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道法墨兵及纵横家的选人用人思想综述摘要：先秦时期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以及纵横家等流派的思想，这些思想自成体系，其中对于人才的选拔和使用都有着自己的观点和方法。

深入分析各家思想中人才管理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人才的选拔、培养和考核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先秦思想；人才；选拔；管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代代流传的传统的人才思想都是人类历史的文化瑰宝，经过时代与岁月的积淀，对现代社会的人才发展观具有积极的影响意义。

先秦诸子百家虽然在人才观方面没有专门的论述，但是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中均有涉及人才观的方面。

儒家的唯才是举，道家的自我发展，墨家的任人唯贤、以德为先，法家的用其所长，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积极的作用，对现代人才管理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各家的人才思想1.儒家的人才思想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曾子等，他们每个人在哲学思维和社会思想方面均略微不同，但是儒家思想该学派共同的宗旨是一致的。

儒家关于培养人才首要标准就是培养有道德的人。

有道德的人或者说道德完善的人，是儒家教育人的终极目的。

而其有道德的内涵又极为丰富，首先就是忠与孝，仁与义。

对社会、集体、家庭忠诚，对父母亲人孝顺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和追求目标；仁义二字是分别取自：“仁以待人”、“礼义廉耻”。

其次就是中庸之德。

儒家儒家培养讲究中庸之人。

所谓中庸，即不偏激不极端，凡事讲究不过、不及，即不走极端化。

遇到任何事情，不偏执地处理问题，利用温和的思维和方法进行思考和行动，偏执、傲慢、愤怒等都是中庸所不能容忍的处理方式。

在有道德的基础上儒家思想对于人才还有以下标准：首先就是要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要成为一个有气节的人。

其次还要具有“博学于文”的知识素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学习中要有着学习的方向，学习的兴趣以及独到的见解。

最后还要具有“躬行君子”的动手实践能力和“温故而知新”的创新能力。

关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的具体措施，儒家也有其一定的方法。

（1）举荐人才，主张打破人才选拔中的门第、年龄、辈分的限制来选拔人才，对年轻有才华的人可以破格录用。

（2）选拔过程中需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通过个人的言谈和行动是否一致来考察人才是否合格。

（3）检验人才需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从人的行为结果、行为过程、香味的动机乃至个人的醒悟、爱好等全方位考察人才。

（4）评价人才的过程中重视舆论的作用，人的品行、才能往往通过舆论有所体现，需要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

（5）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要“举直错诸往”，把优秀的人才放在适合他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人才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中形成了一整套选拔、使用人才的方法。

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主张还未能完全跳出宗法制下是世卿世禄用人制度的框架，但他提出的一系列的唯才是举、观言察行、知人善用、量才而用和反对求全责备等等的思想主张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2.道家的人才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老子、庄子，道家的思想以“道”来诠释宇窗物，主张道法自然，提倡“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道家老子的人才观是将人才分为理想人和现实人两类，提出了理想人——圣人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不受外物诱惑保持自身精神气节自主人。

而对现实的人才，老子认为贤才是上善、上士、善人，提出“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明确有道即贤的标准，并以此标准将君主分为五等，以“太上”为最高，其他根据民众对君主的态度来区分，依次为“亲之”、“誉之”、“畏之”、“侮之”。

而士列三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所以老子的人才皆是按“道”行事，以“道”划分。

庄子也提出了自己理想人才，称为“真人”，或为“至人”、“神人”。

“真人”类似于老子的“圣人”，也是不受外界异化而保持真我本性的理想人，但庄子进一步论述真人的本质特征，主要从三个要素入手，一为忘物，脱于万事世俗；二为齐生死，坦然面对生死；三为忘已，无关牵挂欲求，追求天人合一。

道家人才思想对于各类人的定义明确，内涵丰富，不仅分层次，还细分等次。

道家对于人才要求不追求名利，脱于世外，要善于知足，勤于实践，把这些作为人才所应具有的高贵品质，但尊崇无为处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却有十分消极的遏制人才发展和发挥重要作用的弊端。

道家的人才思想是建立在其“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政治理想之上的，政治理想的虚无飘渺，必然使建立在其上的人才思想虚幻空洞，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从而为现实所摈弃。

2.法家的人才思想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

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是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学派。

法家思想在人才的选拔上，提出首先是任人唯才、非贤，在推举人才上，讲究“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

”不任人唯亲，唯才是取，不以出身。

重视人的才能。

在人才的选用上，法家人物普遍反对“贤”者，这个“贤”即是儒家的标准：“有德者”。

韩非子完全从公用观点出发，认为：“国有贤者，国之忧也。

”反对君主任用所谓的“隐士贤人”。

人才要证明其有用，不要为虚名所累。

商鞅则干脆认为治国要任用“奸民”，因“良民”有德，讲道义，有良心，不肯揭发他人罪恶，于治国无利，而“奸民”则为利所驱，必互相监视，动辄举报，于治国有利。

法家在选拔人才上，还讲究以法择人，“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度也。

”在人才的选用上，必须建立一种选拔制度，有一种制度保障，就可以避免人才的选拔上的主观性、随意性，还可以避免人事任用中的弊端与漏洞。

在如何用人上，法家的原则首先是量才用人，用人所长。

“使鸡司晨，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能力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是不统一的，全能全才是没有的，无能无才也罕见，善于用人者，总是善于发现每个人的长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上不过，臣不诬能。

