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攀枝花三线建设史料的搜集及其意义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三线建设曾在当代中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但是，攀枝花作为“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大三线建设“龙头”之一，其历史研究虽已取得一些成果，但略显宏大宽泛，可供深入挖掘的空间仍十分广阔。

傅斯年曾言：“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

”因此，本文拟对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史料搜集情况进行梳理，以期对攀枝花三线建设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论述的范围主要限于攀枝花市所编著、收藏及特有的史料，其他诸如共和国通史，三线建设专著以及中央领导的传记或回忆录等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一、文字史料(一)档案资料来自官方的档案资料无疑是攀枝花三线建设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

建国后，涉及特殊时期重大战略问题的档案，开放较为缓慢，地方档案由于限制相对较少，可多利用地方档案研究当代史。

攀枝花三线建设在当时属于国家重大战略机密，并贯穿了整个“文革”时期，因此，档案的保密、加密情况十分普遍。

在笔者目前所了解的情况中，四川省档案馆的三线建设档案高度保密且未能数字化。

攀枝花市档案馆则拥有丰富的有关攀枝花三线建设的档案资料，虽然并非完全开放，但相对而言略为宽松。

同时笔者在搜集档案的过程中发现，加密档案多是因为涉及重大政治事件、工业建设以及矿产资源等方面的信息，但有关社会生活、民生问题等方面的资料开放程度较高，可以进行查询和利用。

另外，攀枝花市曾拥有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它们也都拥有自己的档案管理系统。

例如攀钢从1968年起就开始对自身的档案进行了初步管理，时至今日，形成了以科技档案为主，文书、会计档案，设计蓝图，文字材料为辅的档案馆藏体系。

因此，这些国企的档案资料在研究过程中也应加以重视利用。

此外，由中共攀枝花市党史研究室主编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绿皮书)一书中，精心搜集了从1936—2000年攀枝花开发建设中的重要报告、文件、批示、题字词和图片等珍贵资料及原始文献上千份，史料价值极大。

不过遗憾的是，此书系内部参考资料，印刷册数不多，加之早年许多单位和领导并不重视保存，导致目前存本很少。

(二)报刊1965年初，攀枝花特区党委决定创办《火线报》，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备战指示、报道工业基地建设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好人好事为宗旨。

开办时为油印四开张，不定期发行，人员仅4名。

5月1日，《火线报》第1期出刊。

9月3日从第8期开始改为铅印，周二刊，每期印刷4000份，限市内发行，并上送冶金部和西南三线建委办公室。

1967年2月《火线报》及其印刷厂实行军事管制。

3月，改《火线报》为《红色电讯》，只刊新华社电讯，不发地方稿。

《火线报》共出刊130多期。

9月，报纸停刊，编辑部撤销，采编人员下放劳动。

1968年3月，攀枝花市革委会成立，决定筹办《新渡口报》，编辑部设编辑、记者、摄影、校对、电台等组，共40余人。

5月1日出刊，四开四版，周六刊，每期印2万余份。

1969年11月，根据中央和成都军区、省革委的指示，《新渡口报》停发地方稿，只留两人编发电讯，其余采编人员集中学习。

1971年5月，根据省革委关于撤销地方报纸的指示精神，《新渡口报》停刊，只留少数人组成报道组，大部份采编人员被调出报社。

由于各种原因，今天，攀枝花日报社仅保留了极少数的《火线报》与《新渡口报》的残存本，且不对外开放，这对于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研究实属一大遗憾。

(三)地方志、地方年鉴、地方史志、文史资料、地方党校出版书目目前，攀枝花市的志书以时间为分期，共有两本，分别是《攀枝花市志》(1964—1985)《攀枝花市志》(1985—2005)。

以攀枝花市所辖区县作为划分标准的，还有《东区志》《西区志》《盐边县志》《米易县志》等。

另一方面，如攀钢、攀矿等国企也都拥有自己编著的志书，如《攀钢志》《攀矿志》等。

除此之外，市一级还编有专业志如《攀枝花市交通志》《攀枝花市卫生志》《攀枝花市城市建设志》等。

另外,还有由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主办,攀枝花市地方志办公室按照年份依次编纂的《攀枝花年鉴》、《攀枝花市东区年鉴》和《攀枝花市西区年鉴》。

资料性、实用性和工具性是地方志和年鉴的重要特征，“述而不论”则是地方志的编写原则。

作为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以上资料从历史的角度全面反映攀枝花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情况，为研究攀枝花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史料。

当然，地方志存在着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这是因为编纂人员的背景不同，以前从事的工作不同，对地方志编纂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因此，地方志尽管是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研究的史料宝藏，但亦有其先天不足之处。

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应当利用多种志书进行相互对比、佐证为宜。

1984年，《渡口史志》正式创刊，后更名为《攀枝花史志》，是由攀枝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以记录攀枝花历史，宣扬攀枝花文化的期刊杂志，至今仍在发行。

笔者曾前往攀枝花地方志办公室进行搜集，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期数众多，已无法全套搜集齐全。

