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与道理法理者，依据法律规定对权利义务和是非评判给出的理由。
道理者，合乎道德观念对是非评判的一般认知所给的理由。
在逻辑关系上，道理是集合概念，是社会全部道德观念的总和。
法理体现立法者的道德观念，是道理的一部分。
两者不相重合部分即产生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
有争议应当讲道理。
俗话说道理愈讲愈明，而事实上许多道理因观念迥异或认知滞后难求一致，长期争论也是扯不清，道不明，例如“蛋鸡论”、“权法论”。
先蛋论说鸡是蛋孵化的，无蛋何来鸡。
先鸡论说蛋是鸡生的并引据考古发现鸡是由爬行兽进化而来，但爬行动物基本为卵生，于是便产生新一轮的“卵兽论”循环，永远扯不清。
权大论说法是人制定的，有权便可立法，有权也可废法，甚至非常时期行使特别权力。
法大论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总统平民，均无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权力必须服从法律。
对此争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早已给出了答案。
洛克的天赋人权学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无不散发出睿智的光芒，对摧毁封建专制，构建民主社会和法制国家奠定了丰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近代史之前的中国不乏民本思想先哲。
荀况说过“民为本，君为轻，社稷为重”，黄宗羲也说过“君为客，民为主”。
在皇权专制大一统的社会里，这些思想犹如漫漫长夜涤忽闪过的流星，无人拾起并形成完整的体系。
用今人眼光，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思想在当时并无其生存的土壤。
一则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贫瘠之土无法输送足够的营养。
二则这块土壤里原本种植着皇权专制的树，这棵树经过儒家思想几千年的灌溉培育，已经是枝叶繁茂绿荫盖地，再也容不得其他芳草侵袭其领地，那怕是处在萌芽之中。
因此，中国不可能如十七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法国和美、德诸国产生出人民民主思想，公开亮出人民主权的旗号，并将思想理念引向政治实践，用全新的政治制度完全取代封建专制制度。
面对世界大势，中国即使走维新改良之路也必然此路不通，因为没有思想理论基础，没有民众社会基础，也没有生产力经济基础。
解释这个问题，马克思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仍然是至理名言。
近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变革便是皇权沦丧，与此相应的封建专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此后，便是几大军事势力的抗衡争斗，政权的更迭，其间穿插一场抵御外敌入侵悲绝惨烈的战争。
历史进程大抵如是。
在皇权沦丧之后，何以代之？本土的苗早已窒息结不出民主共和的果实，他国却有不同的模式和样本可以参照。
代表不同道德观念的阶层纷纷提出其政治理念，有主张欧美版的，也有主张苏俄版的，还有理想版、复古版等等形式，比较著名的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三大主义均包含民本思想的元素。
无政府主义超脱绝尘追求彻底的个性解放，另两大主义直接碰撞演绎一场生死博弈。
历史诡诘之处往往是高潮嘎止或绝境逢生，结果是弱者战胜了强者。
或许是忙于夺权，忙于战争，忙于政权的稳固，胜利的一方已无暇另起炉灶采用适合国情的政治模式，便全盘引进邻国的政治体制。
当然，其中也包含某些新的探索和传统，这一部分所体现的也就是本国的国情。
然而，探索之路毕竟刚刚起步，传统则已根深蒂固。
政治体制国产化带着浓郁的中华传统色彩，笼罩着封建的阴影。
进入21世纪的现代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业绩令世人瞩目，客观上为政治体制改革培育了土壤，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去衡量，政治体制的主干部分已被输出国自己所摒弃，现行的政治体制也必须进行改革。
政治体制事关国体，如此大题目并非平民百姓不可妄议。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事当由天下人共议之，国事大家谈，不论其代表了何种道德观念，道理应当人人都可以讲。
言论自由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是民主政治的起始点。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是封闭沉闷的社会，是缺乏想象力创造力产生不出民主空气的社会。
保障言论自由，不以道德观念、政治信仰和种族性别的差异而有区别和歧视。
改革政治体制应自广开言路始，消除法律之外对言论自由设置的各种壁垒和关卡。
如同权力不受约束必将腐败，言论自由也必须有约束，这个约束便是遵守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
讲自由是讲道理，讲约束便是讲法理。
法律赋予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法律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法律还规定了涉及言论的犯罪，主要是教唆和传授犯罪方法罪，诽谤、侮辱和诬陷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
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废除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口号旗帜鲜明地挑战专制和暴虐，宣布一切法外之刑均为非法。
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
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任何人尽可畅所欲言，不必担心因言获罪，不必顾虑因言而失去自由蒙受牢狱之灾。
只要不违法，尽可不看他人眼色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不必附炎趋势阿谀奉承，尽管言论不那么讨人喜欢，却保存朴真未泯的良心。
只要不违法，尽可狂傲不桀语出惊人，冲破一切世俗偏见和墨规陈词乃至铁的定论，尽管惊世骇俗万夫所指遍体鳞伤，却留住了独立的人格个性。
言者无罪。
言论自由。
古今因言论曾惹出不少风波。
历史已经遥远，道理人已皆知。
本文试图对当今因言论自由所涉及的几个敏感问题，讲讲道理和法理。
其一，宣扬全盘西化的言论不违法。
全盘西化论是反对者给出的主题词，并非出于某个人自立的主题词，是执政者对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如方、刘等人主张欧美诸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所发表的各种言论的概括。