”使其各称其职、各安其位。

其次讲求任人以事，重要性就在于“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

”有没有才能，授之以事则立现：“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智愚分矣。

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

”最后任用人才，要责之以功。

“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

”功利观本来就是法家理论的出发点，如果所用之人无“功”，没有工作实绩，没有什么建树，那么就不能称得上人才。

“功”也是赏赐、提拔的依据。

依功用人，不能招致百姓的不平与非议。

法家的人才思想对儒家贤才思想提出异议，法家更重要的是重视人才的能力而不是道德，同时对于人才的管理提出以需要严格和规范的制度要求，这是人才管理上的一种比较先进的思想，尽管当时存在着一定的不完善，但这一新思想对于人才的管理依然有一定的启发。

3.墨家的人才思想墨家的的代表人物是墨子，其学说成于儒家和道家，但在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王天下，正诸侯，尚贤能，等贵贱等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墨家的人才标准也是贤人。

即德行宽厚、言谈雄辩、博通道术、多才多艺、上下调和、清正廉洁者。

可以说，墨子所说的贤人是德才兼备的能人。

首先，在个人素质方面，必须德才兼备。

贤者的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它包括德行、才能、学问、三个方面，而在这三者中间，德行是首要的，是根本，其次方为才能和学问。

其次，在行为上。

墨子提出的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勤以教人”，让有力气的人赶快去帮助别人，有财物的人努力去分给别人，有方法的人勉励地教人。

从德行方面要求人向善。

贤者任官，则应勤政，早朝晏退，早出暮入。

墨家的发展迅速，不断壮大，吸收了各式各样的人才，因此，对于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提出一套具体而完善的措施。

（1）选贤不分等级，在墨子的理论中论述了三条基本的原则“举义不避贵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

推举公义，回避私怨。

不避贵贱”强调的是“有能”的人就举用。

（2）以能授官，以德就列，听贤人们的言论，考核他们的行为，观察他们的办事能力而谨慎地授予官职。

但是“听其言”往往只是片面的，不能够具体全面的了解这个人。

于是墨子深入的提出与“迹其行”相结合。

通过一个人的讲话和对他行为表现的分析，得出此人的能力的大小。

做到察其所长，用其所长，做出量才任用，人适其位。

墨子不仅主张大力选拔人才，而且认为应尽可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考察他的能力，根据能力的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根据德行给予相应的官位。

（3）监督方法：即任前试用制、任上监督制、任后评论制。

墨子的“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都是“慎予官”的体现，其实这就是任前考察和试用制，考验合格后方可正式任命为政长。

应按劳动的业绩确定奖赏，按照功勋来发给俸禄。

所以官不可能永远富贵，民不可能终身下贱。

有才能的就举拔他们，没有才能的就撤消他们。

墨子对政长（特别是对君主）提出了任后评论制。

（4）提高贤能的政治、经济地位，墨子主张要给贤者提供优厚的条件对贤者，必须使贤者富裕，令他们显贵，尊敬他们，称誉他们；给他们高官，给他们厚禄，给他们事做，给他们决断的权令。

显然，这条件既包括一定的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激励。

就是说，既要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又要赋予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同时还要授予其职权使其充分施展才能。

墨家因成于儒道两家，人才思想也承袭了儒家的贤才，但其贤的内容又扩大了一些，更为广泛，同时创立了一套完整的选拔、使用、管理人才的方法。

使得墨家在当时快速壮大，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其人才管理的制度和思想在后世也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4.兵家的人才思想兵家的思想主要以研究作战、用兵的军事思想，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有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

兵家对于人才的要求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德、学、识、才四个方面。

“德”即道德操守。

如要有“能清、能静、能平、能整”，“仁、信、忠”的高尚情操,“将必先己”，“劳逸必以身同”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作风，“以身殉国,一意而已”的献身精神等等。

兵家认为，人才的道德操守有高尚与卑劣之分，这种差别会对人才进行谋略运筹的最终结局产生巨大影响。

“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知识的占有量。

一切企盼成功的人才，都应该是“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的饱学之士，至少也应当是自己所涉足领域中的专家、权威。

“学”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善于向他人学习。

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而众人的智慧才是力量的无穷源泉。

“识”指分析、判断能力,孙子称之“庙算”。

“才”指处理事物的能力。

它包括使用权柄的能力，当需要行使权力时，应该做到“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

对于人才的考察和使用，兵家的思想是“举贤授能”。

选拔任用贤才能士，是关系到事物能否顺利进行的大事，甚至国家兴衰也与此密切相关。

兵家还十分重视对人才进行考察,总结出了许多“察才”的经验方法。

《六韬》就提出了“六守八徵”的观人知人之法。

“六守”为“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