《攀枝花文史资料》则是由攀枝花市政协主编的以反映攀枝花建设历史为主题的文章汇编，每一期都有一个大标题作为主要内容导向，如《攀枝花文史资料·第10辑·共和国不会忘记》。

其中所收录的文章与《攀枝花史志》类似，史料价值也与《攀枝花史志》相当，但文章内容更加详细。

简而言之，这些资料专辑一般包括文献资料、报刊资料、专题资料、回忆录、大事记等，内容涉及人民公社的各个方面，且多以回忆录为主，是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弥补了其他类别史料汇编的一些不足。

但里面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史实不准确的地方较多，仅可作为参考、佐证使用。

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攀枝花开发建设历史的书籍，如《攀枝花开发建设史大事记》《攀枝花之最》《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历史日志》《从神秘走向辉煌——攀枝花开发建设史话》等。

此类著作引用的史料基本来源于档案或权威著作，大多可视为第一手资料，书中内容较为严谨，是研究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应当重视的重要史料来源。

(四)文学作品、回忆录攀枝花三线建设因其艰苦与传奇性在当年“三亲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部分“三亲者”后来撰写了一些回忆录、报告文学、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

目前已出版的关于攀枝花三线建设的文学作品，如朱中一所著的《火红的攀枝花》，顾秀的《历程回望》，王春才主编的报告文学集《金色浮雕》《穿越大裂谷》《三线建设铸丰碑》等，地方文史杂志也收录了一些诗歌，辞赋。

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三亲者”所著，能够提供许多官方资料中没有的细节，对于深入了解那段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大有裨益。

但是这些文学作品往往带有很浓烈的情感色彩，而非理性的表达，真实性与虚构性并存。

因此利用文学作品来研究历史，如何“去伪存真”，如何分析、利用其中的“史料”，是一个应当注意的问题。

二、实物史料实物史料是历史的见证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它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可以用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

攀枝花市拥有丰富的实物史料，如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成昆铁路(金江段)、渡口十三栋、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等，其中一些至今仍在运作。

以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是我国最大的三线建设博物馆，搜集了宋平同志为博物馆题写的馆名，江泽民同志对三线建设的题词，彭德怀、李井泉、钱敏、徐驰、杨超等同志三线建设时期文物，中央和全国十三省区三线建设的决策文献史料，三线重点企业航空、船舶、机械、交通、常规兵器等各类三线建设文物10000余件(套)，图片2万余张。

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采集了国家相关部委、省、市、企业三线建设领导者、亲历者和研究学者等120人的高清口述历史视频，历时8000多分钟，还搜集了其他三线建设时期视频资料3000多分钟，为研究攀枝花三线建设史提供了最直观、生动的丰富材料。

一般来讲，实物史料的实证能力是超过文字史料的，若能在研究成果中穿插相关的实物史料，那么无疑将对整个成果的学术价值有较大的提升。

三、口述史料口述史料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除档案资料外的另一重要史料来源，尤其对于档案资料普遍加密的攀枝花三线建设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首先，口述史料能够纠正官方档案可能存在的遗漏与错误。

此外，部分档案资料只是简单地勾勒一个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而整件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具体的发展过程却难以知晓，口述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

其次，口述史料可以弥补文字档案史料的缺陷。

由于文字史料天生所具有的弱点，一旦历史当事人去世后，他人对其进行篡改，后来研究者将很难辨别;实物资料不能自身解释自身，只能通过其他史料的相互印证方可证明其意义，而在规范操作规程下采集的口述史料却具有史料的真实性，对文字档案史料具有互相校勘的功用。

最后，在我国，参与或目睹过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人物尚在，口述史学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当然，“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

”口述史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另外，中国的口述史研究方法系由西方传入且时间较晚，目前尚处于兴起阶段，相关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工作流程缺乏具体的规范，不同学科对口述史的侧重点也并不一致，这使得目前口述史在学界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

目前，攀枝花市总工会已公开出版发行了《筑城——攀枝花下的三线人》的劳模口述史。

然而这本书学术规范较差，缺乏具体的专业校对，时间跨度过大。

笔者依据该书提供的线索采访了10多位当年的“三亲者”，并经过严谨的整理、校对，形成了几篇较为成熟的成果，但整体进展缓慢。

此外，攀枝花的文史杂志和报刊上也都刊发过“三亲者”的口述访谈，对相关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史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将会日益增多。

当年参与攀枝花三线建设的“三亲者”们现如今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故口述史料的采集工作十分紧迫，然而目前仍没有专业的团队，仅凭个人热情和政府的宣传纪念所收集的口述史料根本无法满足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研究的需求。

总之，笔者以为，口述史料的应用在攀枝花乃至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可行性，如果在相关的历史研究中缺少了口述史料的引用和佐证，这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疏漏与遗憾。

四、关于正确应用攀枝花三线建设史料的几点思考从某种程度上说，搜集史料固然重要，但能否准确深入地解读史料，既是决定历史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对历史研究者史学功底和知识体系的全面检验。

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具体的实践与思考，认为对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相关史料应用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拥有正确的历史观时代造就了历史人物，人都是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