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翻译观的利与弊张健（巢湖学院外语系，安徽巢湖238000）摘要：伽达默尔从解释学视域下探讨翻译活动，其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伽氏的翻译理论一经问世就备受译界关注。

对于解释学而言，高奏赞歌者颇众，骨头里挑刺者却寥寥无几。

本文旨在辩证地探讨解释学翻译观于翻译研究的利与弊，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

关键词：伽达默尔；解释学；利与弊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868（2012）01－0089－07收稿日期：2011-11-27作者简介：张健（1972-），男，安徽合肥人。

巢湖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外语言对比及翻译学。

1导言翻译与哲学息息相关。

“哲学研究、特别是语言哲学中涉及到大量的翻译理论，翻译理论也包含哲学思辨和哲学方法论的运用。

”（刘军平，2010:64）而“解释”可谓是哲学的“品牌词”，但凡涉及哲学的概念，往往会打上“解释”的标签。

从“解释学”（hermeneutics ）词源来看，“解释”和“翻译”被相提并论早有历史了。

在西方古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Hermers ）是奥林匹亚山中诸多神灵的信使，负责将神的旨意传递到人间，可是神有神语，不同于人类的语言，只有将神语译成人语，人间方能领会神旨，所以翻译必不可少。

同时，毕竟是神旨，少不了晦暗不明之处，所以翻译时也就少不了解释，也就是对其中微言大义进行阐发，于是乎翻译、解释与传递同步进行。

后来不少学者对翻译中的解释十分重视，并将哲学解释学引入翻译研究当中，以求理论支持。

自从19世纪以来，解释学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

当然这其中功不可没者大有人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开启了哲学解释学之门，但施氏的解释学翻译思想尚处萌芽状态，不足之处可见一斑。

狄尔泰（Dilthey ）又将此扩大至整个精神科学范围，使解释学“从专门的技术性学科转变为人文科学家的一般方法论学科”。

（郭安，1999:22）此后，海德格尔（Heidegger ）将原有的解释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升至本体论，加大对世界本源的哲学研究，而海氏的弟子伽达默尔（Gadamer ）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解释学发展为一门显学，可以说，伽氏才是解释学的集大成者。

当然，仅从哲学原创性来看，伽达默尔不算抢眼，但就翻译哲学而言，伽氏绝对算得了开天辟地的人物。

在伽氏眼中，翻译完全是意义的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身份时有重合。

译者在译前首先是作为原文读者的身份出现，而后在其理解、阐释之下，才有译本的诞生。

难怪后来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在其大作《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 -tion ）中专门从解释学（即斯坦纳所称的“诠释学”）视阈深入探讨了翻译的解释性。

可以说，解2012年第14卷第1期巢湖学院学报No．1．,Vol．14．2012总第112期Journal of Chaohu CollegeGeneral Serial No．112释学派用心良苦，他们一直尝试着在为翻译研究的发展另辟哲学之径。

近年来国内从解释学角度探讨翻译的专著、论文也逐渐增多，但总的说来，褒奖有余，批评不足。

俗话说，人无完人，理论亦是如此。

任何理论一经问世，应者多寡暂且不论，但其中必定有利有弊。

2解释学翻译观溯源正如伽达默尔本人所言，“翻译过程本质上包含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

”（H.G.伽达默尔，2003:182）翻译的特点是理解和交往，如同人类的“对话”，而伽达默尔又从“对话”二字中获得无限启发，并逐步形成了解释学哲学的理论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伽氏的“对话观”并非是人与人（即译者与作者）的对话，而是译者与文本的对话，作者完全被搁置在一边。

按照伽达默尔的理据，多数译者在执笔翻译时很少有机会直接面对作者，唯有面对文本，和文本对话交流，“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时，不管译者如何力图进入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成作者，翻译都不可能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就心理而言，翻译是就文本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必须受文本内容理解的反馈导向，这一点毋庸置疑。

”（H.G.伽达默尔，2004: 498）此外，文本是分母语文本和外语文本的，虽然对母语文本的阅读过程也是对话，而对外语文本的阅读、理解、解释才更能表现出差别，更体现真正意义上对话的性质。

一般说来，欧美的翻译理论与哲学沾亲带故的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哲学的“语言论转向”，西方的翻译文论更是充斥着数不清的哲学精髓，大批的哲学家投身于翻译研究，伽达默尔本人就是位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翻译思想不同程度地受惠于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的辩证法，康德（Kant）、黑格尔（Hegel）的唯心主义，胡塞尔（Hussel）的现象学，雅斯贝尔斯（Jaspers）、马塞尔（Marcel）、布伯（Buber）的存在主义，洪堡特（Humbodt）、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以及克罗齐（Croce）、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历史哲学。

此外，伽达默尔又“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海德格尔所奠定的哲学解释学”作了“进一步发展”。

（单继刚，2007:39）总之，伽氏的理论核心是“意义的对话论”、“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以及“效果历史”等。

