边是大海，西南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山，地域相对广阔，有一定回旋余地，具备几种原生文明的形成以及它们之间的杂交、融合的优越条件，最终凝聚成“中华文化”的地理环境条件。

2、中国文化的正统意识非常浓厚。

正统意识强调官方化、权威化、模式化。

如《三国演义》就宣传刘氏权力集团是正统的，曹操与孙权集团则是非正统的，因为天下是姓刘的。

然而中国文化的发展每每不是靠正统文化，而是靠非正统的民间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推动。

如果秦王不听李斯的劝谏，不使用或驱逐外国人才，秦能统一天下将是个问号。

唐朝诗歌之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峰，也是外来文化的结果。

李白就是明例。

李白祖籍是是甘肃天水县，出生于碎叶城，后经四川，他受的是胡风夷俗的文化影响，佛教不是中国的正统文化，但它创造了足以称世的敦煌艺术。

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强调官方化、权威化、模式化，中国传统文化排斥民主与科学。

排斥民主就必然漠视个人意识的权利，人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批评的权力和理性的权利。

也必然反对科学。

民主与科学是一对孪生兄弟，缺一不可。

3、中国传统文化排斥民主具有深层的历史原因。

首先，中国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发展，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定型是自有国家制度始，中国文化的政治意识十分浓厚，中国虽然是山陵丘地众多地方，但中原大地较为平坦，黄河流径此处，交通便利，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这里处在温带气候，易于作物生长，农耕文化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

河姆渡文化为其代表。

后国家制度建立，特别是经过夏商周三朝，文化艺术逐步繁荣起来，经过文化的扩散与吸收，使文化在整个中原迅速发展。

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的国家，而国家本身属于一个强势家庭。

“家天下”不仅仅是国家体制的性质，而且是每个中国人的深层意识。

在中国人的心里，没有社会，没有国，只有家。

家就是天下，就是一切。

中国古代战争的起源就是为了夺得家天下，一切民众的纷争也是为了一个家，至今民众的口头禅：“我吃了这么多的苦，不就是为了这个家”。

宫廷斗争总是围绕着“继位”、“篡位”而展开。

这种以家为本的价值观，是造成封建家长制、世袭制也是君主专制的根源。

国家制度建立，特别是土地制度的形成，奠定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基础。

从土地分封制开始,中国农村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村落逐步形成。

不像西方城邦制具有社会性、民主性的特质，自然村落的田园化，使得人趋于闲散，保守。

也不具有城邦的扩张性。

土地制度带来了一种移民，盘庚迁徙就是由游牧经济走上了农耕经济，而这种移民又不像西方移民向外扩张的内在需求。

中国式的移民，却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它以血缘家庭为单位，以家庭代替了社会。

封建社会的“井田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这样的社会的构成。

4、中国文化的守常性很重。

中国是温带大陆型地理环境，农耕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是守常，顺自然之道以行事。

中国是农业性文化，不像西方是商业性文化。

商业性文化具有竞争性，而农业性文化不需要竞争，最典型的是一句格言：“有饭大家吃”。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排斥竞争，《东方文化周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先原则与美国精神》当中说：美国人追求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优先原则，把民主、平等的火炬普照众生，在17至19世纪的欧洲，缺乏信心和天才的人极少能成功，而在美国这片自由、广袤的土地上，人们尽可以放心大胆地闯，因为美国的这种“例外”这人们不断提供自由和土地，而优先原则作为美国移民社会环境下的“自由法则”则保障了“创业者”的利益。

美国人乐观向上是因为优先原则的社会化使美国社会奉行“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能成为总统”的社会法则，相信机会均等，信奉“命运不是机会，而是选择”。

美国人开拓扩张是因为他们相信优先原则，只青睐那些具有竞争意识的强者。

在美国人心目中，无论是以知识武装起来的学者们之间的学院式智力竞赛，还是地球上另一岸的艺术家和预言家的热烈争论都不如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更有价值，美国人的创新超前是因为优先原则激发了一种不断的竞争，而竞争的社会化更使美国民族竞争精神不断深化，美国社会崇尚“适者生存”，主张“优胜劣汰”，而优先原则的建立更坚定了这一信念，它促使美国人不断改进，不断创新，不断拓展。