这些言论所推崇的欧美政治制度包括议会民主制、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制等，政治理念包括人民主权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
他国实行何种政治制度，这是他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外国人可以说三道四，但以武力等手段将本国政治制度强加给他国，即干涉别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原则。
推介宣传引用他国政治制度，不涉及技术保密和知识产权问题，不构成对他国的违法侵权。
问题是，将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向本国民众进行宣传的言论，有没有违反本国的法律，是不是构成犯罪。
问题仍然是，属于法律范畴的问题应当以法明理以理服人，不应当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前文摘录了《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那么，全盘西化论有没有违宪呢？结论应是否定的。
理由为，西化论宣扬的欧美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不是独裁暴政，不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不是军国主义，不是邪教理论，也不是本拉登的恐怖主义，因此，西化论不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
相反，作为对封建专制的反动，欧美政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其所依据的那些天才思想家的政治理念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是全人类共享的遗产，对国家、社会和集体是有益的。
何况，中国直至近现代才摆脱皇权的桎栲，从封建专制的黑暗中挣脱出来，虽产生一些民本主义思想家，但是那些星星点点的民主思想火花很快被扼杀湮没，没有形成完整的民主思想理论体系，更没有现成的民主政治制度，全部是拿来主义。
较为典型的是法律制度中的民法篇，历代皇朝视民众若草芥毫无人权概念，注定其法律重刑轻民不会设定民事权利，中国没有自己的民法典，现在的民法全部是照搬西方欧美国家的民法制度，要说西化早已西化了。
更何况，那些宣传西化论的人不过是在那里宣传，在比较两种政治制度的利弊供民众思考借鉴，尚未将其政治理念付诸实践，其实他们无权也无能力去付诸实践，付诸实践的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和代表人民的立法机构，民众自有鉴别能力。
部分西化现已有之，全盘西化或在部分西化中增添国情特色均可探索讨论，是否实施却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说了算，应该是人民说话算数，决定权在人民。
前文摘录《刑法》对违法言论规定的几个罪名，与本文有关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
上文已述全盘西化的言论不违宪，那么，《刑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依照母法不违法，依照子法定罪本身就已违宪，再去探讨罪与非罪已成赘余。
现仅就罪名中的名词概念，从法理角度略作解释。
国家与政权的概念将在下文作详细阐述。
煽动的说文解字，原意指用扇子摆动生风，引申为鼓动别人做不好的事情。
颠覆和推翻则包含更迭和更新的意思。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言语并不构成罪体，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如果制定了言语是罪体这么一条法律，那么，不但不再有自由民主可言，甚至连自由民主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在文明的国度里早已彻底摒弃思想罪，定罪必须针对犯罪行为以及该行为的犯罪结果。
煽动是以言语方式表现的人的行为，在教唆犯罪中这一行为方式尚可理解，因其唆使而犯罪的是个体或部分人。
但在本罪名中以煽动作为行为方式就很难理解了，因为，个体或部分人被煽动不可能致政权和制度被颠覆推翻，如是则太弱不禁风了。
如果是民众被煽动致政权和制度被颠覆推翻，那么，这一结果恰是顺应了民意，民众没有犯罪，煽动者也不视为犯罪。
定此罪名说明执政者对政权不自信，对治下黎民没有把握若惊弓之鸟。
其二，反政言论不叛国。
国家，这个名词出现在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地理地貌学等所有学科中，国家的名词与所有学科均有关系却不专属于某一学科，而政治学偏将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其实大谬。
国家是一个地域概念，与生活在该地域所有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紧密相连。
国家是一个单独的概念，政府则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两者不是同一概念却时常被捆绑在一起。
执政者经常斥责反政府的言论不爱国，将持有这些思想言论的人斥之为叛国，更是大谬特谬。
将国家视为私有是封建专制朝代的皇帝，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莫为王民，朕即国家。
家天下早已扫进历史垃圾堆，难道还想捡起独夫的衣钵一脉相承吗？因此，国是国，政是政，两者不能混为一体。
几千年改朝换代，国尚在，政已亡，国就是国，政也就是政。
因此，爱国不等于爱政，爱政也不等于爱国。
凡具民族爱国心的人深恶汉奸卖国贼，若五代之石敬塘、南宋之秦桧、明末之洪承畴、现代之汪精卫，这些人不论其生前如何尊荣，死后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此，被冠以卖国叛国罪名的人，愧对国人，无颜见祖先，永世不得翻身。
将不爱国的罪名加到那些持有反政府言论的人头上，未免使人疑惑，既然已不爱这个国家了，也就否认这块生过你养过你的土地，其兴亡盛衰关何屁事，为此而声嘶力竭逃窜奔离以致登监下狱，岂非神经有病。
将叛国罪名加到其头上，更使被加者大呼其冤。
只有脱离原信仰的人才被同阵营称为叛徒，原非同一信仰同一道德同一阵营，以叛国而论岂不滑稽。
譬之司马光与王安石，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国家利益上，他们无疑都是杰出的爱国者，在政权利益上则是持不同政见而已。
持不同政见者古今有之，不足为奇，在不同社会也有不同的境遇。
文明社会里，不同政见具有合法身份，可以堂而煌之公开发表其不同政见，不会有人身安全之虞。
专制社会才视不同政见为异端和洪水猛兽，必欲隔离之、驱逐之、消灭之。
站在国家利益，对不同政见大可不必惊慌，不过是对管理国家提出不同的政治理念，没有干分疆裂土的事，没有干灭绝种族的事，也没干杀人越货的事，何故不能容之。