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陈卫星当今西方，传播学日益渗透社会生活和职业领域，形成无所不在的象征权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很难追根溯源地考察传播学是一个自治的学术领域，因为它同时涉及到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它和科技实践，哲学思考和职业操作的关系；第二，它要对应国家政府及各种社会生产、服务机构的需求；第三，它要伴随文化实践，社会心理和教育内容等方面的变化。
传播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科学领域的划分，形成当代社会科学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现象。
传播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新思想方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和工业化社会的社会行动有紧密联系，包括管理策略、职业技巧、消费行为、文化的媒介化和知识传递等。
第二，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和学科分类，能够把来自其它不同理论领域中的理论问题都统摄起来。
如美国学者I.华勒斯坦所指出，传播学的问世是二次大战以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界线日益模糊的结果。
从历史上来说，第一个传播技术是修辞学，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和中国的韩非子都是这方面的先驱。
但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传播学是从本世纪开始的，它的基础学术流派是在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形成的。
这就是注重工具理性的控制论模式，以社会经验为内容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和阐释传播符号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论。
这三大基础流派，形成传播学学术自治的理论基础。
七十年代以后的各种新学术思潮在学术方法上扩展和深化了传播学的研究内涵和外延。
传播学的三个基础流派控制论模式是由C.申农和W.韦弗在1949年问世的《传播的数学理论》中提出，在象征化水平上和内容传递机制上表明传播同时是过程和这个过程的结果。
产生这种理论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众传播手段对时空的跨越所产生的多样化现象，并把真实情境的多样性引向一个典型的基础图形单元。
这个图形就是发送者－通道－接受者，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得到象征性表现。
通过一个目录系统和共同符码的用法，从而允许分析不同类型的传播，建立传播行动的分类。
传播不是一个偶然性过程，而是涉及到信息，信息传递，编码，解码，再编码，冗余度等概念。
申农和韦弗还提出了一个从熵到信息的定理。
就是说，一个系统内的熵是测定系统复杂性和无序状态的。
在所有的封闭系统中，熵是不可逆地增长，通过发送信息可以取消或减少熵。
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接收信息可以成为减少不肯定性和无序性。
信息对接受者而言是指这个信息是新的或者是这个信息包含着许多可以量化的新成分和不可预测的成分。
控制论这个词是从希腊文Knbernhtes而来，意思是导航。
作为控制论创始人，数学家N.维纳在四十年代提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传播人(Homo communicants)。
这首先是一个没有内在性也没有躯体的存在；传播人生存在一个没有秘密的社会中，完全为社会；他的存在是通过信息和交换信息，新的传播机器使社会变得透明。
这三点在维纳的思想中不可分离。
维纳认为信息是指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以测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适应程度，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适应性结果。
“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
”按照维纳的传播乌托邦设想，信息的透明性，因信息开放而拒绝社会排斥，信息对市场逻辑的质询这三点是传播的本质功能。
美国学者从四十年代开始探索成型的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更大的学术影响。
这个方法论从政治学和社会学出发，在讨论传播与媒介的关系，与职业新闻机构，与记者职业群体的关系时有很强的解释力，本身体现了市场经济制度的两大原则－信息自由和经济自由。
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有社会学家拉斯菲尔德，心理学家霍夫兰和政治学家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的五个W模式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一个媒介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本质上保证文化传递和社会继承的功能。
媒介可以控制环境，在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建立关系，有娱乐作用等。
美国学者R.默顿，C.怀特和T.帕森斯等人又对这个思想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如果说控制论感兴趣的是整个社会中信息的循环，是因果循环模式。
那么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思考是围绕着大众媒介的角色以及消费者的自治，是原因－效果模式。
1955年，卡茨和拉斯菲尔德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点缀了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黄金时代。
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出发扩展到其它人文科学领域如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和精神分析等，并成为传播学的一种方法论。
列维.斯特劳斯对传播学理论的构想最早在1955年出版的《热带的忧郁》一书中得到了系统表达。
他在三年后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一书中重申：“不要把社会和文化简化成语言，我们可以引发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就是根据一种传播理论来阐释整个社会。
从今天开始，这种尝试在三个水平上是可行的：因为亲缘规则和婚礼可以保证在群体之间交流妇女，这如同经济规则可以保证物质资料和服务的交换。
而语言学规则则保证信息的交换。
”列维.斯特劳斯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回避留下了一个疑问，信息交换能简化到语言传播上这一点吗？传播应该是指整个的社会交换关系和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相互的义务，这两点是建立一个社会的基础。
结构主义方法论对传播学的影响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文学作品的研究出发建立对叙事的结构分析，尤其是对新闻和报刊的表述，对广告信息的生产和研究。