美国社会、文化、科技的历史发展与现状更证实了这样的事实：美国民族追求民主的精神奠定了美国走向法制化国家的基础，并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美国民族“开拓精神”促使美国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福利社会形成，阶级界限模糊，民主平等具体化，美国民族竞争精神开拓了美国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超前发展模式，坚定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美国民族“乐观实用”精神是美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美国民族精神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是其余因素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就缺乏这样的竞争机制。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反对竞争，也反对市场机制。

中国一直抑制商业的发展，重农轻商，排斥市场。

主要有：一是不言利，“君子喻义，小人喻利”；不言利就失去了市场动力。

二是轻商、抑商，使市场失去了主体。

三是抑制城市发展，使市场缺乏基础。

虽然孔子学说并不全盘否定利的作用，《论语》中曾说过，他反对的是不义之财，无道之利。

但当义与利冲突时，他是主义的，他反对一味地讲利。

然而中国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性本能抑制逐利行为，而商业的本质（后成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逐利的。

守常性的文化都具有同化异质文化的能力。

中国对外来文化只是同化它，并不吸收它。

西方人有句格言：“假如你能从最坏的东西中学到最好的东西，那世界将更美好。

”这种思想颇能反映西方人长期而普遍的一种文化心理。

中国人抱残守缺，坐井观天，稍与自己的见解有所差异便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恶习，这是一种态度，另一种态度就是同化它，让其合乎自己的理念（改造佛教为禅宗，把佛理变成禅趣）。

文化的传播与吸收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具有交流的特质，光吸收是无法成功的，它必须互动，正如光学原理一样，我们看到一个物体，是物体在你眼中的成象。

中国传统文化既不吸收人类文化成果又不重视自身文化的对外传播。

过于守常就排斥创新。

北京大学郭建宁在《关于文化选择的思考》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譬如树木，非岁岁有新芽茁长，则其枯槁可立待；譬如井然，非时时有新泉喷涌，则其干枯有时也”。

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对立统一，是事物的两个方面。

如禹是滚的儿子，是滚的生命继承，禹治水改堵为疏，是创新。

从这里可看出，继承是根本，创新是为了更好的继承。

这是一种倒置的文化。

这种倒置的文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创新应当是一个组织的灵魂。

是主体。

治水有时用疏，有时也要堵，如不堵，即不建水坝，旱灾来怎么办？无水可用。

用疏用堵，应视情况而定。

总之，守常性易于文化的继承；兼容性易于同化外来文化，多元一体；正统性、秩序性易于社会稳定。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作用；它的负面影响：守常性造成社会惰性；兼容性造成趋同，扼杀创新；正统性、秩序性造成人格的不平等。

5、中国文化重器轻道。

不重视形而上学。

中国不注重社会科学，一提到科学就认为是自然科学，而且与技术等同起来，“科学技术”，总认为社会领域内没有科学，所以在中国，人人都可以当官搞管理，干部“万金油”指派到哪里都行。

更有甚者，一些人真的认为自己是万能的。

殊不知，管理也是一门科学。

是实实在在的科学。

因此，这样的人这样的管理社会，还谈什么进步！在中国搞自然科学的人不大关心社会学，他们被一种错误的观点左右，即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纯粹的科学，搞自然科学可以完全不理会社会学。

这些人忘记了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的，科学是用以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不知科学目的性的人是做不好科学工作的，甚至被邪恶所利用。

真理既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也存在于社会科学之中，为科学而奋斗实际上就是为真理而奋斗，而真理而奋斗的人，会摒弃另一领域中的真理吗？有史以来，大凡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很关注人类社会进步事业的。

如爱因斯坦、居里夫妇等。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的发言是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的历史的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特别是在纪念哥白尼诞辰41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表达了他对人类真理至死不渝的追求。

居里夫妇也是样，他们对自己发现镭的惊喜同时对它的担心，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救世情怀。

我们说中国缺少世界大师级的科学家，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科学家缺少一份社会责任感和深广的济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