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一、对中国现代历史意义的解释价值：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缘于救亡图强且向西方学习的需要。

向西方学习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性深刻的反思。

向西方学习是向欧洲学习：一个是英美道路模式和文化模式学习（经验实用主义）；一个是向德俄法即大陆道路和文化模式学习（浪漫理想主义）。

前者是国民党人试图走的路向，后者是共产党人坚持走的路向。

历史最后证明，英美模式在中国很难走得通，国民党政权被共产党人的革命所推翻和取代。

但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当时寻求救亡图强的理论或道路都必须打着向西方学习的旗号。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是西方人文主义的现代革命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根本的指导性思想理论，且获得了彻底的决定性胜利。

2．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以及革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在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在不同时期凝结成的不同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历史的意义就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历着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并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但总的来说，它们之间具有发展的逻辑联系。

因此，都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所以，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中国现代历史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话语基础。

二．对当代大学人生健康成长发展价值：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思想理论，是当代中国人生活、工作、学习和成长的既有的政治环境，每个人的生活成长都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环境，只有顺应环境，适应环境，人生成长和发展才能相对顺利。

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时代，凡是背离给定的政治环境的人，无论其是多么地聪明睿智，最终都将被埋没，除非离开这个环境，但又必须适应新的环境。

三．对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论价值：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即既用唯物的视角又用辩证的视角来分析看待各种事物和各种问题。

“物”不仅是指看得见具体的东西，它更广泛的意义是指事物产生的各种制约因素，如环境、情势、知识背景、生理状况、阅历、家庭背景、身份地位等，人作为主体的思想意识是由这些因素综合决定的。

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管子讲：仓禀实，知礼仪，衣食足，知荣誉。

俗语云：饱汉不知饥汉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面包师动力来源也说明了这个思想观点。

马克思讲：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马选》V1P73）。

辩证法就是要用联系发展和矛盾的观点去研究事物分析问题也是非常有效的。

四．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批判价值、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建构价值：1．批判价值：政治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价值指向最根本的是社会公平。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过度强盛，在史无前例地推动了效率或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衍生了社会的极度贫富不均而引发的不公平。

从而为马克思这些具有浓厚人文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思想家的无情批判。

这些批判当中最有深度的思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

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对一切社会的不公平、非正义现象进行批判的学说，所以，它同样可以用来批判中国当今社会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只是这种批判是一种肯定性批判，即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直接对象是资本及其维护资本权益的资本主义制度。

当然，由于站在批判的视角（马克思说：我绝不用玫瑰来审视资本主义，我的使命归结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全》V1P416），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及其他一些著作中向人们展示的资本主义，更多的是负面形象。

因此，如果要全面地了解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进步作用的资本主义，还必须参看其他的西方学者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精神三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的几点忠告》、熊彼特《资本主义史》等。

这些著作有助于人们从正反两个层面去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最直接、最明显的历史作用是极大的提高劳动效率，改变了资本主义以前历史时代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关系将问题的焦点定位于社会公平的化解方式，而用极大地提高效率（即做大蛋糕）来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张力。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通过工业化社会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市场激励机制、个人谋利的伦理正当性动因等手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类摆脱了物质匮乏或短缺而进入剩余时代。

（这也是通常讲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现象的话语视域，其实，短缺尤其是匮乏也是一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极大地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解决物质匮乏问题，而使人类进入剩余时代，是有深刻的发展动力基础的：（1）物质动力因：劳动工具的技术化和资本的合理化。

（2）精神动力因：工具理性精神与世俗生活的形成。

（3）制度动力因：经济制度市场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法制化，所有的制度规范化，制度化制约所有的权力、人、组织和行为。

（1）物质动力因：劳动工具的技术化和资本的道德化。

①只有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工具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含量。

过去时代人们对生产劳动工具的改进改良基本上都是经验的提升或总结。

18世纪60年代后，蒸汽机发明和在生产中广泛应用，半个世纪后，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机器大工业占优势的国家。

随后电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到后来的各项物理、化学发明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等，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②资本的道德化。

什么是资本：资本就是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的货币。

资本在传统意义上有两种形式：生息资本（息量比例小，与生产相脱离，剥削隐性，资本主义以前的形式，马克思批判的非直接对象）和实业资本（息量大，与生产直接联成一体，显性剥削，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批判的直接对象）资本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化过程的简单回顾：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学》对货币成为谋利手段的非正义性定格到基督教教义《新约全书》、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中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承传。

（谈谈《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即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一些与本问题相关的区别，以及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犹太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象是做生意；犹太人的世俗上帝是金钱。