伽达默尔对文本的定位中可谓一反常态，指客为主，给予文本完整的“生命感”。

伽氏认为，文本乃是自律的主体而非客体，作者的本意和文本的本意都无从定夺，意义仅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不断对话中。

伽达默尔之所以认为读者只身无法完全把握文本意义，是因为读者作为“此在”（Dasein）必然是历史的一员，是历史的存在，而文本的意义在理解者（读者）的解读之中，必将得到无限的填充。

文本和理解者都是历史的，因此我们理解文本时非但应当跳出历史，反而要投身于历史之中，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是理解历史，而是理解自己。

伽达默尔继而提出：“真正的历史对象并非孤立的，而是此和彼的统一，或称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以及历史理解的真实……因此我们把它称为‘效果历史’。

”（Gadamer，1975:250）人作为历史的存在，其社会历史背景必然会产生某种作用，这种作用影响人在理解前的知识结构，海德格尔称此为“前结构”（Vorstruktur）①。

伽达默尔将海德格尔的“前结构”进一步发展为“成见”或偏见理论，即“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

”（张德让，2001:24）存在的历史性和读者与文本产生背景之间的时间距离是产生“成见”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不是理解的障碍，相反，它是理解的一个必要组成因素，因为读者解读文本之际，总是带着自己的“成见”去理解，不带“成见”的读者头脑只能是空白，缺少基本的知识储备，根本无法去理解。

伽达默尔进一步将“成见”区分为“建设性成见”和“误人的成见”，认为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会消解“误人的成见”。

在这之后，伽达默尔又提出了“视域融合”（或译作“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观点。

①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此在”存在的基本状态是“在世界之中”，这意味着我们的解释学境遇已被“过去”预先规定了。

每一种理解都建立在“前有”（Vorhabe或fore-having）的基础上，理解总是对属于我们经验世界的某物的理解；每一种理解都建立在“前见”（Vorsicht或fore-sight）的基础上，理解总是受到理解者的先在观点的约束和影响；每一种理解都建立在“前把握”（Vorgriff或fore-grasping）基础上，理解总是包含着关于理解对象的处置方式。

他认为文本作为自足的主体，拥有自己最初的视域，而理解者也难以摆脱自身所生活的历史时代背景所限定的视域，理解的过程就是这两个视域的相互融合、最终产生更大的视域（即理解的“后视域”）的过程。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说逻辑缜密，但却抽象深邃，为求一目了然，笔者对此作如下流程解说：“此在”（理解者/读者）是历史的存在，历史赋予他一定的“成见”，所以他的理解也是历史的，他必然拥有自己的“视域”，而此“视域”与彼视阈（即作为自律主体的文本的“视域”）相互融合，这便构成了理解的过程。

而作为历史组成部分的“此在”决不可能脱离历史来理解历史，文本的意义只能是无限填充的过程。

3解释学翻译观要义“无论我们如何给翻译下定义，双语间意义的转换”（transfer of meaning）的共性却是不可否认的。

（lawendowski,1978:267）意义转换的前提和基础是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和阐释。

可以说，“每一次翻译都是一种阐释，基本说来，译者所处的情形与正在做解释活动的人所处的情形相同。

”（陈永国，2005:311）面对潮水般的“作者中心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给处境尴尬的译者带来了转机，动摇了翻译界的思维定式，丰富了翻译研究视阈。

3.1“读者”论解释学翻译观的问世不仅“破除了‘主客二分’的既有认识论模式”，也“更新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范式。

”（叶泽雄，1996:43）其中译者“读者论”以及文本“主体论”不仅对传统翻译观中的“因素论”提出了质疑，而且确立了翻译中的“二核”，即读者与文本之间“一对一”的平等对话关系，大胆地赋予文本鲜活的生命力，最终改变了文本的被动地位，为翻译学科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动态观和生命观。

“它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尤其对人文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把人文科学的研究从科学主义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使之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这不仅扩大了哲学研究的领域，也使人文科学获得了新生。

”（吕俊，2000:49）解释学翻译理论首先提升两个读者（即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和译文读者）的地位①。

伽氏的理据如下：译者“读者论”旨在提升译者作为原文读者的主体地位，丰富译者的身份，消除译者“只译不读”之嫌，拉平译者与作者的力量悬殊，给予译者解读原作的权利，正视译文对原文的距离，从此，译者作为读者和曾被奉若神明的文本立于平等的位置，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也说明了“理解就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谢天振，2003:214）此外，在伽达默尔眼中，译文读者地位也须大力提升。

和译者一样，译文读者有着自身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对于译文会有诸多反应，译文读者完全有权利参与对译文质量的评判并参与翻译批评。

此外，译者“读者论”也从根本上揭示了翻译和阅读的关联，为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提供了更切实际的视角，使翻译的亲和力直线上升，缓解了人们对于翻译的恐惧。

翻译源于阅读又止于阅读，翻译中的“双读者（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效应”对于翻译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