这种重在形式意义的表述分析方法对传统的主题分析方法提出挑战。
第二，用符号学理论大力强化对视听文化信息的分析，主要是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
后者提出的痕迹,类像和象征三个符号分析范畴在当今欧美学术界激起广泛的学术兴趣。
第三，在法国崛起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留下的另外两个重要思想是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福柯的监视装置理论。
阿尔杜塞认为，和镇压工具相比较，学校、教堂、媒介、家庭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目的是为保证或担保在表现领域中象征暴力的垄断能够永远存在下去。
福柯提出“纪律封锁”和“纪律机制”两种社会控制的模式，前者是禁令，栅栏，等级化，分离化，是传播的断裂；后者是监视技术的多样化和交叉，是控制的软性方法，可以通过产生幻象和诱惑的“组织机器”来实现象征权力的功能。
另一位法国著名学者布迪埃尔也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力量关系系统，它的意义来自于群体和阶级的交换过程中，包括语言的象征交换过程。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传播学的三大基础流派迅速激起学术界和职业界的兴趣，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自治。
然而，风雷激荡的六十年代对西方社会思想的学术更新起到了催生的作用，一些新思潮开始渗透进传播学的学术领域。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E.莫兰在1962年出版的《现代精神》一书中认为大众文化应该被看作一个与社会历史有关系的自足系统。
媒介从经济出发，最后达到心理效果。
这当中的动力机制是生产－消费，消费－创造，投射－认同－移位等。
大众文化用生产－创造、文化主题、文化消费这三个概念回应了拉斯维尔五个W中的前面三个。
经验－功能主义学派把媒介看成现代民主的新工具和社会调整的决定性机制，从而成为一种鼓吹西方社会制度价值和现存事物状态的再生产的理论，被自称为“管理研究”。
而与之相反的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是传播实践得以进行的社会前提和制度背景，理论重点是分析大众文化商品化的信息和“被管理”的信息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这其中有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有萨特式的反叛态度和无政府主义意识，还有知识分子式的文化贵族立场。
在传播学主流学术思想中，美国的巴罗阿多(Palo Alto)学派的介入具有革新的作用。
这个学派认为应该抛弃线性传播模式，提出了二个假说：第一，传播的本质存在于关系和反应过程。
传播活动中有两个要点：一是内容，二是关系。
往往是关系包括内容。
第二，人的所有行为有一种传播价值。
在主体间性中循环的人际空间是一个传播符号多于事物本身的传播空间。
这个学派的重要贡献还在于提出了一个对传播学理论的本体论表述：传播有两种类型，一个是二进位的，数值化的，倾向于内容的表达，对信息符号进行编码。
另一类是类似的，是通过象征符号来进行的一种外在表象的传播，倾向于关系的表达。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六十年代风靡欧美，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三点：第一，提出了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是媒介自身；第二，把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的文化分析上；第三，有一种美国式人道主义标记的乐观主义，这主要是“地球村”的概念。
传播学理论的新思潮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传播学的新观念层出不穷地在欧美学术界涌现并分化，呈现多元化面貌。
这种学术思想的汹涌是和社会背景的两个变化分不开的。
一是以六八年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的欧美社会的边缘社会群体（青年、少数民族、妇女和部分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所掀起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反叛和权利抗争运动在平静下来之后，人们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寻找新的出路。
换句话说是进行“意识形态的修补”，调解(meditation)成为社会对话的核心概念。
二是两次石油危机终于使福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精疲力竭。
战后三十年经济持续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整个欧美经济开始进行结构调整，以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为武器来继续维持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
传播学的学术重点开始转向与社会变化相结合，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不仅是争夺霸权的技术制高点，而且在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
同时，欧美国家的公共政治生活也开始越来越被媒介化，“水门事件”使传播媒介获得了第四个权力的美名。
在这种经济、政治、文化发生大动荡、大调整的时期，传统的基础流派由于概念的限制，显然无力解决在社会实践在传播层面上提出的新问题。
从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传播学学术领域中有建树的主要新学派有五个。
第一个学派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把传播中经常被隐藏的经济层面摆出来，涉及到跨国经济集团的形成，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支配现象，文化信息产品的跨国流动所显现出来的战略意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等。
无疑，政治经济学批评对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信息传播后果进行批判性思考。
当今世界被分为中心地带、中间过渡地带和边缘地带，并由此形成世界分工，边缘地带服从于中心地带的需要。
这种关系是不平等交换，而传播交换网络是商品交换网络的一部分。
这个交换网络的实质是向心化、等级化和各种产品的共存。
第二个学派是语用学。
语用学Pragmatics这个词源于希腊文的Praxis，是指一种主体和主体的语言应用关系。
语用学有两个要点：研究语言行为情境和主观态度的介入。
语言是行动，说话就是做事。
但用话做事总是要和别的东西在一起，要依赖环境效果或者是陈述状态，就是说说话时所处的可能性状态。
其次是和话语内容相比较，更注重语言行为的权威效果和象征有效性。
语用学一般被认为有两个理论来源。
一个是奥斯丁等人所主张的语言行为（事件）理论，一个是巴罗阿多学派。
第三个学派是民族志（民俗人类学）传播学和社会互动反应理论。
这个学派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有民俗内容的社会、移民群体中的特殊传播情境，包括学校和社区生活中的不同仪式，媒介在家庭中的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