所以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解放归根到底，就是从犹太中获得解放，即从做生意、从金钱势力下解放出来。

（参见《马全》第1卷第451页。

）③资本产生效率的机制：A．资本是生产的重要因素：资本是近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的中介要素。

要大规模地提高生产效率，必须从个体小生产劳动方式发展到集约化生产方式。

集约化生产，不可能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直接结合，必须通过资本的中介环节。

同时，资本成为生产要素，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广泛流动，减少物质资源流动过程中的时间损耗和信息浪费，节约成本，达致生产过程中的优化组合（社会经济运作机制动力）。

B．资本的道德化将人性中“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极大彰显且合法化、合理化，人们追求货币钱财获得了伦理道德上的支撑，从而成为人们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行动的无穷动力源泉（外在评价动力）。

C．资本的道德化使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动力极大化（内在诱惑动力）甚至无限化，克服过去时代人们追求实物容易引发的“小富即安”的劳动惰性。

（南宋时期中国同时代有两个著名的思想家，即朱熹和陈亮，朱是浙江人，陈是江西人。

所以，浙江受陈亮事功学派的影响：理在事中，道在物中，实事实功，经世实学，存天理，得其正；所以浙江人做生意是很有名的；而江西受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心性学派思想影响很深，所以，江西的农耕历史悠久。

）（2）精神动力因：理性工具化与生活世俗化。

①什么是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古希腊哲学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主要来源：古希腊哲学中的两个著名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逻各斯”与“万物遵循的道”（客体性原则，世界背后所固有的本质和规律，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自足性，是宇宙所从之且必向之归的终极存在），柏拉图解读理性不仅是指世界背后的本体性存在，而且是指认识这种本体性存在的理性认识能力和控制人的感性欲望的能力，即人理性具有认识、理解外部世界并控制自己的情欲使自己适应外部世界的秩序和内在必然性。

阿那克萨戈拉（主体性原则，为苏格拉底所继承的发挥，苏格拉底强调人应该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对自己的关注，即“人啊，认识你自己”，他认为，善不仅是宇宙自然的知识，而且更是伦理的人的目的）“努斯（心灵：目的性、能动性、创造性、自由性，但是根据客观实际的主体自身的需要通过理智进行创造构建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或社会，因而不是盲从，是理性的，它是主体把自我看成独立自存，以自我为规范对象，使对象符合自我的“目的”）”的理性主义两种路向。

亚里士多德试图将柏拉图的形式化理性（原则）和苏格拉底的目的性理性（原则）结合起来，克服“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分裂。

他提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四因”说，质料因体现客体性原则，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一般认为合三为一）体现主体性原则。

亚里士多德赋予事物自身以内在的目的性，事物变化体现了事物以自身为对象的自我超越、完善的自在自为原则。

逻各斯的客体性原则和努斯的主体性原则在“实体”自身的运动变化中实现了融合。

希伯来精神是理性主义的重要来源：希伯来精神集中体现在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中。

《圣经》具有的基本教义：上帝创世说、原罪说、灵魂不朽说等。

首先，在上帝创世说中，基督教把蕴含在古希腊理性中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统一在一起，并将其人格化为全知、全善、全能的上帝。

一方面，上帝是“逻各斯”精神的人格化，这不仅体现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体现在上帝创世的过程中，因为上帝是用语言“（逻各斯）”创造世界，上帝就是命运和必然性，为世界提供真、善、美的终极尺度；另一方面，上帝又是“努斯”精神的人格化，它是绝对的创造者，是绝对意志的代表，是自由的化身。

上帝不仅给世界提供了必然性，而且为人的世界提供了目的性（回归上帝），它是世界（包括人类）的起点和归宿。

因此，上帝体现了客体性原则的理性与主体性原则的统一，即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其次，原罪说说明人与神是有距离的。

人虽然具有主体性，人具有世间其他一切物体所不具有的力量和智慧，但人的主体性以对上帝必然性的绝对服从为前提。

一旦人的主体性超越了上帝的规定界限，人就会犯下渎神之罪，即“原罪”。

人由于对必然性的亵渎而背上沉重的罪孽，然而，这并不是人的最终命运。

一方面，人本无罪，人有救赎的可能性：救赎不是带给人新的东西，而是把曾经有过但已失去的东西还给人；另一方面，救赎又必须以人听从必然性为前提，且来自上帝的恩典，人所能做的，就是保持对自身限度的意识，怀着虔敬的心情期待神恩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