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民国第一人”——蔡锷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农家。

幼年在私塾读书。

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

后入上海南洋公学。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

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

复去日本。

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

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

蔡锷是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献、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

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

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卅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

蔡是个有中国传统道德的军人，他深感李经羲对他恩深义厚，不忍迫以炮火，所以在发动攻势的同时，即函请熊范舆火速请李经羲迁赴法国领馆避难。

第二天革命军攻占了昆明全城，军政学商各界集会公推蔡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设都督府于昆明城内的五华山，都督府下设军政部、参政部、军务部。

云南本赖中央协饷，云南独立，协饷来源断绝，所以革命政府成立后，第一要务是财政上的节约，蔡自定都督月律60元。

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3300余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维持金融。

十六日蔡特派雷飚和彭新民礼送李经羲出滇。

派谢汝冀和李鸿祥率师赴四川，迫川督赵尔丰独立；令罗佩金、康恩肠率一军南征；令李根源率一军西巡。

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接任贵州都督。

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

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

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

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1916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

遗体由日本运回，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上。

遗著编为《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遗集》）。

生平历史救国的萌芽张灵甫题赠的《蔡松坡先生遗集》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

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

12岁考中秀才。

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军事救国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

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

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

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

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

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

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

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

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中国士官三杰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

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

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

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云南任职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

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

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

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

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

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

”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

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

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

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

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

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

这时，他年仅29岁。

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

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

”(《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

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

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

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

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

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

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

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

二次革命时，多次为袁世凯辩护。

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全国经界局督办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

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

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

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

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

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

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

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护国讨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

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